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担任江苏省射阳县委书记的是祁广亚，担任副书记兼县长的是徐坚。一天，老祁带领县委办公室主任老王去临海公社中五大队了解春耕生产情况。谈到中午，就在大队里吃个便饭。碗筷一丢，老王就到大队部找大队会计结账了。
大队书记看到了，死死地拉住老王的手说：“一顿不成体统的便饭，要结什么账啊？”老王坚持说：“在大队里吃饭是花集体的钱，一分钱也不能少。”大队书记说：“这账就由我个人来结，你们从几十里的县城来到我们大队，作为我个人请你们吃顿饭总是可以吧！”大队会计帮腔说：“今天这账由我和书记两人负担。”老王一人拗不过两人，也就算了。
一个月后，副书记徐坚又来到中五大队调研，看到大队部墙上贴着一张收支明细账里写着“招待县委祁书记两元钱”后大为恼火。几天以后，县委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徐坚向老祁猛轰了“一炮”：“老祁同志，你作为县里的一把手，去大队里吃饭居然不给钱，像话吗？”
一时间把老祁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便问老王是怎么回事？老王把事情的经过详详细细讲了一遍，并承担了责任。而老祁并未责备老王，而把责任全部揽到了自己的身上，检讨说：“出发前，我对老王没有严格地作交待，回来后，我向他交粮（粮票）钱时又未逐笔核实……”第二天，他亲自到大队里去补交钱粮，并当众作了检讨。
上世纪70年代，担任射阳县委书记的是羊毅、胥传坤、李子健。前两位已去世，只有李子健还健在，在他们身上也都有许多“亮点”。
跟随羊毅的秘书是年轻的大学生小周。一天，小周和老羊下乡，晚上在公社招待所住宿。老羊洗脚后，小周准备为他把洗脚水倒了，可手刚靠到洗脚盆，老羊严厉地说：“你想干什么？洗脚水我自已倒，我有手！”小周一下愣在那里，很尴尬。老羊很认真地对他说：“我当县委书记怎么样？大家都是工作同志，在处理生活事务上就应该一律平等，今天不允许你这样干，今后任何时候都不允许你这样干。对我不这样干，换个领导也不要这样干！做人就要有人格。”
胥传坤是新四军老战士，他的小家庭在苏南，路途遥远，星期假日自然很少回家和家人团聚。一天，家里老人生重病，要他回家一趟。县行政科长闻讯，主动来到他的办公室，十分亲切地说：“书记呀，你回家打算什么时候走呀？”“你问这个干什么呀？”“你工作忙，时间紧，我想为你去汽车站买张票。”老胥听了不是感谢他，而是严厉地批评说：“我没腿啊！我私人的事我会安排，你只把你的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弄得那位科长面红耳赤。
据曾在县委办公室工作过、后任通洋乡党委书记的刘义庆回忆，胥传坤调走时，是在县政府招待所坐卡车走的，临走时只有一床被子和几件随身衣服，另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胥书记还专门拿出在百货公司购买自行车的发票给送行的同志看了一遍。
李子健在射阳当县委书记时，每年都有100多天在最基层的生产队劳动。当年的新潮九队老队长、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巴一恺现已92岁，他说，李书记在生产队大食堂吃饭，都是先买好饭菜，和社员坐在一个桌上，边吃边聊生产和工作，群众没有一个不认识他，心里有什么话，都爱和他讲，根本不需要上访或到处找他。他和我谈工作从不在办公室里，都是在田头，边劳动边谈。
有一次，老巴正和群众挑粪追麦肥，李子健见了，也找来一对粪桶干开了，连续干了好多天。有天晚上收工时，社员到食堂吃晚饭没见到李书记，到宿舍一看，他已累得睡着了。
李子健不但坚持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还十分注重调查研究和培养典型。新潮九队“两熟改三熟”，旱谷亩产一吨粮，成为当年全国的高产典型，经验就是在他深入基层长时间调研后总结出来的。“吃了五谷想六谷，有了两熟想三熟”，“唐宋元明清，没听说过旱谷满产两千斤”，当年，射阳的老百姓就是用这样的顺口溜赞扬李子健……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几位老书记当年工作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他们的好品质却永远定格在岁月的时光里、珍藏在我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