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1期●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

我亲历农村改革第一个冲击波

作者:张 韧



在我们党的百年历史上,有着多次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翻天覆地般的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其中之一,这次会议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波,我是亲身经历的,所以至今记忆清晰,可谓刻骨铭心。
  1978年9月底,我离开省城合肥,去芜湖地委和当涂县报到,岗位是县委副书记。过了国庆,县委安排我去省委党校学习,为期三月。我在的那个班,多为县委书记。大家主学哲学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每天听听议议,读读写写,早出操,晚娱乐。
  12月的一个清晨,我吸着冬日的凉气绕着操场跑步,听到大喇叭里播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心想:这下学习要换新内容了。但,我并没意识到,从此,我将和全国千千万万个县委书记一样,面临着新中国30年来历任县委书记们所没经历过的工作环境。
  党校当晚就熄不了灯,大家拿着报纸,凭着直觉激动起来,东一摊西一圈地自发讨论:“经济为全党工作中心,那阶级斗争算第几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不就要穷的穷、富的富吗?”
  有的在经过一夜“理性”思考后,第二天深沉地问:“今后集中抓经济工作,究竟厂长大还是书记大?”“党员能不能先富起来?这算带头转移重点的好同志,还是算他私心太重?”
  哈,课堂讨论的时间不够用了!饭桌上、宿舍里、走廊外甚至厕所里一片争辩声、宣告声、疑问声和开心的哄笑声。尽管大家一时还消化不透三中全会公报,但全体学员对中央确立“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群情欢腾,完全接受,都认为:人折腾人的日子,算过去了!
  第二年麦收后,当涂县委的难题就开始了。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搞大包干的风声悄悄地却是飞快地传遍农户:“听说人家已经各种各的地,各收各的麦了”,“听说省里不反对”。
  县委很清楚,安徽有几个县已经“放”掉了,省委的态度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即允许试行联产到队、到组、到户等各种形式的农村生产体制。问题在于当涂怎么办?当时县委一班人总的不想“放”,因为1978年,当涂工农业总产值近三个亿,其中县级工业一个亿,全省第一,就是在全国,也小有名气,正要往新目标冲呢,这集体一散伙,还搞什么?当涂的粮食产量、农业总产值也名列前茅,搞砸了,谁负责?据说江苏华西是因为集体的底子厚,散不了。可是,这风起云涌的大包干勾住了农民的心,我们的实力又不如华西,能顶得住吗?再说,我们县委不想放手大包干,究竟算是马列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还是“当涂特殊论”在作怪?我们自己也说不清。
  夏天,县委书记许春波让我回合肥时找省委书记聊聊,他说:“你是女同志,年轻人,好说一些,问个底吧。”我找到了省委书记顾卓新(注:1977年夏,党中央为解决安徽省的问题,改组安徽省委,委派万里为省委第一书记,顾卓新、赵守一为省委书记,从外地来皖任职)。顾是个坚毅爽快的北方人,不假思索地给我交了底:“当涂再看一看也可以。如果你们继续搞集体生产,省委不会说你们‘左’;如果你们都搞了大包干,也不会说你们放弃集体经济成果。要看多数老百姓的意向,看实践效果。”这番话,让我喜得感到坐着的板凳都快化开了。这一刻,我这个年龄虽不大却已领受过“文革”以来各种各样批判的干部,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解放!回到县里一传达,大家也一轻松,都说:省委不给我们扣帽子,我们互相之间也别扣,边干边研究。
  1979年秋,中央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生产体制仍未作规定,强调允许农民因地制宜、自主经营。冬天,每年例行的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召开了。大会上,县委的意见不太明朗,倾向维护集体生产形式。讨论时,社队干部吵了个一塌糊涂。有的为县委不明确而发火发急,有的为集体积累将付诸东流痛心疾首。有的问:“如果包产到户了,队里的公用仓库怎么办?拖拉机分给谁?”有的说:“你操什么心?只要同意大包干,我就有办法分!”有的骂:“你小子吃现成饭不知创业难!”有的笑:“你老家伙死脑子一条道走到黑!”嘿,炸锅了!当然,也有人盘着腿抽闷烟,有人干脆开溜,这会差点开不下去了。
  县委决定一边组织春耕生产,一边深入调查研究。1980年开春时,局势更加明朗。无论圩里还是岗上,许多农民不出工了,他们背靠山墙晒太阳,软抗。社队干部说话已不灵,县化肥厂的化肥也难卖动。农民很清楚,全省许多地方实行了大包干,他们也要走这条路。县委一看,耽误生产啦,不行!立即放了个“响炮竹”:各社各队都可以根据当地农民的意愿决定生产形式,但不能一窝蜂吃光用光分光。
  1980年5月,本县西河公社龙潭大队窑湾生产队长水从宽和会计李广洲,在学习外地经验的基础上大胆改革,将全队化为4个小组,以组为单位,联产承包,并合理分配了队里的各类资源,得到本队农民积极拥护。
  像雪崩一样,不少社队20年来一贯制的集体出工一夜就取消了;像春笋一样,许许多多的新形式新办法一夜就生长出来了。本来最伤神的问题是好地孬地分不均,农民用了个最公平简单的办法:抓阄;本来最担心的是防汛大堤没人修,农民自定新政策:有人出人,没人出钱雇人;本来抓“双抢”要费劲开誓师大会,层层动员,这年夏收夏种时节,当干部的、做工人的、捧书本的,都早早赶回家“支农”了。
  当然,集体经济的坛坛罐罐也被打碎了一些,有的孤寡老人一时没人照应,县财政花几百万进口的插秧机只能先靠边,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不过,那些产品好、管理好、有市场的社队企业还是被保留下来了,后来发展成上规模的企业。毕竟,农民是识货的。
  1981年7月,当涂全县平稳地实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县农业总产值继续上升了。就这样,这一支混合着怀疑与希望、交织着激奋与欢乐、追求着发展和解放的农村改革第一乐章告一段落。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那以后,农村的生产体制和生产方式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全国的县委、县政府面对着不断冒出来的新情况,着手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也许,在今天看来,当时的我们未免可笑,可是,我经历并见证了新中国农民第一次在党和政府的放手支持下,各自选择不同的生产体制和方式。至今想起这一段来,仍然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