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党的百年历史上，有着多次里程碑式的重要会议，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翻天覆地般的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其中之一，这次会议所带来的巨大冲击波，我是亲身经历的，所以至今记忆清晰，可谓刻骨铭心。
1978年9月底，我离开省城合肥，去芜湖地委和当涂县报到，岗位是县委副书记。过了国庆，县委安排我去省委党校学习，为期三月。我在的那个班，多为县委书记。大家主学哲学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每天听听议议，读读写写，早出操，晚娱乐。
12月的一个清晨，我吸着冬日的凉气绕着操场跑步，听到大喇叭里播出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心想：这下学习要换新内容了。但，我并没意识到，从此，我将和全国千千万万个县委书记一样，面临着新中国30年来历任县委书记们所没经历过的工作环境。
党校当晚就熄不了灯，大家拿着报纸，凭着直觉激动起来，东一摊西一圈地自发讨论：“经济为全党工作中心，那阶级斗争算第几位？”“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不就要穷的穷、富的富吗？”
有的在经过一夜“理性”思考后，第二天深沉地问：“今后集中抓经济工作，究竟厂长大还是书记大？”“党员能不能先富起来？这算带头转移重点的好同志，还是算他私心太重？”
哈，课堂讨论的时间不够用了！饭桌上、宿舍里、走廊外甚至厕所里一片争辩声、宣告声、疑问声和开心的哄笑声。尽管大家一时还消化不透三中全会公报，但全体学员对中央确立“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群情欢腾，完全接受，都认为：人折腾人的日子，算过去了！
第二年麦收后，当涂县委的难题就开始了。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搞大包干的风声悄悄地却是飞快地传遍农户：“听说人家已经各种各的地，各收各的麦了”，“听说省里不反对”。
县委很清楚，安徽有几个县已经“放”掉了，省委的态度是“可以—可以—也可以……”，即允许试行联产到队、到组、到户等各种形式的农村生产体制。问题在于当涂怎么办？当时县委一班人总的不想“放”，因为1978年，当涂工农业总产值近三个亿，其中县级工业一个亿，全省第一，就是在全国，也小有名气，正要往新目标冲呢，这集体一散伙，还搞什么？当涂的粮食产量、农业总产值也名列前茅，搞砸了，谁负责？据说江苏华西是因为集体的底子厚，散不了。可是，这风起云涌的大包干勾住了农民的心，我们的实力又不如华西，能顶得住吗？再说，我们县委不想放手大包干，究竟算是马列主义的“具体问题具体对待”，还是“当涂特殊论”在作怪？我们自己也说不清。
夏天，县委书记许春波让我回合肥时找省委书记聊聊，他说：“你是女同志，年轻人，好说一些，问个底吧。”我找到了省委书记顾卓新（注：1977年夏，党中央为解决安徽省的问题，改组安徽省委，委派万里为省委第一书记，顾卓新、赵守一为省委书记，从外地来皖任职）。顾是个坚毅爽快的北方人，不假思索地给我交了底：“当涂再看一看也可以。如果你们继续搞集体生产，省委不会说你们‘左’；如果你们都搞了大包干，也不会说你们放弃集体经济成果。要看多数老百姓的意向，看实践效果。”这番话，让我喜得感到坐着的板凳都快化开了。这一刻，我这个年龄虽不大却已领受过“文革”以来各种各样批判的干部，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解放！回到县里一传达，大家也一轻松，都说：省委不给我们扣帽子，我们互相之间也别扣，边干边研究。
1979年秋，中央四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生产体制仍未作规定，强调允许农民因地制宜、自主经营。冬天，每年例行的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召开了。大会上，县委的意见不太明朗，倾向维护集体生产形式。讨论时，社队干部吵了个一塌糊涂。有的为县委不明确而发火发急，有的为集体积累将付诸东流痛心疾首。有的问：“如果包产到户了，队里的公用仓库怎么办？拖拉机分给谁？”有的说：“你操什么心？只要同意大包干，我就有办法分！”有的骂：“你小子吃现成饭不知创业难！”有的笑：“你老家伙死脑子一条道走到黑！”嘿，炸锅了！当然，也有人盘着腿抽闷烟，有人干脆开溜，这会差点开不下去了。
县委决定一边组织春耕生产，一边深入调查研究。1980年开春时，局势更加明朗。无论圩里还是岗上，许多农民不出工了，他们背靠山墙晒太阳，软抗。社队干部说话已不灵，县化肥厂的化肥也难卖动。农民很清楚，全省许多地方实行了大包干，他们也要走这条路。县委一看，耽误生产啦，不行！立即放了个“响炮竹”：各社各队都可以根据当地农民的意愿决定生产形式，但不能一窝蜂吃光用光分光。
1980年5月，本县西河公社龙潭大队窑湾生产队长水从宽和会计李广洲，在学习外地经验的基础上大胆改革，将全队化为4个小组，以组为单位，联产承包，并合理分配了队里的各类资源，得到本队农民积极拥护。
像雪崩一样，不少社队20年来一贯制的集体出工一夜就取消了；像春笋一样，许许多多的新形式新办法一夜就生长出来了。本来最伤神的问题是好地孬地分不均，农民用了个最公平简单的办法：抓阄；本来最担心的是防汛大堤没人修，农民自定新政策：有人出人，没人出钱雇人；本来抓“双抢”要费劲开誓师大会，层层动员，这年夏收夏种时节，当干部的、做工人的、捧书本的，都早早赶回家“支农”了。
当然，集体经济的坛坛罐罐也被打碎了一些，有的孤寡老人一时没人照应，县财政花几百万进口的插秧机只能先靠边，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不过，那些产品好、管理好、有市场的社队企业还是被保留下来了，后来发展成上规模的企业。毕竟，农民是识货的。
1981年7月，当涂全县平稳地实现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且县农业总产值继续上升了。就这样，这一支混合着怀疑与希望、交织着激奋与欢乐、追求着发展和解放的农村改革第一乐章告一段落。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那以后，农村的生产体制和生产方式又发生了许多变化，全国的县委、县政府面对着不断冒出来的新情况，着手解决新出现的问题。也许，在今天看来，当时的我们未免可笑，可是，我经历并见证了新中国农民第一次在党和政府的放手支持下，各自选择不同的生产体制和方式。至今想起这一段来，仍然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