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台州革命斗争中的三位共产党员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值此之际，不禁怀念一批老共产党员。他们奋斗在台州大地上，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战斗不息。
一
全国内战爆发后，浙东共产党组织与中共华中分局的联系变得十分困难。1946年11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浙东党组织改由中共中央上海分局领导。
为了加强对浙东工作的领导，1947年1月，中共上海分局主持召开了浙东工作会议，即“上海会议”。会上宣布成立中共浙东工作委员会，同时作出一项重要决策，即把浙东党组织工作重心转移到台属地区，并作为浙东革命游击战争的中心点、出发点和立足点。会议决定成立“中共台属工作委员会”，将嵊（县）、新（昌）、奉（化）地区划归台属工委领导，调嵊新奉特派员邵明任台属工委书记。
邵明是鄞州人。2月下旬，邵明就任台属工委书记。在浙东工委的领导下，三四月间，台属地区的宁海、三门、临海党组织先后动员了十多名党员骨干分子到临海大石，以打猎为名组织武工队，活动于大石山区。
武工队在大石的活动，引起国民党临海地方当局的警觉，并派武装部队来“清剿”，党组织遭到破坏。邵明面对武工队在大石、双港立足已较为困难的现实，决定到南田组建武装。
南田是台州沿海的一个大岛，活动着一支由周象银领导的武装。周象银在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三门县自卫队分队长，因不满国民党统治而辞职，后结识了地下党员董方红，逐渐向共产党组织靠拢。1946年12月，周象银找到当时任中共嵊新奉特派员的邵明，表示愿意搞些枪支，组织武装参加共产党领导的三五支队。
1947年9月，邵明到三门后，装扮成商人，前往南田岛与周象银会面。邵明向周象银详细了解南田岛上国民党武装和地方武装情况，初步商量收编国民党南田区自卫队武器的计划。
邵明自南田返回三门后，准备缴枪事宜。他派人密切注意邻近地区国民党武装的动态，将原来留在双港的王阿法、王蔚青、陶秀贤等骨干集中到枫坑。同时，台属工委决定把亭旁山区作为部队以后的立足点，并要求三门、宁海两县党组织先做好发动工作，为以后部队的活动做好准备。
10月中旬，周象银派董方红、周象花等驾小木船到枫坑，趁天黑将邵明、王阿法等5人接到南田岛，然后与周象银等10余人会合，具体研究缴枪计划。22日晚，邵明、周象银率部队在国民党南田区署所在地樊岙镇附近的南弄堂村隐蔽，准备次日行动。第二天，正逢樊岙市日，前去缴枪的武装人员化装成赶集卖柴、买菜的群众，把武器藏在柴担中，陆续到达区署门口，王阿法、周象花等人趁区署人员午休时，突然发起攻击。国民党自卫队员毫无戒备，全部被俘，区长戴家恩逃跑时被击毙。此次行动，共缴获轻机枪1挺、冲锋枪2支、步枪19支和一部分子弹。台属党组织以缴获的枪械为基础，组建起自己的革命武装，称“铁流部队”。
“南田缴枪”和“铁流部队”的建立，标志着台属工委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队伍的诞生，台属革命武装正式编为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三支队第二大队，周象银任大队长，邵明任政委。2月12日，“铁流部队”从王爱山冈永乐寺出发，直插桑洲，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未经战斗就进入国民党警察所，收缴所内全部武器，警察所所长逃窜，3名警察被俘。接着，收缴了塔林乡公所和地主家的武器。桑洲警察所被摧毁后，国民党宁海县政府不敢在这一带重设据点，这不仅为台属工委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在宁海西部开展活动，也为打通临（海）、天（台）、三（门）通道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11日，台属工委书记邵明率“铁流部队”开赴四明山，途经天台、新昌两县边界，遭到国民党天台县自卫大队袭击。部队冲出包围，决定放弃去四明山的计划，改北上为南下，到黄岩西乡与浙南括苍支队会合。4月2日，邵明率“铁流部队”下大雷山，在临海白水洋渡过永安溪翻越括苍山主峰，于4日到达黄岩最西端的里岙村。7日，“铁流部队”顺利到达黄岩圣堂村，与同日到达的由括苍支队副支队长徐寿考、第二中队政治指导员万文达率领的第二中队胜利会师。
新中国成立后，邵明历任中共台州地委副书记、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他到上海任职后，凡台州有人到上海找他帮助解决工作生产中的困难，他均鼎力相助。邵明于2006年2月逝世。
二
王槐秋，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1934年到温岭气象测候站工作，和梁跃南、叶亮一起从事地下党组织活动，发起组建“温岭县青年战时服务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1939年元旦，青战团组织各区乡分队700多人汇集太平镇。队伍由王槐秋率领，走上街头，高举“温岭青战团”门旗和抗日横幅，向城乡群众宣传，要求收回解散青战团的口号。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的“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具体政策，向八路军发动军事进攻，全国形势急剧变化，青战团被迫解散，党的活动转入地下。此时，王槐秋惟一合法身份就是温岭文化消费合作社“老板”。
