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岗和他的史学著作

2021年5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给《文史哲》编辑部的同志们回信，赞扬《文史哲》创刊70年来，“在弘扬中华文明、繁荣学术研究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在国内外赢得一定声誉”。
　　因为这封回信，《文史哲》引起了更多的人关注，人们这才知道，这份扬名国内外的刊物，起初是由时任山东大学校长的华岗用自己的稿费创办的。为了节省办刊经费，他在《文史哲》发表的文章从来不要稿费。在华岗的影响下，山东大学的许多教授也给《文史哲》 捐款，并且给《文史哲》写稿不要稿费。
　　我知道华岗，是在1945年。那一年年初，侵华日军沿浙赣铁路向北撤退，龙游全县光复，我因而转学到龙游中学就读。那时龙游中学在一个叫作上圩头的农村里，同学都是龙游本地人。战争年代在农村办学，没有图书馆，没有课外的文化活动，我一时颇感寂寞。幸好有位同班同学华贻芳，爱好文学，关心时局。我们常常一起谈心。贻芳告诉我，他的父亲华岗是共产党员。1932年中共满洲省委改组为满洲特委，华岗为特委书记。在从上海去东北途经青岛时，华岗被国民党逮捕。母亲葛琴独自带着他，生活十分困难，万不得已，只好将他送到龙游，给祖父母抚养。卢沟桥事变以后，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华岗被释放出狱，先后在武汉和重庆办《新华日报》，此时正以西南联大教授的公开身份在昆明从事统一战线工作。
　　我和华贻芳同学时，读到过许多葛琴寄给他的文学刊物。抗战胜利后，我在杭州几次与贻芳重逢，知道他已是杭州高级中学学生，也听说华岗在上海工作。多年后，我才知道华岗那时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著名的周公馆，便是上海工委所在地。
　　《文史哲》 是我最喜欢的刊物之一。因为少年时代就知道华岗，多少有些亲切感，他的文章更是每篇必读。说实话，并不是都能懂得，有的文章只是囫囵吞枣地浏览而已。再后来，1955年，从报纸上看到华岗被批判了，说他和“胡风反革命集团”有关系，又说他是“向明反党集团”的成员。我大吃一惊，心里疑惑：这位1924年就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东奔西走、出生入死的革命家，革命胜利了，新中国成立了，他不想当官，一心办教育、做学问，怎么会反党反革命呢？
　　终于等到了中共中央为华岗平反昭雪。我读着这份1980年3月28日发出的中共中央文件，欣喜之极。但接着又很难过，因为文件中说到，华岗已于1972年5月17日在狱中逝世。他因为始终不肯认罪，被认为“态度严重恶劣”，在所谓“向明反党集团”获得平反后继续关押，在监狱里住了十七年。加上在国民党监狱里的五年，华岗的一生，竟有三分之一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华岗离开了我们，但他的著作还在，他的思想还在。就在华岗获得平反的1980年，人民出版社立即着手出版他的著作。文史资料出版社也于1982年重新出版了华岗的《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已在北京工作的华贻芳，一本又一本地寄赠给我，使我对华岗有了更多的了解。
　　人民出版社最先出版的是华岗在狱中写成的《美学论要》和《规律论》。《美学论要》写于1959年，《规律论》没有注明写作时间，但是第八章提到“今年是十月革命五十周年”，那就是1967年。我想，凡是在1967年已经成年的中国人，都会记得那两年的中国有多么动乱。就是在那么多人失去理智、近乎疯狂的年代，蒙冤入狱的华岗，却能静下心来，写成这部35万字的哲学著作。华岗在狱中还写了《自然科学发展史略》 《辩证法十六要素试释》 《科学的分类》 《论老子哲学的伟大成就及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等。华岗在完全失去人身自由的境遇中，始终保持着自由思考的精神，始终勤奋笔耕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表现了革命家的坚强意志和崇高品格。
　　华岗更多的是史学著作，除了《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还有《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 《社会发展史纲》 《中国历史的翻案》 《怎样学习中国历史》 《太平天国反清战争的战略研究》等。
　　《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早在1931年7月就由上海春耕书店出版。据作者自序说，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失败以后，他就构思这部著作，着手收集资料，而且写出了大纲。因为他“觉得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可以给予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实在太多了，它不但教训了领袖，而且教训了群众，如果能够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和革命的教训为立场，把大革命的史料整理出来，一定可以取得许多具体的历史辩证法的教训”。后来因事出国，写作便被搁置下来。1928年秋回国以后，重新收集资料，断断续续地动笔，终于在1931年1月写成。
　　华岗说的“因事出国”，是他去莫斯科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因为这次出国，使他的这部书明显受到共产国际观点的影响，推崇城市暴动而对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认识不足。他写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的秋收起义，一共只用了不足1700字；写广州起义则用了约18000字，是秋收起义的十倍之多。这虽然有资料多少不均的原因，但也可以看出当年的城市中心论的影响。
