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程国璠1938年从延安抗大总校毕业，就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皖南事变后父亲所在的八路军第5纵队奉命南下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抗美援朝，他长期在一线战斗部队工作，从基层指挥员逐步成长，年仅34岁时就被任命为炮兵副军长，60年代转业后长期在上海的中科院系统工作。今年恰逢父亲逝世十周年，回忆我与父亲一起经历的几件小事以作纪念。
尊重知识 广交朋友
父亲始终尊重知识分子，认为满怀爱国热情归国的科学家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转业到中科院系统工作后，许多著名的老一辈科学家例如王应睐、曹天钦、罗宗洛、殷宏章、张香桐、张家骅等等都成为他的好朋友。
记得父亲1977年调中科院上海昆虫研究所任党委书记。他上任伊始就给我国著名昆虫学家杨平澜所长落实归还文革中被侵占的住房，又给杨所长配备业务秘书，安排小车每天接送杨所长上下班。可我们自己家文革中被强行收走的住房，却不去过问。
父亲认为科研工作要听取各种不同意见，科学正是在争鸣中发展起来的，他倡导在学术上要有民主气氛，为此大大调动了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昆虫所的工作也蒸蒸日上。1979年10月5日的《文汇报》以《科研人员的良师益友》为题，在头版头条做了专题报道。父亲将他在科研单位取得的成绩写信向老首长黄克诚同志汇报,年事已高的黄老双眼看不见，就让秘书念给他听，黄老听后连声称赞：“好，好！”
两年后，当父亲调离昆虫所时，杨所长在欢送会上流着激动的眼泪说：“你是和我合作过的几个党委书记中最好的一个。”
清正廉洁 两袖清风
老一辈革命者的清正廉洁是有口皆碑的，父亲只是其中的一员。记得1980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同志要到中科院上海昆虫研究所视察，如何接待方毅同志，父亲想到的就是泡一杯好茶。父亲对所长杨平澜说：“我出钱去买二两好茶叶吧。”杨所长对父亲说：“我的工资比你高，还是我去买吧。”结果就是用杨所长花钱买的茶叶招待了方毅同志。回到家父亲对我们说：“杨所长跟我客气，还是他出了钱。”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电视台每天连续播出悼念和纪念毛主席的活动。当时有电视机的人家还很少，而我们家有一台父亲用部队转业费买的国产电子管电视机。为了让单位里更多的群众看到悼念毛主席的活动，他主动把电视机搬到单位给广大群众一起看。一个月后，电视机还回来了，但是被告知电视机坏了，换了一只电子管，并附来了15元钱的发票。父亲二话不说就把钱付了。
随着改革开放后同国际上的交往日益增多，父亲在科研系统工作，有多次出国考察的机会，但他都让给科学家去。他说：“我去干什么，让那些一线的科研人员去。”自己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游山玩水，他一生唯一的出国就是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朝鲜的坑道里住了三年。
实事求是 只讲真话
父亲从抗大毕业后曾在被党内誉为“一辈子讲真话的人”黄克诚同志身边和下属单位工作长达八年之久，深受黄老的教诲和熏陶，父亲也是只说实话，不会溜须拍马，更不会说假话。
1998年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员会要拍摄贺绿汀同志的人物传记片，派了记者和摄像师前来采访父亲。因为贺老曾在1942年到苏北根据地工作和考察，父亲当时任新四军第三师司令部作战教育科的参谋，负责接待过许多来根据地的文化名人如贺绿汀、邹韬奋、阿英等。采访那天我陪同在场。记者问：“你们部队碰到鬼子扫荡，都化整为零换便衣行军，贺老也是一起走的吗？”父亲说：“是的，当时贺老穿的长衫就是和邹韬奋纪念馆里陈列的一样。”记者又问：“行军途中休息时，贺老给战士们唱歌或者教战士们唱歌吗？”父亲说：“贺老是大音乐家，不是歌唱家，他不教战士们唱歌，他给大家拉小提琴。开始他拉《马赛曲》等世界名曲，战士、群众都听不懂，没有反应。贺老察觉到了就改拉秧歌舞曲、小放牛等民歌，这一下可受欢迎了，大家都说那个盒子（指小提琴）发出的声音这么好听！”记者又问：“平时贺老是否和战士们吃一样的伙食？”父亲说：“不，贺老吃的可好了，黄师长对知识分子特别照顾，要求每顿都尽量给弄好吃的。”听到这里，我深深地感触到要真实地还原历史，多么需要像父亲这样讲真话的人。
春蚕吐丝 至死方尽
1984年父亲主动打报告从中科院上海分院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离休后他继续发挥余热，成为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顾问，第39集团军军史编审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他还受聘为盐城新四军纪念馆的顾问，他将家中的许多有文物价值的战利品捐赠给了盐城新四军纪念馆，包括日军的望远镜、美国的指南针和微型照相机等。
1998年在征得我们子女同意后，他将平生不多的积蓄全部捐赠给了家乡的母校。他说：“当年我们的校长周祖训先生（解放后任河南省漯河市政协副主席）是开明人士，他上课给我们讲陶行知，讲鲁迅，后来又聘请吴芝圃同志（1925年河南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解放后任河南省委书记）来当老师。1935年，我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上街游行，贴标语，抵制日货，使许多学生受到早期的革命教育。卢沟桥事变后，我们学校有十几位同学和校友分别投奔了延安，到敌后参加八路军的学生就更多了。这在一所偏僻的农村中学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情，绝大多数同学都在后来的战争中牺牲了。作为幸存者，我要感谢母校，希望母校能给国家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早在1994年，父亲就和母亲共同立下遗嘱：逝世后丧事一律从简，不开追悼会，不向组织上提任何要求，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2001年5月29日凌晨，父亲走完了他的一生，我们按照他的遗嘱办理了后事。时任市科技党委书记赵为民同志前来家访，当看到我家住的破旧老房子时非常惊讶，他感慨地说：“到底是老同志啊！”
今年是我们党成立90周年，我们党面临着如何执政的严峻考验，怎样树立党和政府在群众心中的威信，带领广大人民共同富裕起来，仍需要千千万万个有老一辈革命者工作作风的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