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生最幸福的是：从母校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前夕，党组织批准我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北京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有幸成为向往已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更有幸直接参加到中国航天的事业……
人民解放军是所大学校，航天大院也是一所大学校。一次次直接聆听毛主席的指示，让我们心明眼亮。一个个困难被克服让我们信心倍增，一次次挫折让我们越来越坚强……我在这个熔炉里整整锤炼了37年，它教会我做人、做事。
我们毕业那年，是新中国成立的第13个年头。翻身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意气奋发，将国家建设得蒸蒸日上。就在这个当儿，钱学森等著名的科学家排除重重阻力，回到祖国，更激起了先辈们多年来“科学兴国”“科技强国”的夙愿，党中央及时引领了这个大潮，我国的科学技术有了一个个重大突破。
因为生活、工作在老“五院”里，我们有机会直接学习到毛主席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毛主席的远见卓识、自信豪情，让我们精神振奋。那些年，我们的图书馆、办公室每晚灯火通明，甚至彻夜不灭。大家一般十点、十一点才回宿舍休息，有些同志成夜不回，累了就趴在桌子上歇歇，醒了继续学、继续干……那时候，父母、亲戚没有一个知道我们在忙什么，就像现在说的那样，我们在“做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现在我们一年要发几十颗卫星，可是初创阶段发一颗卫星都好难。我们从没有见过卫星、火箭，一些留学回来的专家也只在教科书、图上见到过，要把它们变成现实并发射上天，难呐！现在，我国的卫星是发一颗成一颗，大家常常戏说：“我们国家发卫星就像放炮仗一样，发一个响一个……”事实上，要达到现在这样的水平，从一开始就倾注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一年一年、一项一项、一道一道工序地把“严”字刻入每个同志脑海里，融化到血脉里。
敬爱的周总理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你们的工作比绣花还精细。”他给我们写下的16个大字“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成了我们科研的定海神针。一个火箭、一个卫星有几万到十几万个零部件，为了达到“万无一失”的标准，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只能更严。
陈毅元帅对我们说，发一颗导弹几个亿，是老百姓缩紧裤腰带省下来的。这让我们认识到，尽管科研允许失败，但是我们无权失败啊！
老“五院”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中央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对科学家、科技人员无微不至地关心。那时，我们的科学家大多是五六十岁的人了，特别是那些放弃了国外舒适生活待遇、回到祖国的老科学家们，白天黑夜辛苦，不计个人得失。没有他们，我们的科研不会上得那么快。那时候物质匮乏，时任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特别着急，同陈毅元帅谈及此事。陈老总说，这些人是我们国家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硬也得靠这些人，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的起码生活。陈老总还说，向各单位“募捐”时，也加上他的名字。
一听说支援老“五院”，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军区省给我们一批猪肉、海带、黄豆、水果等副食品，海军还送来了市场上稀缺的带鱼。带鱼一送到，院领导们犯难了：带鱼是不少，但是我们方方面面的人多，不够分啊！怎么办呢？为此，“五院”专门开了党委会讨论。最后党委决定：带鱼只给科技人员吃，领导干部、行政干部和其他人都不能吃。党委还说，谁要是有意见，就告诉他们，国家和人民希望科技人员快点拿出成果来。这样一个“不公平”的决定，全院上下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非议……
当时我还在搞技术，所以也发到了一张“带鱼票”。那天中午，我们刚走近食堂，远远就闻到了带鱼的香味。交了“带鱼票”，所党委蔺书记给我盛了一小碗红烧带鱼。捧着这一小碗红烧带鱼，闻着这好久未曾闻到的、香喷喷的“海鲜味”，来到餐桌，我又犯难了：一个桌子6个人，3人有带鱼吃，3个人没有，其中有一位一直领着我们苦战、同我们一起吃过那么多苦的政治助理员老关，这带鱼叫我怎么吃得下去？我央求道：“关助理，你也吃一块吧……”老关说：“不！我们得听党委的。你们快吃吧！你们一定要把身体养好，快点将国家急需的‘杀手锏’拿出来。”吃着这一块块红烧带鱼，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
后来，我们总算没有给组织和同志们丢脸。组织上给了我们一项特别的测绘任务。我们13个人每天晚上7点上班、早晨7点下班，颠倒黑白地一连干了3个月，画了3麻袋图纸。在这些图纸基础上，第二年我们搞出了一台新机器，陈列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现上海展览馆）里，还获得了国家二等奖。
靠着党中央的英明领导，靠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靠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一心，我们研制成功了“两弹一星”。今天，还是靠着这三条，我们脱贫实现全面小康，将国家富起来、强起来。毛主席说过，新中国的成立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我们72年取得的伟大成绩，也算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二步了。我真切地感到，在新长征的路上，我们必将继续取得一个又一个更大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