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铁军烽火岁月 寄语青年接力奋进

阮武昌，江苏如皋人，1929年8月出生，194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底参加新四军，1945~1946年先后担任新四军苏中军区如西独立团政治处统计干事、新四军1师1旅政治队学员，1949年在23军67师201团先后担任政治处宣教股宣教干事、军士队副政委。他先后参加过盐城战役、高邮战役、苏中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抗美援朝战争等；1983年担任上海警备区副政委，1989年离休后致力于新四军历史研究，并担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目前任该会名誉会长。

　　为什么参加新四军？阮武昌说，当时深感国家危难、民族危亡，而国民党政府却不作为，只有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才能看到希望。
　　阮武昌的祖父是乡村医生，父亲原是小学教员，后因日本侵略失业，开杂货铺维持生计。小时候阮武昌本来立志当一名医生或教师，但日本侵略将他的人生轨迹推向了另一边。
　　1938年3月，日军侵占如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4月，日军烧毁城内1000多间房屋、1座庙宇，冲天的大火给阮武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月是收获蚕豆的时节，农民收割蚕豆，不巧撞见日军下乡。日军搜查了25人，认为农民口袋中的蚕豆是共产党的秘密记号，于是用绳子把他们绑起来，送到如皋城当活靶子一一刺死，罪行令人发指。
　　面对日军入侵，国民党却对老百姓压榨。国民党逃兵分化成几股：一股变成零散的游击队，日本人来了就逃跑，日本人走了，又出来敲诈百姓；一股投降日本人，成为伪军，帮日本人作恶；第三股则是成了土匪，抢劫百姓。百姓过着地狱般的生活。
　　百姓也有零星的自发斗争，但终究力量单薄。1940年，有“铁军”之称的新四军东进如皋，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新四军和县委发起有组织的抗日斗争活动，新四军以小队、中队抗击日本侵略者，反抗力量大了许多。在这样的情势下，阮武昌决心加入新四军。
　　阮武昌老人回忆：“新四军来了之后的变化让我深受触动，我渐渐明白要想救亡图存、不当亡国奴，必须依靠共产党和党领导的军队。”1943年4月，在中学读书的他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过程深深刻在他的脑海中：读中学时，学校来了一位曾在上海做过地下工作的老师林在吾。林在吾老师和吴荫生同学成为阮武昌的入党介绍人。一天中午，他躲在农村的小河沟里填写了入党志愿书，随后和两位介绍人在无人居住的破房子里进行入党宣誓。豆油灯下，面对一面手制的党旗，介绍人问阮武昌：“你是自愿入党吗？怕不怕苦？怕不怕死？革命过程随时要牺牲生命，能否做到革命到底、永不叛党？”他坚定地回答：“能！”在庄严宣读入党誓词后，阮武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年，他才14岁。
　　战火连绵不断，理想信念铸魂
　　1944年年底，抗日战争进入局部反攻，各条战线需要大量干部。高中肄业的阮武昌告别母校，报名参加新四军，并担任新四军团宣传股干事。
　　第一次参战，他感受最深的不是生死的恐惧，而是新四军战友的表现。从那时起，他懂得了什么叫“铁一样的精神信念”。那是攻打一个小岛上的日军据点。潮水涨退影响战斗时间，我军必须在天亮前退回江北，最终敌人一个中队100多人被歼灭，新四军也有5位战士牺牲。
　　战斗结束后，在团政治处工作的阮武昌负责留下来掩埋烈士。阮武昌动情地回忆道：“那些战友都不到20岁，牺牲的时候面孔安详。他们用生命保卫了国家，抵抗了日本侵略者。”天亮了，地方上的党组织也来帮忙，当地群众自发买了5具棺材安葬烈士，大家一起放上鲜花并鞠躬致敬。
　　在后续的战斗中，阮武昌经历了更多战友的牺牲。阮武昌说：“后来牺牲的人中，有我的上级，有我的同事，还有我的同学、下级。他们有的牺牲在战场上，有的惨死在敌人监狱里。绝大多数遗体散落各地，白布一裹就地掩埋。特别是战斗部队伤亡很大，100多人的连队上战场，有时只有三四十人活下来，其中一半还是伤员。他们为国家付出了生命，但没有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在解放战争中，阮武昌经历了从军以来最为艰苦的一场战役——鲁南战役。国民党反动派两个重点进攻方向，一个是陕北延安，另一个是山东沂蒙山区。国民党十几个整编师沿着沂蒙山，组成密集队形向北进攻，要攻占黄河及以北地区。华野领导决定派少量部队穿插到敌人后方，就派阮武昌所在的四纵从敌人密集区穿过。1947年6月21日夜，我军几万人秘密越过敌人封锁线，向鲁南展开攻击，攻打费县和邹县。本来设想是在鲁南、鲁西南形成外线，打击国民党军队，但没想到国民党调集部队回来，且多调了7个整编师。当时阮武昌所在的部队还在攻打滕县，国民党军从南北包围过来，我军有被吃掉危险。陈毅、粟裕报告军委，采取非常手段，一纵、四纵两个旅（2、3旅）越过津浦线，进入鲁西；阮武昌所在的4旅则冒充大部队，在原地待一个星期，等其他部队到鲁西去。
