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农先生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教育家、学问家，上世纪20年代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30年代曾执教于北平中法大学及国立北平大学，并在上海孔德图书馆任职；抗战时期曾担任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建设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华东研究院院长。上海解放后，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高教处副处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后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
东渡重洋
1906年6月26日，李亚农先生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在那个留学东渡已成有志青年追求真理的大时代，三哥李初梨为李亚农打开了一扇窗户。1916年，年仅十岁的李亚农随兄长前往日本接受了完整的日式教育，并于1927年转入帝国京都大学文学部学习。由于兄弟二人均热心于革命事业，与家中关系日益恶化，原本不菲的家庭资助逐渐中断。即便如此，饥肠辘辘的李亚农仍未放弃学业，并且接触到了河上肇等人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日本成立了支部，李亚农迅速成为了这个支部的成员，并组织了一个叫作“社会科学研究会”的读书会组织，秘密开展宣传活动。此后，留日学生团体组建了留日反帝同盟，李亚农担任宣传部委员。同盟的活动引起了日本警察的注意，1929年“银座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发动了全国性的大检举，包括李亚农在内的三十余位留学生被捕入狱。由于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日本政府并未对李亚农等人宣判，仍将他们非法拘禁达三年之久。严酷的牢狱生活使李亚农饱经折磨，体质每况愈下，并最终因生病倒下而无法进食。
由此，日本警方最终同意保释出狱，但仍需随传随到。身体稍愈后，李亚农便在好友们的帮助下悄悄地从京都到达神户，并从神户坐船返回上海，结束了长达16年的旅日生涯。正是这段充满艰辛的东渡时光使他对日本有了清醒的认识，也获得了学术研究的基本素养，从而为他后来的工作与学术奠定了基础。
砥砺学术
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处境均十分艰难，许多党组织都被破坏，李亚农也暂时脱离了党组织。甫一回国，李亚农便不得不面对迫在眉睫的生计问题，幸而京都帝国大学校友沈尹默向他伸出了援手，使他得以进入北平的中法大学，开启了他初步的教育事业。随着华北局势的不断恶化，1937年，李亚农重返上海，并在沈尹默帮助下进入孔德图书馆工作。之后他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并给自己起名为李丹丘，意将儒家的两大圣人周公旦与孔丘融合为一。
孔德图书馆丰富的资料为李亚农提供了创作的基础，其间，他先后撰写了若干研究古文字的论著，代表作有《铁云藏龟零拾》 《殷契摭佚》 《金文研究》 《殷契摭佚续编》等四种，展现了他勤奋刻苦的治学精神与非凡的学术造诣。目前，这批作品已由李亚农创办的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重新整理出版，并定名为《李亚农古文字研究四种》。同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代表学者，李亚农的古文字研究中明显受到郭沫若的影响，这一点李亚农自己也深有感悟，并对郭沫若的研究推崇备至。正因如此，业内常常将李亚农与郭沫若的研究并称为“郭李学派”，以与章太炎、黄侃为代表的“章黄学派”，以及罗振玉、王国维为代表的“罗王学派”并称，并认为这种以考释文字、解读制度的研究方法理应在学术界占有更高的学术地位。
在独自埋头于学术研究外，李亚农还结交了不少学术上的同路人，他与周谷城及周予同两位的友谊就是这一时期结下的。此外，由于深厚的日本教育背景、流利的语言能力，李亚农与一些日本学人关系十分密切，其中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就是他的密友。这段稍显短暂的上海时光，是李亚农治学生涯中最为难得的黄金时代，其间的许多作品奠定了他在古文字研究领域的地位，而对于上海文化界的了解，使他在后来的上海文化建设方面得以驾轻就熟。
战火岁月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身在孔德图书馆的李亚农一边专注于学术创作，一边积极参与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据陈同生回忆，早在1934年，失去组织关系的李亚农已经主动参与革命工作，并利用自己的能力和关系承担了抚养遗孤、购买急需药品等工作。及至抗战逐渐进入相持阶段，救亡图存的革命信念促使着他重新奔向革命。1941年冬天，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下，李亚农决定轻装简从，前往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寻找彭康、陈同生等同志，并在叶飞副师长的精心安排下来到位于阜宁县陈集乡停翅港的新四军军部。
