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淞,上海的水上门户和“咽喉”,历史上的兵家必争之地。鸦片战争的陈化成抗英,1932年“一·二八”、1937年“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1949年5月解放上海战役,吴淞都是主战场。及时掌握吴淞及上海周边地区日军的军事战略部署和军事据点情况,对于夺取抗战的全面胜利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3年夏,新四军参谋处决定成立新四军吴淞情报组,由徐国璋任组长(徐国璋,曾为吴淞医院医生,后被发展为新四军参谋处侦察科直属吴淞地区军事情报人员)。为了使情报组获得合法的社会掩护,1943年下半年,徐国璋在吴淞医院的外面开了家“一德诊所”,后改为“一德大药房”。“一德大药房”先设在吴淞镇淞兴路117号(解放后为海燕照相馆),后又搬至中新路127号(现北兴路76号)。“一德大药房”系两层小楼,楼下以经营一些常用药品作为掩护,楼上作为诊所,实际就是新四军吴淞情报组的联络点,开展情报联络、工作交接。
1944年,徐国璋将18岁爱国女青年陈达(原名杨春娣,学名杨俊)发展为情报人员。为了取得职业掩护和生活来源,陈达由徐国璋托人介绍,到日军东亚航空公司飞机油箱车间做工。日军东亚航空公司所在地曾为永安第二纱厂办公大楼,淞沪抗战时期,这座大楼为临时抗战警备司令部。上海被日军占领后,这座大楼由日本人改为东亚航空公司驻地,生产飞机配件。
徐国璋要求陈达在工厂结交朋友,搜集日军东亚航空公司军工生产、厂内驻军以及工友们对日军的态度等情报。陈达进公司系顶替“张和卿”的名额,因此她在东亚航空公司飞机油箱车间做工期间,改名为“张和卿”。
3个月后,该公司被“盟军”飞机炸毁。正是由于吴淞情报组提供的军事情报及时、准确,美军B-29型轰炸机在吴淞投弹准确击中了各个日寇军事目标,东亚航空公司大楼受到严重打击。
后来,陈达又进入日商裕丰纱厂做计量工,徐国璋同样要求陈达搜集该厂的有关情况。陈达在东亚航空公司和日商裕丰纱厂做工期间,系单独租房居住,也经常去外马路101号与黄眷澜(1941年参加吴淞情报工作)搭伴观察敌舰动向。3个月后,为进一步加强情报工作,徐国璋让陈达辞去在日商裕丰纱厂的工作,住到黄眷澜家里,专事观察敌舰动向、收集日军军事情报的任务。陈达与黄眷澜一起,不分昼夜在吴淞外马路101号(今淞浦路)小楼“哨所”察看黄浦江上日舰活动情况。为应对日本宪兵突然搜查,她们在桌上常备一本《日语会话》作掩护,情报藏在灯罩里,彼此间还提前编好了假口供。陈达的日常生活费用,由新四军吴淞情报组帮助解决。黄眷澜和陈达每天就像上战场一样,过着紧张、惊险的战斗生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她们一直坚持了两年多,出色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办的任务,谱写了隐蔽战线一曲英勇善战的凯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