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雷声声马兰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祖国大西北的戈壁滩深处，有一个神秘的罗布泊核试验基地，那里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集合着一群中国军人和年轻的科学家，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罗布泊之声响彻大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竖起了一座光辉灿烂的历史丰碑。
　　艰苦奋斗干惊天动地事，无私奉献做隐姓埋名人。战斗在罗布泊的中国军人和年轻科学家，是中国“两弹一星”核试验事业的开拓者、亲历者、见证者。他们在平凡的生活中从事着不同寻常的工作，处处体现着无私无畏的奉献精神，事事蕴涵着可歌可泣的光辉业绩。

　　罗布泊位于中国最大沙漠──达33万平方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东部，是世界上著名的干旱中心。罗布泊地区气候异常干燥，地上无寸草，天上无飞鸟，荒无人烟。夏季酷暑最高温度可达70℃以上，冬季严寒最低气温－20℃以下；昼夜温差可达40℃以上，平均年降水量不超过100毫米；常常有突发大风引发的沙尘暴天气。罗布泊历来被世人称作“死亡之海”“生命禁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在罗布泊地区开创了惊天动地的“两弹一星”核试验事业。
　　1955年1月，党中央通过了代号为“02”的核武器研制计划。1956年3月，毛泽东主席指出：“我们不但要有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1958年6月，毛泽东主席又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说：“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完全可能。”1959年6月13日，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国共产党中国核试验基地党委会正式成立，宣告了中国核试验基地的诞生，拉开了中国“两弹一星”核武器试验的帷幕。1962年11月成立了专门协调研制原子弹的中央专委会，由周恩来总理任中央专委会主任，毛泽东主席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1958年12月，中国核试验基地首任司令员张蕴钰将军率领了一支勘测队，从甘肃省敦煌出发，西出阳关，途经玉门关、白龙堆、雅丹地带，直达罗布泊，最终选定广袤无垠的罗布泊戈壁滩为核试验场。当西行的勘测队行至博斯腾湖，在湖边看到了一片片蓝盈盈的马兰花，张司令员说道：“这里就叫马兰村吧。”马兰村从此得名。
　　1959年起，张蕴钰将军先后率领十数万中国人民解放军官兵和科技人员，进驻罗布泊地区，战天斗地，艰苦奋斗，创建了神秘而又神圣的军事禁区──中国核试验基地，又称马兰基地。基地包括一个地域广阔、道路纵横的核试验场区，占地面积达10.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浙江省大小）；一个军事指挥中心，具有办公楼、军营、礼堂、学校、邮局、工厂、机场等的马兰村；在天山深处的红山，建设了一个科研中心，具有办公楼、试验室、实验楼等的核试验研究所。至1963年底，中国核试验基地已初具进行核试验的建设规模。
　　自1964年到1996年，在中国核试验基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核试验：1964年10月16日进行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核试验，1966年10月27日进行了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6月17日进行了第一颗氢弹核试验，1969年9月23日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直到1996年7月30日宣布暂停核试验，其间32年里，在马兰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场区先后进行了45次核试验。
　　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上世纪60年代初，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罗布泊地区拉开了核武器试验的帷幕，在中国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中，成百上千优秀的上海籍儿女，以及从全国各地陆续来到上海的新上海人，这许多新老上海人肩负着国家的使命和人民的重托，告别了繁华的大上海，有的直接参军踏上了戈壁滩的征途，有的经历了国内著名大中专院校的培养，毕业后陆续加入到马兰基地核试验大军之中，还有的是在上海各科研单位搞研究工作的中高级科研人员，成了基地研究所各研究室的技术领导和技术骨干。
　　自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30多年间，战斗在罗布泊的上海优秀儿女，从上海滩走向戈壁滩，从黄浦江来到孔雀河，他们质朴忠诚、勤奋好学、吃苦耐劳，很快融入到光荣的马兰核试验部队之中，成为无私无畏的上海籍马兰人。他们隐姓埋名，无私拼搏，不畏酷暑严寒，住帐篷、战风沙，渴饮苦浆水，饥餐沙砾饭，发扬“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马兰精神，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参加了历次的中国核试验，为铸造共和国的核盾牌，贡献了宝贵的青春年华乃至生命。下面真实记载的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次核试验时，由工程师史君文担任核试验主控站“零前”报时工作，在他准确有力的“10、9、8、7、6、5、4、3、2、1、0，起爆”倒计时报时声中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现在我们在影片、电视中，还可以看到史君文报时的风采和形象。在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当场区指挥部发出通知，回收取样人员可以进场取样时，郑根松等航空取样组人员穿上防护服、乘上飞机，穿越到烟尘滚滚的蘑菇云中取样；杨裕生、陈达、陆为令等地面取样队成员身着防护服，冲入离爆心只有750～1000米范围内的重度核污染区，取回各种测试样品；刘镇球等光学测量组人员穿好防护服乘车进场，取回核爆时拍摄的胶卷和其他测试成果；徐冠荣等控制组的取样人员冲向爆心，从工号里取回摄影胶卷盒。