彼时，国共双方对于开展日军俘虏的反战工作十分重视，精通日语、明悉日本国情的李亚农受到了陈毅军长高度重视。陈毅曾与李亚农彻夜长谈，详细地了解其个人情况与工作要求。随后，陈毅等军部领导研究后决定任命李亚农为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并报请党中央批准。1942年，李亚农向组织重新提出了入党申请，并请时在华中局办的《新华报》任总编的陈修良担任其入党介绍人，在军部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重新回到组织的怀抱。
承担对敌工作后，李亚农严格执行党的战俘政策，以极大的耐心开展细致的工作。在工作中，李亚农以其感人的热忱和对日本历史、风俗人情及日本人民心理的了解，对日本战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其从内心认识到侵略战争的罪恶及对两国人民造成的深重伤害。由于当时根据地较为分散，精通日语并能够做细致工作的干部较为稀缺，李亚农不得不常常辗转于各根据地进行说服教育，备受艰辛。所幸，李亚农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抗战胜利后，日军不愿意向我党武装力量投降，为此军部派出代表前往日占区谈判，李亚农在其中常常起到关键的作用。内战爆发后，李亚农辗转千里，远赴大连开展对日本技术专家的说服工作，并最终促使荻原定司等一批专家成功为我所用，提升了我军的武器装备能力。据李亚农哲嗣李小骝先生回忆，新中国成立后，这些曾经的日本战俘还常常与李亚农遥寄贺卡互道问候，甚至亲来上海拜访。
尽管李亚农自称入新四军后“手不握卷十余年”，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他仍未放弃读书的习惯。他常常前往新华报社与陈修良畅谈时事，也会请求在上海秘密工作的陈同生为其购买书籍文具，在其简陋的住所架一台书桌。此外，新四军军部附近还是文化名人们聚集的处所，他们常常一边搞宣传，一边搞创作。1942年，在陈毅的倡议下，这些文化人创办了“湖海艺文社”，为艰苦的战斗环境增添了几许诗意，李亚农便是这个组织的一员。
抗战结束后，李亚农投身于解放区的高等教育事业，于1946年担任华中建设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在北平的执教经历使李亚农认识到建设综合性大学并积极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然而解放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他的计划。直到1948年他才随军南下，担任华东研究院院长，为接收上海的科学文化事业做准备。
投身建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李亚农以军管会代表的身份再次回到了他熟悉的上海。在陈毅市长的领导下，他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华东办事处主任、高教处副处长、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务。出于对科学文化事业的热爱以及对组织的忠诚，李亚农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文化事业的接收、恢复与建设事业中来。他曾决定将上海博物馆新址定在南京路的跑马厅大楼，并将其筹建工作放权给杨宽先生。与此同时，深知文物价值的李亚农大力支持文管会工作，截留了大批可能流失海外的珍贵文物，并通过接受、购买、捐赠等手段汇集了大量的历史文物，为后来上海博物馆丰富的馆藏奠定了基础。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与学问家，李亚农特别重视上海图书馆的接收与建设工作，并为此专门拨出经费，搜集、整理国统区及解放区的图书出版物。正是在他的推动下，上海图书馆的藏书包括接收的敌产、捐赠的藏书、亚洲文会图书馆的外文藏书、徐家汇天主教堂藏书、收购的旧书及解放区出版的书籍，门类众多，极为丰富。此外，李亚农还十分重视上海图书馆的建馆宗旨，认为图书馆首先应具备公众服务功能，为上海和华东地区的文化教育及科学研究工作起到重大作用。在这样的指导方针之下，上海图书馆成为了国内外著名的大型综合图书馆，而其倡导的公众服务态度影响至今。
李亚农还受命筹备上海史学会和上海历史研究所，其中以筹办历史所时着力尤多。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处，李亚农任主任；其后曾短暂挂靠于复旦大学，并于1959年划归上海社会科学院领导，改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由李亚农担任首任所长。由于曾经的牢狱经历及长时间的战马倥偬，李亚农此时的身体状况很差，办公地点不得不转移到家中进行。尽管身体不佳，李亚农仍致力于网罗人才，周予同、杨宽等一批史学大家成为历史研究所的重要人才。此外，李亚农还特别重视图书资料室的建设，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图书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从而奠定了今日历史所图书资料室的规模，并促成了一大批学术成果的萌发。
自1959年开始，李亚农的心脏病日益严重，1962年，本已病魔缠身的李亚农不幸罹患肺癌，并于该年9月2日下午1时15分去世。据李小骝先生回忆，在李亚农去世前后，家属按照其愿望将收藏的大量珍贵书籍捐赠给上海社科院历史所图书资料室，这既是一种知识的转移，同样也是一种学术的传承。在李亚农短短56年的韶华时光里，有革命的热血，有治学的艰辛，有胜利的喜悦，也有天不假年的遗憾，这些组成了他的生命之路，同样也是那一代革命知识分子的特殊写照——“革命治学两不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