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革命峥嵘岁月

在建党百年之际，作为一名老兵，回忆革命斗争的场景，我百感交集。

埋下仇恨日寇的种子

1930年1月31日，我出生在义乌市赤岸镇三丫塘村，排行老二。
　　我父亲是木匠，全家五口依赖他微薄的收入生活。1942年春，父亲患肺病不幸去世，家中失去了顶梁柱，生活陷入困境。
　　那时，我姐姐已经出嫁，母亲带着弟弟改嫁到邻村。我则留在老家，靠打柴为生。
　　日寇入侵后，把村里许多房子拆了修炮楼，我家的住房也在其中。日寇烧杀抢掠，干尽坏事，让我和乡亲们十分憎恨，总想把鬼子们赶尽杀绝。
　　我无家可归，在母亲的劝说下，只得投靠继父。

继父指引我参加革命

来到继父家时，我还不知道继父陈樟根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家是秘密地下交通联络站。
　　在继父的教育和影响下，我跟随他以卖茶壶作掩护，经常到永康、金华、浦江、东阳、兰溪等地搜集或传递情报。有时我也单独行动，成了党的地下小交通员。
　　记得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抗日武装八大队政工室主任陈雨笠到我家来联系工作。陈雨笠是安徽人，早年参加革命，义乌沦陷时是党在金华地区的特派员。他和蔼可亲，用半生不熟的义乌话和我交谈，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我心里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在继父的引荐下，我在1942年6月参加革命，成为八大队的一名小战士。那年我才13岁，又黑又瘦，还没有汉阳造步枪高呢！

从勤务员到警卫员

参加革命后，八大队的首长先让我给陈雨笠主任当勤务员，负责照顾他的生活。
　　当时我心里老大不快，因为我很想当战士，扛起枪与日本鬼子真刀真枪地干。陈雨笠见了，就耐心地开导我：“你年纪小，人还没步枪高呢！先在我这儿干些日子，这也是革命的工作嘛。”
　　听了这话，加上继父也托陈主任对我多加关照，我心里慢慢平静了下来。
　　陈主任有时让我送信、搜集情报、购买物品。他学识渊博、为人和气，从来不摆架子，自己如果有空，许多生活上的事就不麻烦我。他做事干脆利落，把我当亲生儿子照料，让我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温馨。
　　部队宿营或空闲时，他给我讲革命的道理，教我学文化。我现在能说能写，得益于他的启蒙和教诲。
　　我在陈主任的关心帮助下进步很快，常常得到首长的表扬。后来，首长发给我木壳枪，那可真是威武！从此，我担任陈雨笠的警卫员，直到1949年下连队任文化教员。
　　我很感激陈主任对我的关心、鼓励和培养。老首长虽已作古，但我一直很怀念他。

难忘的塘西桥战斗

1944年5月9日，正是麦熟季节，日军40余人由义亭据点到义西地区上楼宅一带“扫荡”。
　　八大队侦察员火速将情报送到指挥员手中。经过分析，指挥员估计敌人在吴店吃过中饭后，将经吴店村南的塘西桥返回据点，立即作出部署：三中队埋伏在吴店方向，特务中队埋伏在塘西桥南面的高坡上，义西区中队负责警戒义亭方向的来敌。
　　下午2时，当敌人走上塘西桥时，八大队大队长王平夷一声令下，埋伏在高坡上的战士们猛烈开火。三中队积极配合，从敌人侧翼发起攻击。敌人腹背受敌，只得撤退到桥边麦地里顽抗。
　　奉命来金义浦活动的金萧支队二大队闻讯后，也在李一群大队长的率领下前来支援。战斗持续了5个多小时，我军在天黑后主动撤离，残敌狼狈逃窜。此战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大长了抗日军民的斗志。
　　塘西桥战斗毙敌20余人，缴获敌指挥刀一把、大白马一匹。战斗中，八大队金德秀等6位同志牺牲。解放后，当地政府在塘西桥战斗旧址立碑纪念，又建起了烈士陵园，让后人永远缅怀先烈。
　　敌人惨败后，第二天调集了大批人马，来塘西桥抢收尸体，还报复性地烧毁了吴店400余间民房。当地群众并不气馁，反而安慰我们说：“只要能打垮日本强盗，房子被烧算什么？”
　　塘西桥战斗当晚，我军连夜转移。第二天早上，部队首长发现吴子刚中队长失联，就让我去寻找。这时，敌军已封锁了许多交通要道。
　　在黄山村，敌人荷枪实弹守在一座大桥上。为了完成任务，我把信件用黄豆叶子卷起来，藏在高高卷起的裤脚里，假装下水摸鱼，骗过岗哨。我在吴店附近一个小山村里找到吴中队长，把信送到他的手上，使他们安全撤离，顺利地找到大部队。
　　我还随八大队参加了许多战斗：1945年5月13日的莲潘塘伏击战、1945年5月19日的孝顺战斗、1945年5月26日的黄宅战斗、1945年8月8日的曹宅战斗、1945年9月11日的围歼洪邦基战斗等，歼灭了许多日寇和敌伪顽匪，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我们也牺牲了许多战友，每当想起他们，我就心如刀绞、哀思如潮。