　　1965年5月14日中国第二次核试验时，由上海姑娘石明媚担任“零前”报时工作，当她铿锵有力地报出10秒倒计时起爆时，靶场上空，顿时出现一片强烈的闪光，接着一轮耀眼的大火球慢慢地升起，逐渐地演变成一朵壮丽的蘑菇云，蘑菇云在不停地翻滚着扩大、上升。此后，石明媚还担任过多次核试验的报时工作。在1965年5月14日中国第二次核试验的“零后”半小时，陈渭清和战友们穿上防辐射衣，头戴防毒面具，脚穿长靴，乘上吉普车，驶向试验点的地下掩蔽体，他们的试验点离爆心只有半公里，那里是高强度辐射区，从那里他们取回效应仪器，返回实验室立即分析，以便综合得到核试验的相关数据；汤美华等取样队员负责将取样设备安装在不同的运载工具上，准确地计算出穿越蘑菇云的时间，将核爆炸后的产物取样，分装于铅罐中，火速运抵试验室进行分析测量，以得出实际爆炸当量。
　　1966年10月27日中国核弹头导弹核试验时，叶上蓁等队员在飞机上执行取样任务，“向东望去是一个巨大的蘑菇云。机长迅速爬高，并通知我们准备穿云取样。忽然间舱内一亮，强烈的伽马辐射使舷窗的玻璃发出橙色光芒，并且蘑菇云中大量的一氧化氮和二氧化氮进入机舱，我们都被一片红色的云雾包围。两分钟之后，飞机穿过烟云，取样任务完成，并向280多公里外的预定机场飞去。在机场降落后，地面部队迅速打开取样器，分装样品并用铅罐密封，准备第二天起飞运往北京”。
　　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中，核爆后，范景德等核辐射测量组成员坚守在“东一站”工号，在遭受严重核污染情况下，完成核爆炸近区放射性测量任务，并取得了在简易工事内坚持30多小时的抗核辐射污染的实践经验；当取样飞机在机场停下时，施振平等取样队员穿着防护服，快速奔跑到飞机旁，手捧搪瓷盘，用长把镊子夹着取样滤布从机身上收集烟云粒子（放射性沾染物），将取得的样品交实验室进行分析测量和测试数据；徐瑞俊等效应观察组成员冲入热浪滚滚的爆心，拍摄各种建筑物和武器损坏情况，以及各种动物受到伤害的大量珍贵照片。
　　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蘑菇云升起后没多久，远处地面冲击波形成的黄土浪紧贴着地面滚滚而来，最后消失在眼前地面上。这时，白云岗两侧的汽车发动机隆隆作响，如同箭出弦一般地快速出发。各个回收车队，向着蘑菇云周围的测点同时挺进。五六条黄土尘浪向着远方延伸，又朝同一侧向飘曳。最前面的是防化团的侦察大队，紧随着的是研究所各个项目组的取样回收车队”。
　　1969年，刘国兴在实验室对氢弹试验的钚—239的分析中，由他操作两个样品的溶解，在胸前放置了2厘米厚的铅玻璃，脸部戴着防护罩，全身穿着防护服，头部位置放着射线剂量笔，到样品溶解结束时剂量测试笔已显示满刻度。张彩霞长期从事进场用的测试仪器、探头等的标定工作，经常在实验室与X光源、中子源、γ射线源及强紫外光源接触，即使在实验室门口测量，还有约5伦琴/小时的剂量率。
　　70年代的一次触地核试验中，核爆后，郎恩德等效应调查组成员数次奉命深入场区500～1500米的范围，“到处都是核爆后形成的熔碴，黑油油、亮晶晶，每块熔渣里都含有致命的放射性！核爆炸给地面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核污染，因此也是宏观调查工作最艰苦、受放射性剂量最多的一次”。他们认真实测了核爆炸弹坑的几何尺寸并记录了周边的宏观效应，出色地完成了调查任务。
　　1970年4月2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中国第一颗“东方红”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发射前，在卫星发射基地气象台工作的上海姑娘彭凤绍，为了给卫星发射提供准确的气象预报，她和战友们连续几个月不分昼夜地加班，随时掌握气象动态，不断作出以发射首区和卫星入轨区为重点的长、中、短期天气预报。上到周恩来、钱学森，下到靶场司令员、政委，无不关注着卫星发射当天的气象预报。4月23日，彭凤绍明确报告：“明天，4月24日，气象条件基本满足卫星发射要求。”彭凤绍的报告，从气象条件上确保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
　　1977年9月17日飞机空投核试验中，空军飞行员汪亮驾机穿越蘑菇云取样：“蘑菇云烟雾缭绕，在斜阳的辉映下，四周呈现一片火黄、金光闪闪，还带有少许五彩斑点。飞机带着颠簸，在蘑菇云中始终保持着直线飞行，1分钟、2分钟，10公里、20公里，记载核辐射的剂量表从低往高走，出云了；为了取得更多的样品，我操纵飞机对准蘑菇云再次穿越，又出云；我锁好取样器，检查剂量表，此时的辐射剂量已超过10伦琴。我向指挥部报告了采集剂量，超额完成了任务，可以放心返航了。”
　　战斗在罗布泊的上海人，冲锋陷阵拼死取样，都是为了从核试验中获取各种参数，经测量、计算、分析和诊断，为核武器的改进和发展等提供重要的科学数据和技术支撑。几十年来，他们为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绝大多数成了各个科学技术领域的教授、研究员和高级工程师，有的成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和共和国的将军。
　　如今回到家乡故土的曾经战斗在罗布泊的上海人，大多已是七老八十的白发老人，尽管他们曾经为中国的核试验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却依然守口如瓶、默默无闻，不提以往的功绩和辉煌，过着平静的日子。然而，正是他们在罗布泊核试验场进行的一系列核武器试验，发扬马兰精神，发扬“两弹一星”精神，极大地弘扬了共和国的国威军威，极大地提升了共和国的国际地位，竖起了一座光辉灿烂的历史丰碑。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让我们记住曾经战斗在罗布泊的那些勇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