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沧桑忆明斋

诸多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的回忆材料谈到了杨明斋在中共一大之前的活动。他协助维经斯基，联络“南陈北李”，为推动中共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工作，实际上是筹建中共的一位“牵线人”。但是，党的一大以后，杨明斋的去向和下落却不甚明了。时值中共建党百年之际，笔者通过大量史料对杨明斋的人生轨迹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此文，期望得到专家的批评指正。

万里投荒，接受马列

杨明斋，1882年3月生，山东省平度县西乡马戈庄人，本名杨好德，字明斋，俄文名ЯHХoДe。父亲杨仁鉴是受过传统教育的农民，当过几年“乡约”，类似于村长的角色。杨明斋7岁开始读私垫，由于家庭迭遭变故，加之弟妹众多，16岁便辍学务农。在那个时代的山东，“闯关东”是农民们另谋生路的普遍选择。

　　1901年3月，19岁的杨明斋也走上了这条路。杨明斋的目的地，并不是中国境内的东北，而是沙俄统治下的海参崴。杨明斋同村中，有好多人已经在海参崴安家落户，其中有杨明斋的远房兄弟。杨明斋到达哈尔滨时，已身无分文，只好做了半个来月的苦力，攒了些盘缠，才终于抵达海参崴。在海参崴，杨明斋既当工人又兼做记账员。
　　1908年，杨明斋到了西伯利亚矿区。在这里，杨明斋与布尔什维克党人相遇。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从事着使俄国失败的运动。作为华侨工人的代表，杨明斋投身了这场运动，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十月革命”后，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参加了苏联红军，杨明斋在动员华工参加红军、支援前线、保卫后方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参加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后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0年又到海参崴以华侨联合会负责人的公开身份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19年3月，在列宁主持下成立了共产国际，以此领导整个世界的共产革命。1920年4月，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向中国派出了维经斯基小组，杨明斋作为翻译和向导参加了这个小组。维经斯基小组到北京后，杨明斋的职责不仅仅是翻译，他实际上担负起与中国知识界联络、接洽的种种工作。某种意义上，这个小组的真正领队是杨明斋。

渔阳薪火，党团先驱

1920年5月间，维经斯基小组带着李大钊写给陈独秀的介绍信抵达上海。在上海，维经斯基小组首先与陈独秀见面，随即与《星期评论》的戴季陶、李汉俊、沈定一(玄庐)和《时事新报》张东荪等人接触。
　　作为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牵线人”，杨明斋在中国共产党建党过程中做了许多重要工作。为了开展建党活动，杨明斋租赁了渔阳里六号作为基地，把自任社长的“中俄通讯社”设在这里。在这里，杨明斋向《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等国内媒体供稿，介绍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经验，同时将有关中国的重要消息译成俄文发往莫斯科。维经斯基在上海的工作进展得很顺利，1920年5月便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成立，杨明斋担任负责人。8月间，中共最初的班底——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沈定一、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等人。维经斯基与上海滩上这些人的磋谈，当然要由杨明斋做翻译。
　　1920年8月，中共上海发起组成立以后，为了团结、教育青年和扩大党的影响，决定发起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党派发起组中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负责这一项工作，并派年长的杨明斋负责指导。不久，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杨明斋的住宅渔阳里六号成立，俞秀松任书记。同月下旬，杨明斋还参加了成立“又新印刷所”的工作，筹备和出版了《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月刊，参与《新青年》杂志的改版工作。
　　1920年9月，中共上海发起组在渔阳里六号办起了外国语学社，由杨明斋担任校长，公开挂出招牌，并在《民国日报》连续数日刊登招生广告。广告宣称从事英、法、德、俄、日等多种外语的培训，实际上则只教授俄语，主要是传播马列主义理论。在受训期间，则是尽量将学员吸收进社会主义青年团。学员在这里接受几个月的俄语和政治培训后，就被送往苏联。从这个“补习学校”向莫斯科派出的学员中，有刘少奇、彭述之、任弼时、罗亦农、柯庆施、肖劲光、王一飞等人。
　　1920年秋天，陈独秀、杨明斋等在渔阳里六号还帮助工人建立上海机器工会。1921年初，中共上海发起组在杨明斋处又建立了一个教育委员会，包惠僧任主任，杨明斋任副主任，以统一领导上海的青年群众运动。这年的三八妇女节和五一劳动节的纪念筹备活动，都是在这里进行的。杨明斋的住处确实成了中共上海发起组的一个工作部。