　　以一个旅兵力缠住敌人、抵挡一个星期非常艰苦。当时，阮武昌所在的部队弹药已经基本耗尽，衣服破破烂烂，粮食也没有了。敌人在后方围堵，补给无法供应上来。阮武昌和战友们晚上行军，因露水重、天气凉，衣服被子都湿透了；鞋子坏掉，只能光脚走路；药物短缺，仅剩的药只能留给伤病员；食物匮乏，只能吃野果、树皮、草根。原先6000人的部队只剩4000人左右，但阮武昌和战友们始终坚信“总有胜利的一天”！坚持近一个星期，敌人才发觉上当了，调头去追大部队。阮武昌和战友们得以向东突围，进入滨海根据地。
　　来到根据地的那个上午，战士们头发都很长，衣服都很烂，还有伤员用树枝当作拐杖拄着前行。村民非常感动，热心地安排战士们住下休息，战士们终于吃上热饭，洗了热水脚，睡了一个舒服觉。
　　阮武昌还记得，部队里有些老红军说，解放战争时期，除了没有爬雪山外，长征经历过的都经历了。负伤的战士说，就是爬，也要爬到胜利。大家互相帮助，突破了敌人的包围圈。
　　阮武昌所在团于1949年5月3日解放杭州后不久，便奉命去解放上海。从杭州到上海，部队连续走了三天四夜，赶到了莘庄火车站。
　　上海是国民党军在大陆扼守的最后一个要点。当时，解放军与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阮武昌说：“我军完全掌握着战斗主动权，想什么时候打，就什么时候打；想怎么打，就怎么打。”然而，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上海的城市建筑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军制定了一个艰难的作战方案。许多战友在上海解放中牺牲，但是这座城市和人民的生产生活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护。
　　在解放上海的过程中，军民鱼水情让阮武昌印象深刻。战前动员大会，阮武昌正在激情澎湃地给大家打气，就听到一个围观的青年人说：“你看解放军多和气，哪像国民党军队！”上海人民非常支持解放军，许多百姓自发为战士带路。阮武昌激动地回忆道：“没有他们，我们许多小路都找不到，也不能这么迅速地将上海攻下来。”
　　5月27日上海解放那天，战士们蹲在马路边吃早饭，从补给处送来的米饭已经凉透，附近住户看到立马跑回家，端来了许多菜，直接往战士们碗里夹。战士们遵守部队纪律，坚决不肯，百姓们执意为他们夹菜。还有上海育才中学的几十位同学，战火连绵之际，跑到阮武昌所在的团指挥所，主动要求给部队慰问演出。这些都深深打动了阮武昌，每每想起当时为他们送饭的群众、穿越封锁线的学生，心中都温暖感动。
　　上海解放以后，阮武昌所在的团马上调到浙江沿海进行渡海作战训练。1950年11月初，阮武昌随部队第二批进入朝鲜，并在朝鲜战争中担任团政治处股长。抗美援朝胜利后，阮武昌奉命撤离回国，投入到热火朝天的国家建设和军队建设的大潮中去。1970年他调到上海工作，先后担任警备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等职。
　　阮武昌时常提起这样一句话：“我们是历史的幸存者，把经历过的历史告诉青年人，才能对得起烈士们。”出于一个新四军老战士的责任感，他一直铭记着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为共产主义事业尽到自己一份责任。
　　阮武昌认为，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应当把青年作为重点的培养对象，这也是他离休后致力的事业。他的脑海中，始终留有着战友牺牲时的印象。他在离休之后将这段光荣的历史告诉青年人，激励新一代接续奋斗。他说：“这样总算可以告慰长眠于地下的革命先烈，告慰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友。尽管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传承历史、弘扬革命传统的工作是无限的。”
　　一生中，阮武昌有几个高兴的时刻：日本宣布投降，他说自己高兴得没法形容，觉得民族受压迫的日子熬到头了；第二次，淮海战役胜利，作为亲身参与者，他由衷高兴；第三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他和部队在金山训练，事先不知道，得知之后非常激动；第四次，抗美援朝停战，他非常激动，几乎一晚没有睡觉。阮武昌说：“只有经历过，才享有胜利喜悦。希望青年党员历经艰苦创业，也能收获喜悦的果实。”
　　阮武昌以三句话勉励青年：“铭记过去，把握现在，创造未来”。他接受我们采访时，在许多讲座中，都提到自己青年时代投身革命的初心，回忆起国家危亡、民族危难的岁月，还是难掩激动的心情。生活在新时代的我们，肩负着振兴中华的伟大历史任务，要像阮武昌老前辈所勉励的那样，继往开来，接力奋进，为民族创造更加光辉的未来。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指导老师张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