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英烈给孩子的遗书

今天祖国的繁荣强盛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其中不乏巾帼英烈。她们既是伟大的共产党员，也是孩子慈祥的母亲。她们在就义前写给儿女的信或诗，无不充满了对革命美好前程的向往，表达着对儿女幸福生活的期盼。这不仅是一封封书信，还是最好的教子书、育儿经，既激励她们自己的儿女继续前进，也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奋勇前行。

向警予的“祝福诗”

　　向警予，原名向俊贤，1895年9月4日出生于湖南溆浦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领袖。
　　向警予与蔡和森志同道合，1920年5月，二人在法国蒙达尼结为夫妻，育有一女一子。女儿蔡妮1922年4月出生在上海，出生后仅4个月就被送回湖南，住在长沙的五舅向仙良家。儿子蔡博1924年5月出生在湖南湘雅医学院，出生不到1个月就由大姑妈蔡庆熙哺养。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向警予继续留在武汉湖北省委机关工作，同年10月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党报《大江报》主笔，编辑党刊《长江》，指导武汉地下党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号召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与国民党斗争到底，影响极大。
　　1927年4月，向警予在长沙见到自己的儿女。这次在蔡和森父母筹划下，一家人到照相馆拍摄了一张“全家福”。在这张照片上，不常见到妈妈的儿子蔡博很不自然地站在妈妈向警予怀前。
　　聚也匆匆，别也匆匆。然而，这却成了向警予与儿女们的最后一聚。回到武汉后，在激烈的斗争中，这位心中装着中国革命解放大业的母亲还给儿女们写了几首充满母爱柔情的儿歌，其中有这样一首《祝福诗》：“希望你像小鸟一样，在自由的天空飞翔，在没有剥削的社会成长！”其情其意，溢于言表。
　　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出卖，向警予在法租界三德里被捕。国民党对她实施了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大义凛然，严守党的秘密，坚守共产党员的操守。她也常常想起自己的孩子，款款柔情在心中涌动。她把两个孩子的照片拿出来，或贴在脸上，或放在唇边亲吻，对着照片喃喃自语：“妮妮、博博，妈妈叫你们呢，听见了吗？”
　　1928年5月1日，向警予在余记里空坪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

赵云霄的“宝宝书”

　　赵云霄，1906年出生于河北阜平，1924年7月考入河北省立保定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其间在共产党员李培芝的影响下，阅读《向导》 《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接受革命思想。1925年夏，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冬，赵云霄、陈觉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两人结为夫妻，1927年一道回国参加革命。
　　1927年9月，赵云霄、陈觉到湖南醴陵参加了秋收起义，不久被调回湖南省委机关，组建湘南特委。1928年4月，由于叛徒告密，他们分别被敌人逮捕。反动当局对他们多次审讯，残酷折磨，但他们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高尚气节。
　　1928年10月14日，陈觉在长沙牺牲。牺牲前，他在给赵云霄的遗书中写道：“云！谁无父母，谁无儿女……我们正是为了救助全中国人民的父母和妻儿，所以牺牲了自己的一切。”
　　1929年3月24日，赵云霄在长沙陆军监狱署接到敌人给她下达的死刑判决书后，忍着剧烈的悲痛，给刚出生一个半月的女儿启明写下了这样一封“宝宝书”：“启明是我们在牢中生了你的时候为你起的名字，这个名字是很有意义的……小宝宝，我很明白地告诉你，你的父母是共产党员，且到俄国读过书……希望你长大时好好读书，且要知道你的父母是怎样死的……希望你好好长大成人，且好好读书，才不辜负你父母的期望。可怜的小宝贝，我的小宝宝！”赵云霄在自己的生死关头，在与襁褓中的女儿离别时刻，尽管对女儿万般疼爱、万般不舍，仍然视死如归。
　　1929年3月26日，赵云霄给女儿喂了最后一次奶，然后镇定地走向刑场，高呼着“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壮烈牺牲，时年仅23岁。

赵一曼的“示儿书”

　　赵一曼，字淑宁，1905年10月25日出生于四川宜宾，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0月，赵一曼考进黄埔军校武汉分校；11月，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7年9月，去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冬，赵一曼奉命回国，先后在宜昌、上海、江西等地从事秘密工作。1928年4月，赵一曼与陈达邦结婚，育有一子，取名“宁儿”。1930年，赵一曼带孩子回到上海，抱孩子寄住在陈达邦大哥陈岳云家。
　　1934年7月，赵一曼赴哈尔滨以东的抗日游击区，任珠河县委委员，后任珠河区委书记。1935年秋，赵一曼兼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一师二团政委，战士们亲切地称她为“我们的女政委”。
　　1935年11月，在与日军作战中，赵一曼为掩护部队而腿部负伤后，在昏迷中被俘。日军为了从赵一曼口中获取到有价值的情报，对其腿伤进行了简单治疗后，连夜对其进行了审讯。12月13日，因赵一曼腿部伤势严重，日军为得到重要口供，将她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进行监视治疗。1936年6月28日，赵一曼在看守她的警察董宪勋与护士韩勇义的帮助下逃离魔掌，几经辗转，到了阿城县境内金家窝棚的董宪勋叔叔家。30日，赵一曼在奔往抗日游击区的途中不幸被日军追上，再次被捕。
　　赵一曼被带回到哈尔滨后，凶残的日本军警对她采用了包括电刑在内的几十种严酷刑讯，但她从未向敌人吐露任何实情。日军知道从赵一曼口中不会得到有用的情报，便决定把她送回珠河县处死“示众”。在被押送的火车上，她想起了远在四川的儿子，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纸笔，写了这样一封“示儿书”：“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在这简短的百余字中，赵一曼深情呼唤自己的“宁儿”，道尽了一位母亲对儿子的深深眷恋，以及一位共产党人对革命的坚定信仰。
　　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县小北门外英勇就义，时年仅31岁。

江竹筠的“托孤信”

　　江竹筠，1920年8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1939年考入重庆的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入党后，党需要她留在重庆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并指示她要学习会计。
　　1941年夏末，江竹筠从中国公学附属高中和中华职校会计训练班毕业，被川东特委调任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负责组织学生运动、发展新党员。
　　1945年，经党组织批准，江竹筠与彭咏梧正式结为夫妻。婚后育有一子，取名彭云。江竹筠在婚后负责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刊物《挺进报》的组织发行工作。
　　1948年春节前夕，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动时不幸牺牲，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门上示众。江竹筠强忍悲痛，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她对党组织说：“这条线的关系只有我熟悉，别人代替有困难，我应该在老彭倒下的地方继续战斗。”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种酷刑：老虎凳、辣椒水、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电刑，并残酷地将竹签钉进她的十指，急欲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获领导川东暴动的党组织和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面对敌人惨无人道的酷刑摧残和死亡威胁，江竹筠始终坚贞不屈。
　　1949年8月27日，江竹筠在渣滓洞监狱中，用竹签蘸着棉灰制成的“墨水”，在极薄的毛边纸上，给丈夫彭咏梧前妻的弟弟谭竹安写了这样一封“托孤信”：“假如不幸的话，云儿就送你了，盼教以踏着父母之足迹，以建设新中国为志，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奋斗到底。孩子们决不要娇养，粗服淡饭足矣。”字里行间饱含着一个革命母亲对孩子的深切厚爱和殷切希望。

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即将解放前夕，江竹筠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于渣滓洞监狱，时年仅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