在老百姓家养伤

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我最难忘的是老百姓对我们无私无畏的关怀和呵护。正如歌唱的那样：“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
　　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八大队每次秘密转移到一个村庄，只要轻轻地叩一下门环，老百姓就会开门迎接，并拿出从牙缝里节省下来的食物招待我们。在驻地，我们秋毫无犯，帮老百姓干农活、挑水扫地。转移时，我们收拾好一切物品，绝对不留蛛丝马迹，避免老百姓遭灾殃。
　　陈雨笠主任能文能武，写得一手好字，每到驻地，就有做不完的事：有人请他为家具农具号字，有人请他写信读信，有人请他写借据契约，还有人请他为红白喜事写对联……
　　当时部队没有后方医院，伤病员全都分散住在老百姓家中。记得有一次我大腿上生了毒疮，又红又肿，行走十分困难。部队将我托付到义乌斯何村金关助家里疗伤。同在这个村子里养伤的，还有其他4位战士。
　　金关助一家对我像亲人一样，上山采药，用土药方治好了我的毒疮。日本鬼子进村扫荡时，他们轮流背我东躲西藏。记得一次来不及出逃，金家父亲把我当作他的儿子，骗过了日寇搜查，使我死里逃生。其他4位养伤的战士和我一样，都平安养好了伤，顺利归队参战。现在想来，真是险象环生！村里只要有人告密，我们5人就会暴露，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可以说，我们的命是老百姓给的。

奉命北撤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我们得知这个消息，是几天以后的事了。大家奔走相告，敲锣打鼓放鞭炮，欢庆这伟大的胜利。
　　9月26日晚上，八大队等当地抗日武装在金华傅村附近秘密集结。首长宣读了上级的北撤命令后，战士们都十分意外。但军令如山，大家服从命令，坚决听从指挥。
　　在夜幕下，部队悄无声息地整装出发。来不及告别父老乡亲，我们回头遥望家乡，真是百感交集、恋恋不舍。
　　部队走走停停，路上还要与国民党军队、地方武装作战，但我们从不恋战，只有一个念想：北撤！我们跋山涉水，一路朝北走去，心里默默念叨：乡亲们，我们还会回来的！

山东大汶口迫降日军

奉命北撤的八大队改编为新四军1纵3旅8团，列入正规军编制，蔡群帆任团长，陈雨笠任政治部主任，指战员达1000余人。
　　整编后，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在山东泰安大汶口迫降日军。那是一场没有硝烟却剑拔弩张的战斗。大汶口煤矿据点盘踞着日军1个中队百余人。他们龟缩在几个碉堡里，无视我军的多次通牒，坚持要向国民党军队投降。
　　接到上级的命令，我团包围了据点，切断了他们与外界的联系。陈雨笠懂日语，向日军喊话，明确告诫对方日本已投降，如顽抗到底，我军将采取强攻，彻底消灭他们。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日军只得宣布投降。
　　第二天上午，日军走出碉堡，把枪械弹药整齐排列，列队投降。
　　我们还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受降仪式。不费一枪一弹就把大汶口据点解决了，大家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当时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日军投降时再三要求不缴钢盔，称回国路上还要用来做饭，因为他们料定中国的老百姓是不会为其做饭的。
　　后来，我还参加过渡江战役、抗美援朝，1953年回国后继续留在部队服役，直到1977年转业回到义乌工作。
　　漫长的军旅生涯中，抗日战争中那些经历，让我多年来魂牵梦萦、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