　　算起来，华岗着手写这部《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时才24岁，写成时也不过28岁，难免受到历史条件的局限。我看重的是这部书对失败的中国第一次大革命的充分肯定，还用最后三章篇幅严肃地探讨大革命的经验教训，以求有助于此后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华岗满怀激情地歌颂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在大革命中的奋勇搏斗，读来使人感动，使人兴奋，使人神往。
　　请看华岗对第一次中国大革命的评价：“一九二三年以后，资本主义列强虽获得部分与暂时的稳定，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虽暂时消沉下去，但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却如海裂山崩的起来，中国大革命更可以说是这种含有极大世界意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代表。中国大革命实是世界革命主要组成部分之一。她不但震动了全部的亚洲大陆，而且成为摇撼资本主义暂时稳定的主要原素之一。中国大革命中直接间接卷进了几千百万的群众，无产阶级第一次表现她在殖民地革命中具有独立的政治作用。”
　　华岗在记述北伐战争的经过以后，紧接着就指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能取得胜利，“还有一个重大原因，而且是最实际的原因，那就是全国革命民众的斗争力量”，“北伐战争过程中，工农学生群众的力量确实是北伐中取胜的主要动力”。根据华岗在书中的记述，这种“动力”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后勤支援。“当北伐军从广州出发时，一切夫役都由民众充当，省港罢工工人还组织有几千人的运输队。”二是“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作战”。北伐军进入湖南，攻克醴陵、平江、岳州，都有农民参加作战。三是扰乱敌军后方。北伐军进攻长沙时，粤汉铁路工人曾以破坏铁路、截断电信等手段，阻扰敌军的军事行动。北伐军进攻汉阳前，汉阳兵工厂全体工人举行总罢工，拒绝为敌军提供枪炮。华岗在这一节里引用当年广州《民国日报》、香港《华侨日报》的报道，作了具体、生动的介绍。在后面的章节中，华岗写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更是英勇斗争、冲锋陷阵的主角。
　　当年我作为新闻工作者，读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时，也很欣赏他那活泼犀利的文笔。例如，他在分析五卅运动起源时写道：“特别是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各帝国主义国家都已弄到民穷财尽，像一个作了连夜苦工弄得精疲力竭的人一样，他们都要急于恢复他们的健康，那就是说，要重新振兴已经衰败了的工业，补充已经洗空了的金库。但是他们本国的工人农民们已经是没有很多的油水可以榨取了，他们自然一方面要千方百计地进攻苏联，以便企图霸占俄国的原料和市场；另一方面便带更浓厚的强盗性来抢劫东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以富饶著称的中国自然逃不脱他们的虎牙鹰爪。”请看，对帝国主义穷凶极恶的掠夺，刻画得多么生动、深刻又通俗易懂。
　　后来我才知道，华岗的史学著作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曾经对许多人的人生道路有过启迪，有过影响。
　　1982年初，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赵健民邀我将他对华岗的回忆代笔整理成一篇文章。我知道华岗冤案发生的1955年，赵健民是山东省省长，而且省委分工由他负责“向明反党集团”包括华岗专案的审查。赵健民认为并没有这样一个集团，结果自己也在全省范围受到了批判。我以为赵健民要写这一段经历，出乎意料，他却是从华岗的《中国大革命史》讲起。赵健民说，1934年他在山东省立第一乡村师范读书，得到了一本《中国大革命史》，立刻和同一个地下党支部的姚仲明、王文轩等边读边议，爱不释手。这本华岗的著作介绍了大革命时期全国各地蓬勃发展的运动情况和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经过，指出了大革命失败的内因、外因和基本教训，使他们得以了解革命的复杂性和艰苦性。赵健民说，那时山东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已和中共中央北方局失去联系，在革命处于低潮的情况下，他们正努力于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重任在肩，《中国大革命史》给他们增添了无限的力量。
　　我按照赵健民的思路，将他的回忆整理成文，经他审定认可，后来以《纪念华岗》为题，发表于1982年3月17日的《光明日报》。

作家王蒙在回忆自己的成长时，提到了华岗的另一部史学著作。他在《文化掂量》中写道：“不能忘记十一二岁时从地下党员那里借来的华岗著《社会发展史纲》，艾思奇著《大众哲学》，新知书店的社会科学丛书。那是盗来的火种，那是真理之树上的禁果，那是吹开雾霾的强风。读了这些书，像是吃饱添了力气，像是冲浪登上了波峰。”火种，强风，真理，华岗的力作配得上这样的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