矢志不移，信仰弥坚

中共“一大”召开之前，杨明斋和张太雷等人赴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中国建党情况，成立了远东局中国支部；接着又赴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此说有争议）。据王会悟回忆，1921年7月召开党的一大时，杨明斋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中共一大以后，1921年，杨明斋从俄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
　　中共一大后，杨明斋主要从事党的理论教育工作，他曾在上海党内讲授过《马克思主义浅说》 《阶级斗争》和《帝国主义论》。1921年10月，杨明斋和陈独秀、包惠僧、柯庆施、高君曼一起，在陈独秀住处被捕，后经党营救出狱。1922年7月，杨明斋参加了党的二大部分会议，为党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发表了积极的意见。
　　1923年前后，杨明斋租住在北京的一所寺庙里，埋头写作《评中西文化观》的小册子。杨明斋选择两本书和一篇文章作为批判对象：梁漱溟的专著《东方文化及其哲学》、梁启超的专著《先秦政治思想史》、章士钊的文章《农国辩》。全书14万字，自费由北京前门外一家印刷厂印刷出版，时间是1924年6月。《评中西文化观》指出，复古是一种倒退，更是白费工夫，只有吸收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西方文化精华，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才有希望，才能振兴，引起了学界的巨大反响。
　　杨明斋对于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问题曾持不同意见。蔡和森所著《党的机会主义史》中有所记述；但是，他和当时许多党员一样，中共三大做出决议之后，在组织上是服从国共合作大局的，在北京工作一个时期之后，到了恰恰是国共合作中心的广州，并在这里为推动国共合作而努力工作。他和张太雷、黄平、傅大庆、卜士奇、胡志明等一起，担任苏联顾问团的翻译。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杨明斋在黄埔军校中国军人联合会会刊《中国军人》上，还发表了题为《怎样纪念中山先生》的文章，表示对这位国共合作先驱的深切怀念。

对党忠诚，无怨无悔
　　杨明斋长期在党内从事理论教育和宣传工作。1925年国共合作时期，他受党的派遣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工作并任副校长，培养了一大批中共早期领导人。1925年10月，杨明斋与周达文率领第二批学员，从上海出发赴苏联，这批学员中，有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孙冶方、张琴秋等。11月底，他们到达莫斯科中山大学。杨明斋则留在了中山大学总务处工作。1927年夏，他接到了维经斯基给中共中央的一封信，推荐他去中共中央做负责工作。
　　杨明斋从苏联回国以后，又一次到北京赁屋隐居，写起了他的第二本书——《中国社会改造原理》。大约在1928年秋间，杨明斋完成了上卷，共15万字。他较早认识到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主张从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入手，用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为指导改造中国社会。上卷于1929年2月在北平出版。同时杨明斋化名杨和贤，到冀东丰润县车轴山中学任国文教员。1929年6月，近十万言的下卷稿写成，争取了一些党内同志的援助，才得以在北大商办印书所印刷，由北平西单东方书店发行。
　　杨明斋的人生轨迹从1927年开始发生改变，这跟当时的革命形势不无关系。1927年，国共合作宣告破裂，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反思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认为跟陈独秀的右倾退让策略不无关系。1929年11月15日，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开除陈独秀的党籍。对此，已回到祖国的杨明斋认为对陈独秀处理过重，认为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也应负有一定领导责任。随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偷越国境，企图到莫斯科找共产国际，替陈独秀鸣冤。1930年1月，杨明斋越过中苏边境后，先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当中文教员，后又到海参崴《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

最后岁月，含冤苏联

1932年10月21日，杨明斋致张国焘的亲笔信中，详述了他最后一次赴苏联的时间及不幸遭遇。他说：“我1927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正赶上张作霖宣战阎锡山，曾在北方政治局做事。在这里我得知党中的事做得非常的不好，尤其是和国民党分家的那些余波现象。1930年春，我从中东路边线上投到苏联政治管理局，在伯利总政治管理局坐了13天黑房，才得到第三国际（共产国际）许可，做了80页的报告书。书内无非是说中国有特殊的经济条件和特殊的政治、文化等历史，要改造中国必须利用民族所有的经济条件和政治历史，尤其是要注意工作上的方法和农民的组织，必须根本地改变从前做事的方法，要留信用于群众，不可照旧的利用群众虚张声势。要立下党的基础和得信于群众。书上后，在远东做了些小事。”可是，“1931年正月把我充军于托木斯克”。

　　其间，正在苏联西伯利亚保卫机关工作的师哲，在其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中记述了杨明斋在托木斯克的拮据生活和耿直品格。师哲在回忆录中说：1933、1934年间，他从托木斯克保卫机关负责管理流放犯的人员那里得知，在被流放的人员中有一位叫杨明斋的，生活过得很苦，脾气很怪，自称是老中共党人，曾给王明、康生写过信，但没有人理他，整天埋头读书，钻研哲学、政治经济学，并著书立说。师哲借出差机会去看望这位中共元老，见他住在一幢楼房的底层，吃喝拉撒睡于一室，一片狼藉。他足不出户，不娱乐，不和别人交往，自己做饭，每日三餐只生一次火，日子过得十分困苦。师哲与他交谈，劝他与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告知他代表团团长现在是王明。杨明斋愤愤地表示：“决不愿为五斗米而折腰，更不愿向他人求助。”
　　为了进一步求证杨明斋在苏联的最后岁月，历任中国石油大学研究室主任、人文及社会科学系主任余世诚教授曾致函给时任苏联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求助，并且收到了苏共中央委托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吉塔连科的回信：他（杨明斋）在1930年1月越过中苏边境后，先是在哈巴罗夫斯克当中文教员，后又到海参崴《红星报》和无线电台工作。1931年被作为“非法越境”者流放托木斯克，至1934年8月流放期满，赴莫斯科在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当投递员和校对。吉塔连科所长告知我们，“1938年2月杨明斋以被捏造的罪名遭逮捕，并于同年5月牺牲。”吉塔连科还告知我们，1989年1月苏共中央已作出决定，对包括杨明斋在内的“所有由非诉讼机关镇压的人都应恢复名誉”。1989年8月，杨明斋由国家民政部门公布为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