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对我的言传身教

我的父亲田国华是河北保定人。他1938年12月参加八路军，亲身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父亲当年入伍时只有15岁，没有分到战斗部队，而是分在兵工厂当学兵（学徒工），从此跟随兵工厂转战南北、出生入死。1942年，日寇对晋察冀边区进行秋季大“扫荡”。兵工厂把机器设备分解后，藏在水塘里。工作人员“化整为零”以班为单位“打游击”，与日寇周旋。父亲虽是一名技术工人，但首先是一名八路军战士。在激烈的战斗中，父亲身负重伤，那本红色《革命伤残军人证》记载着负伤经历和伤残等级：“在河北省完县与日寇的战斗中，左腕部枪伤，左臂子弹贯通，二等乙级残废。”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和他的兵工厂驻扎在福建省南安县。不久，他奉命入朝参战，“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
　　1958年，父亲随志愿军280部队94分队（即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军械修理厂）从朝鲜平壤市江东郡撤军回国，千里迢迢来到江西南昌。他所在的军械修理厂转为地方国营企业。为纪念中朝人民友谊，经上级机关批准更名为江东机床厂。自此，全厂官兵结束军旅生涯集体转业，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
　　在我读小学时，学会了《游击队之歌》，歌中唱道：“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前。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父亲听了之后对我说：“这首歌充满乐观主义精神，又不乏浪漫的色彩，是激励斗志、鼓舞士气的精神食粮。其实，那时候部队需要的大批武器弹药，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的。靠缴获敌人装备来补充的只是一小部分。”父亲又回忆起抗战时的艰难，他说：“在黄土岭战斗中，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的阿部规秀中将，就是被我们兵工厂制造的炮弹炸死的，我们的兵工厂为一次次战斗的胜利提供了保障！”
　　受父亲的影响，我立志像父亲一样参军入伍，保家卫国。有一天，解放军某部政委来到我家，他是父亲的战友。我坚持要他带我走，父亲和战友异口同声地说我年龄还小，部队需要有文化的年轻人，让我好好读书。可是，等我到了应征入伍的年龄却成了近视眼，但我仍然想参军报效祖国，于是我给父亲的那位战友写信。我想，他是政委，或许可以“特殊照顾”我一下。父亲知道后耐心劝导我：“参军前进行健康体检，是为了保障部队的战斗力。保家卫国不一定非要当兵，其实我们做的每一项工作都是为了民富国强这一总体目标。在不同岗位上尽到不同程度的责任和义务，就是为国家作贡献。”父亲的一番话，使我豁然开朗。
　　1980年，我进入江东机床厂装配车间干钳工。那是又脏又累的工种，晚上还经常要加班。我想让父亲出面，找有关领导给我换个轻松点的工作岗位。父亲没有去讲情，却拿出几枚军功章和《革命军人伤残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年纪轻轻，吃这点苦算啥？现在是和平年代，不用冒着枪林弹雨去冲锋陷阵，也不用冒着危险谋生存，与我年轻时比，算是生活在福窝里了……”
　　艰苦的环境能磨炼人的意志，成就自信。在父亲的谆谆教诲和鼓励下，我刻苦钻研技术，很快熟悉了产品生产程序，掌握了机床的装配技能。几年后，厂领导把我安排到产品质量检验员的岗位上，对出厂的产品进行质量把关。在业余时间里，我坚持写作，常有“豆腐块”文章见报。进而，我兼任了企业报的编辑工作。后来，我受聘担任了江西省军工企业文联《江西国防科技工业》杂志编辑，并加入了江西省作家协会。
　　蓦然回首，我仿佛忽然明白：艰苦的磨难，其实是一笔财富。因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它一方面教人学会抗争、不懈奋斗，另一方面也教人学会豁达、坦然处之。
　　这些年来，父亲对我的言传身教像一盏盏明灯，引导着我不停地跋涉、攀登……感谢父亲，给了我生命中的坚强与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