新四军第五师光辉的抗战历程

新四军第五师是以湖北地区中共组织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为基础建立、以湖北地区为主要根据地的一支抗日军队，于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组建，其前身是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师长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任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命刘少卿任参谋长，下辖第13、14、15旅，第一、第二、第三游击纵队。新四军第五师经历了前后四个阶段的战斗历程。

准备与发动
　　自1937年7月至1938年冬，这是准备与发动阶段。这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及时指示长江局，在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这一地区，要把广泛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军队，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当作中心任务；动员住在城市的学生、失业工人、革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在农村发展建立党的组织。但是，当时由于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束缚和影响，中共长江局在武汉虽然做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但没有拿更大的力量去组织武汉周围的游击战争。部分地区的党组织和领导同志，在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贯彻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因此在豫南、鄂中、鄂东、鄂西、鄂南的部分地区，点燃了武装抗日的烽火，为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和第五师部队的创建打下了基础。
　　豫南确山竹沟镇，是共产党发动和组织中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是中共中央中原局机关驻地。党在这里以新四军八团队留守处的公开名义，在豫南各地进行了广泛的抗战动员，建立了地方党组织，开办了各种训练班，培养了大批干部，开展了统战工作。在信阳地区，党争取和支持了国民党信阳县长，组织起信阳抗日挺进队，协同党所领导的77军军士训练团，在信南四望山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
　　鄂中的党组织通过民主人士的关系，在应城的汤池首先举办了农村合作事业人员训练班，实质是党的干部训练班，训练了300多个进步青年，为抗日游击战争准备了干部。接着以应城党所控制的“应城八条枪”为基础，通过进步的应城县长，组织起应城抗日游击支队，在应城地区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孝感中和乡的共产党员，和本地爱国青年一道，赤手空拳收集国民党溃军丢下的武器，组织了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在当地建立了小型的抗日游击根据地。
　　鄂东党的组织，在黄冈以红色便衣队加上所收藏的七条枪为基础，积极搜集国民党丢下的武器，动员党员、青年积极分子带头参军，组织起鄂东游击挺进队，并在黄冈建立起一块根据地。新四军四支队驻黄安（红安）七里坪留守处的一个警卫排，加上黄陂地方党所组织的梅店自卫队，组成了新四军第六排游击大队，在黄陂、孝感、礼山边界，建立起了抗日游击根据地。党所发动和组织起来的武装，为新四军第五师的建立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分散到统一
　　1939年初至1940年底，这是部队从分散到统一的阶段。党的六届六中全会重申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撤销了长江局，成立了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刘少奇南下，坐镇华中，从此华中的抗战局面焕然一新。
　　1939年4月，国民党解散了鄂豫边抗敌工作委员会。5月，国民党军队吞并了我党发动和组织起来的人民抗日武装——铁道破坏大队。6月，国民党制造了“平江惨案”。在这关键时刻，鄂中区党委召开了养马畈会议。会议中刘少奇发来电报，指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短时期内创立一支5000人以上的、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队伍。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会议决定整编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统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成立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坚持统一战统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为了贯彻中央关于“部队发展与整军交替进行”的指示，充分利用战斗间隙进行整军工作，边区军政委员会于8月份召开了军政干部大会，集中批判干部思想作风上的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等不良倾向，从而使边区的部队从思想上真正达到统一，保证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贯彻执行。这在新四军第五师的建军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阶段中，随着武装斗争的开展，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也迅速开展起来。至此，根据地已扩大到十几个县的范围，建立了九个县的民主政权，部队也从分散的游击队，发展成拥有15000人的游击兵团，民兵发展到约10万人。

巩固与扩大
　　1940年冬到1943年冬，这时期是边区我党我军坚持敌后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也是部队和根据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的阶段。
　　从1940年10月起，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以消灭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为目的的第二次反共高潮。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阴谋，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蒋介石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1月20日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并决定将华中部队统一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其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整编为第五师。在迎击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暴风雨中，一边作战、一边建军，4月5日全师组建完毕，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在白兆山中通电就职。新四军第五师在这一阶段还加强了部队建设。1941年7月21日毛泽东亲自拟电稿，同意华中局意见，决定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五师的军事行动。
　　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经过几年的艰苦卓绝斗争，胜利地形成了从东、西、南、北对盘踞武汉之敌的战略包围。截止到1943冬，我主力军与地方军由1940年底的15000余人发展到近40000人，地区由1941年初的10余个县扩大到51个县（其中基本区14个县、游击区37个县），边区人口由1942年的473.5万余人（基本区216.4万余人，游击区257.1万余人）发展到10420余万人（基本区420万余人，游击区600余万人）。

胜利与失误
　　自1944年初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是边区在胜利与失误交织中取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阶段。为了加强鄂豫边区党、政、军、民的领导，华中局于1943年底派遣郑位三来边区任华中局代表。在郑位三的倡议和边区党委的同意下，从1944年起执行了“以巩固为中心”的方针，进行了整风、生产和组织群众等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其中特别是在整风运动中，郑位三传达和介绍了延安整风情况，使长期孤处敌后的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认清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与王明“左”、右倾错误路线斗争的实质及其重大意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无产阶级觉悟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同时，由于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始终采取了理论联系实际与和风细雨的方法，所以运动的发展一直是健康的。
　　1944年春，日本帝国主义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败退，为摆脱困境，力图将中国大陆变作垂死挣扎的基地，接连发起了河南战役和湘桂战役。四五月间，日寇以6万兵力进攻河南，国民党汤恩伯和胡宗南的40万军队，在37天内失城38座。在这种危急情况之下，中央及时指示五师和华北、华东兄弟部队同时向河南敌后进军。但当时边区领导在指导思想上过分寄希望于华北多派八路军南下，同时对日本很快就会投降的形势估计不足，因而在抗战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和中央指示下达后，仍坚持实行“巩固为主、发展为辅”的方针。只派了一支千余人的部队挺进河南敌后。这支部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了豫南、豫中七个县的新区，开辟了东西宽140余里，南北长200余里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地方武装发展到8000余人，还打通了与华北八路军的联系。事实说明，河南敌后形势确实极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如果五师当时能拿出主力进军河南，完全可以使中原、华北一气呵成，实现席卷中原的战略任务。这样，不仅使边区长期力图解决的“改变孤悬敌后处境”的战略目的能够实现，而且还可以为五师由抗日战争转向解放战争进行战略转变时，形成“背靠华北、威逼武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极为有利的局面。同时，扩大我军活动地区，也大大有利于解决部队财政困难的问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中国人民庄严神圣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抗日战争期间，英勇转战武汉外围敌后战场的新四军第五师，由于党中央，华中局的正确领导，在敌、伪、顽夹击的复杂斗争中，团结了抗日的各阶层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开创了以鄂东大、小悟山为中心的纵横千里的鄂豫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解放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和1300多万人口，建立了39个县的民主政权。部队由开始的几支小游击队发展到50000余人的人民武装。这支英雄部队，同边区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一道，抗击着武汉地区日寇各师、旅团的大部或一部和伪军全部。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新四军五师部队曾对敌、伪军作战1035次，共歼灭敌、伪军41600余人，其中毙、伤、俘敌、伪军30000余人，伪军投诚与反正11000余人。作战中缴获炮23门、掷弹筒39个、机枪218挺、长短枪11000余支。

党领导下的新四军第五师和鄂豫边区人民的抗日斗争，对于全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斗争，起到了重大的战略配合作用，为抗战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