1940年1月，由于受到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王槐秋转移去黄岩西乡工作，来到上郑乡直坑猫狸雷村。村里只有8户人家，村民靠种番薯挖野菜充饥，生活非常困难。王槐秋以办学为名，住在林继法家从事地下革命活动，并发展林继法为中共党员。
1940年秋，化名老赵的王槐秋，由括雁工委负责人牟维源和杨秀堂介绍住进地下交通员辛加魁家，在后门山上搭了一间茅棚。从村上攀上羊肠小道，穿过竹棚，经过一人多高的杂草夹道，再插进杂林丛中，便找到位于三条坑的茅棚。屋内用石块垫上木板当作眠床，几块石头一垒当作炉灶，王槐秋就隐蔽在那里。在黄岩西乡的这段日子里，连番薯丝都吃不饱，王槐秋的体质明显下降。加上蚊叮虫咬，双脚溃烂，药物缺乏，以至烂得不能走动。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桐树坑三条坑里坚持到1942年11月才离开。
1942年秋冬间，浙东抗日部队初建，抗日民主根据地急需干部。中共浙东区党委指示台属党的领导人和暴露了的干部、党员，以及愿意抗日的群众，分期分批撤退到四明山从事武装斗争。台属党组织的撤退工作，椒江以南温（岭）、黄（岩）、乐（清）、仙（居）、玉（环）五县由王槐秋负责。撤退工作部署就绪以后，由鲁冰伴送王槐秋上四明山。他在抗日前线，战斗到抗战胜利。
中共为了和平团结，重庆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忍痛让出革命先烈用鲜血创建的包括四明山在内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四军浙东纵队奉命撤至苏中整编，王槐秋受命留在浙江坚持地下斗争。王槐秋以长期积累的对敌斗争经验，同敌人周旋后脱离险境，转移到台州山区发动和领导武装，直到和台工委同志一起攻击天台，配合解放军解放了全台州。
新中国成立后，王槐秋离开台州，先后在杭州市、浙江省、沈阳市等工业和科技战线默默耕耘，辛勤工作，为航天工业的发展作出贡献。他于1997年8月26日逝世。
三
张任伟，象山丹城镇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从此一生军旅生涯。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他都战斗在前线，从南方到北方，又从北方到南方，从海上到陆地，四明山、天台山、会稽山都留下他的脚印。
1947年，在上海召开浙东工作会议上，决定台属地区作为浙东开展游击战争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上海会议后，张任伟作为浙东军事干部到宁海白岭根村（归属台州地区）举行台属工作会议，重点放在临海大石。会后，张任伟立即带地下党员杨民奎、鲁华等人，通过三门金甘村金贤益关系，在芦田山组织小型战斗武工队。张任伟与鲁华到大石，通过地下党员林山找到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岭下乡乡长、秘密身份是共产党支部书记的金鹤鸣。金鹤鸣又派乡自卫队金时法为向导，陪张任伟装扮成山民，在玉峰山、荷山等地勘察地形，为打游击做准备。浙东工委书记刘清扬、台属工委书记邵明等人到大石后，在徐坑举行第一次临海中心县委会议，研究了筹建武装等问题，决定从三门、临海、新昌等地抽调一批骨干，集中到大石开办军事训练班，由张任伟做教官，既讲革命形势，又传军事知识，训练武工队员50多名，为台属工委建立武装打下了基础。
1948年8月，张任伟随中共浙东临委书记张瑞昌一起，率浙东“机动部队”（原为钢铁部队）进入台属地区，与台属的“铁流部队”合编为“浙东游击第四支队”，在台属地区打了许多胜仗。1949年2月10日，是浙东人民解放军第二游击纵队建立之后第一次攻城战斗。事先，张任伟在宁海山洋基地接见天台青年学生汤圣贤、孙新方两人时，要求他们以合法身份摸清城内的敌情，搞一张城区地图。汤、孙两人从天台县志书中找到一张城区图，把了解的情况标在图上。春节期间，浙东部队集中东阳尖山演习攻城训练时，又有侦察参谋蒋杰到天台城，把汤圣贤、孙新方两人和十多位熟悉天台城内情况的青年一起带到尖山，张任伟把他们安排在一处较隐蔽的地方住下，详细制订攻城方案。2月10日攻城时，10位青年分头当向导，因此夺城战斗只花了两个小时，歼敌30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7挺、步枪318支、短枪40支，以及手榴弹、子弹等大量军用物资。
1949年2月17日，张任伟率“机动部队”解放三门县。这次战斗是攻打县城海游镇和重镇亭旁镇同时进行的，也是事先对敌情摸得非常清楚，包括各地驻兵、各主要机关进出门口位置和门板牢固程度都了如指掌。因此，仅用半个小时就拿下两镇。当天下午在海游镇召开群众大会，纵队司令及浙东行署专员马青宣布三门县人民政府成立，俞圣棋任县长，梅法烈任副县长。三门县成为浙江全省第一个解放的县城。
新中国成立后，张任伟先后任宁波军分区参谋长、浙江省军区司令部和南京军区司令部管理局长等职，2000年2月27日在南京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