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我的父母马振华、沈骥芳
我的父亲马振华，1928年出生于上海，现在93岁，是家中的独生儿子。家境中等的祖父送父亲进学堂读书，父亲读书非常刻苦，好学而且追求真理。1946年18岁的他在沪新中学读书时，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下，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学生团体联合会”（学团联），和进步同学成立了“沪新助学会”。他在担任“助学会”主席期间，组织了学生大合唱、听郭沫若先生演讲、送“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赴南京请愿、参加反内战大游行等活动。
父亲19岁那年，由同班同学叶公琦、钟一鸣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父亲20岁时考取了大厦大学（今华东师大）法律系，参加了“上海学生联合会”（地下学联）。他白天读书，晚上经常化装成街头流浪者，哼着小调，冒着生命危险贴标语、发传单；按照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联系务本女中（今市二女中）的积极分子，进行革命活动。在参加地下党组织、地下学联的工作中，看见有不少同志为革命牺牲，看见国民党对共产党人的疯狂屠杀，更坚定了他的革命信仰，锻炼了革命意志，迅速成长为坚定的共产党员。
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学联组织学生积极准备迎接解放军进城，为解放上海努力做宣传和护校工作。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作为年轻共产党员的父亲多么高兴、兴奋，革命的成功、上海的解放，有他的一份付出。解放后，父亲先后任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上海市沪中区工作委员会委员、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秘书处机关青年团总支书记。其间，市委组织部选送他去市委党校学习，后又送他去中央马列主义学院（今中央党校）学习。28岁时，他任中共上海市委直属机关宣传部副部长，主持宣传部的日常工作。
我的母亲沈骥芳，1933年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嘉兴），现在88岁。母亲头脑清晰，反应灵敏，上海人说的“接口令很快”，当然也很“强势”。1946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中国国货公司是大上海南京路知名的六大公司（大新、永安、先施、新新、中国国货、丽华）之一，也是商业中心之一，我外公当时是中国国货公司的小职员。南京路上各大百货公司在大革命时期起就有共产党的组织。为了减轻公司职工生活负担，工会和资方交涉，招了30名职工的女儿当练习生，漂亮聪明的母亲也给招进去了，当时她年仅13岁。资方廉价雇佣年轻少女充当“花瓶”，招揽顾客，又做杂务工。公司里有国民党、三青团组织，也有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政治斗争非常复杂。共产党为了保护这些年轻、淳朴的女练习生，专门研究“要在生活上保护她们，要在政治上关心她们”，派共产党员去接近她们，举办文化补习班，举办鲁迅讲座，提高她们政治文化水平和自我保护能力，并且从中物色对象，发展党员。在共产党组织的关怀指引下，母亲15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解放前夕，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白天上班，晚上战斗。地下党组织要求党员为迎接上海解放，参加护店，保护企业财产，以便在上海解放时完整地把公司交到人民政权手里。女练习生们自费买红绸、绣红旗，绣了镰刀锤子，学唱“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前进的方向……”。她们还刻印人民解放军进城的“约法八章”传单，使上海市民明白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军队爱人民。她们向资本家宣传革命形势和党的工商业政策，稳定民族资本家的情绪，鼓动职工爱国热情。当地下党传来“上海解放了”的消息，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年轻的女练习生们欢呼雀跃，把自己绣的红旗挂在中国国货公司六楼的屋顶，还为解放军端茶送水，用大喇叭反复广播解放军的政策和革命歌曲。上海解放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母亲参加了人民解放军，进入部队文工团，后因身体原因回到上海，进市委机关工作。
1957年，父亲因言被划为“右派”，开除党籍，工资降级，下放农村劳动改造。母亲受牵连，也被调出机关。四年后，父亲摘去了“右派”帽子，改去奉贤农场劳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父母亲彻底平反了，父亲恢复了党籍，任上海市农场局党委书记，母亲任轻工业局党校办公室主任。现在，父母都离休了，虽然年老体弱，但是每天都读报、看新闻。而且要求子女、孙辈都要有正能量，认真工作。在父母的影响下，我和儿子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家三代都是党组织的人。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是因为有无数革命先烈、无数共产党员的牺牲才换来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要珍惜，要继续奋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我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