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与左翼著名作家的交往

一

　　1923年夏，于右任、邓中夏等创办上海大学，这是一所国共合作创办的新型学校。经李大钊向于右任、邵力子推荐，瞿秋白到上海大学担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成了上大最受学生们欢迎和崇拜的青年教授。瞿秋白在1923年8月撰写发表了《现代中国所当有的“上海大学”》，为上大的发展制定了宏伟的规划。
　　王剑虹与瞿秋白最初相识于1923年夏日的南京。王剑虹，原名王淑璠，四川酉阳人。她1917年考入湖南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与1918年考入该校的丁玲结为同窗好友；1921年寒假回湖南常德，携丁玲到上海去寻找真理，进入陈独秀、李达创办的上海平民女校学习，不久转去南京，正巧遇到在南京的瞿秋白。
　　1923年8月20～2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南京东南大学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来南京出席大会。
　　王剑虹与丁玲在南京过着极度俭朴的生活。一天，她们的朋友王一知的爱人施存统带瞿秋白来访。瞿秋白向两位姑娘讲苏联的故事，他那渊博的知识、机警而俏皮的谈吐，使王剑虹认为他是一位出色的共产党员而一见倾心。在瞿秋白耐心的解释和鼓励下，王剑虹和丁玲回到上海，进入上海大学文学系读书。瞿秋白几乎每天下课后都去她们的住处探望，还帮助她们通过普希金的原著学俄文。
　　1923年12月至翌年1月，在广州帮助筹备和参加国民党“一大”期间，瞿秋白时刻想念远在上海的王剑虹，几乎每天都要寄回一封用五彩布纹纸写的信，信中还常夹带有诗。12月29日给王剑虹的信中附诗一首：“万郊怒绿斗寒潮，检点新泥筑旧巢。我是江南第一燕，为衔春色上云梢。”
　　1924年2月，瞿秋白返回上海，在紧张工作之时，与王剑虹结婚，过着美好的家庭生活。瞿秋白从20岁起就患上严重肺病，曾说：“我个人的命运，以后不知怎样，但是可以向战友们保证，我一定要为革命奋斗到底。”婚后仅仅半年，王剑虹就病重不起，致命的肺病正是瞿秋白传染给她的。当时瞿秋白是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后又兼任国民党政治局委员，为国共的合作事宜南北奔走，工作非常忙碌，只好请他弟弟云白代为护理。
　　王剑虹在病危时，给瞿秋白留下一封遗书：
秋白：
　　我生活在你的爱抚之中，虽然只有半年，我已经感到无比地满足了。半年不过是人生激流中的一片涟漪，然而它却是无比绚丽多彩的一朵浪花。病魔纵然夺走我的生命，但不能夺走我对你的爱。南京莫愁湖上的月夜真令人留恋。你把爱的诗句刻在美丽的雨花石上，让我永远地珍藏。那时，你曾经教我吟诵普希金的诗，此刻我又想起那美丽真诚的诗句，就让我摘用来向你永诀吧！——我那么温柔专一地爱过你，我一点也不愿使你难过悲伤，愿上帝给你另一个人，也像我爱你一样。
　　这是王剑虹告别人生的绝笔，文中没有丝毫的忧伤。面对死亡，她无怨无悔，她愿上帝再给瞿秋白一个爱他的人，显露了她的心胸坦荡而宽广。
　　1924年7月，丁玲在湖南家乡接到王剑虹堂妹的来电：“虹姐病危，盼速来沪！”丁玲立刻赶到上海，却已人去楼空。王剑虹的棺木停放在四川会馆。瞿秋白也已南下广州去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没有见面，只留给丁玲一张用白绸巾包着的原先丁玲送交的王剑虹照片。
　　瞿秋白曾有十来封信给丁玲，后来成为丁玲第一部中篇小说《韦护》的素材。在丁玲眼里的瞿秋白，“是酷爱文学的，在这里他曾经任情滋长，尽兴发挥，只要他仍眷恋文学，他就会想起剑虹，剑虹在他心中是天上的人儿，是仙女（都是他信中的话），而他后来毕生从事的政治生活，却认为是凡间人世，是见义勇为，是牺牲自己为人民，因为他是韦护，是韦陀菩萨。”
　　看到《韦护》这篇小说后，瞿秋白曾托胡也频给丁玲带去一封信，信末署名韦护。之后不久，他又亲自去看望丁玲，言谈间流露出对王剑虹的思念和不能忘情于文学的一丝怅惘。小说《韦护》中，韦护反省自己身上有“两种个性和两重人格”，这反映了瞿秋白的思想转变及复杂心态。若与秋白晚年《多余的话》相对照，不能不使人惊叹丁玲对秋白思想深层波澜的准确把握和透彻揣摩。
　　1923年底，年仅23岁的青年女性杨之华为追求革命真理，考上了上海大学社会系。她在上学的第一天听了系主任瞿秋白讲的哲学课。由于他讲得深入浅出，听课的学生挤满了教室。瞿秋白敏捷的才思，沉静、严肃的知识分子气质，给她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她更感觉在瞿秋白身上还有一种蕴藏在内心的深沉的热情和刚毅的品质，使她极为崇敬。就在这一年，她由瞿秋白、向警予介绍加入了共产党。共同的政治信念，火热的斗争生活，使她与瞿秋白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24年11月初，杨之华决心与沈剑龙离婚，并与瞿秋白结婚。杨之华与瞿秋白约沈剑龙一起从上海到萧山杨家，他们三人像朋友似的以心平气和的心态谈了一整夜，商谈好了办理离婚手续。第二天三人同回上海，在《民国日报》上刊登了三条启事，第一条为：沈剑龙和杨之华离婚；第二条为：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第三条为：沈剑龙与瞿秋白结为好友。
　　11月27日，瞿秋白与杨之华在上海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在婚礼上，秋白赠给之华一枚金别针（胸针），还刻了一枚“秋之白华”印章，以象征他们的纯真爱情。此后，杨之华在秋白的指导下，积极参加妇女运动。
　　1927年4月，瞿秋白指示武汉《民国日报》主编沈雁冰（茅盾）及时在报纸上揭露蒋介石的反共分裂阴谋，他对沈说：蒋介石“此人十分阴险，嘴上讲的和实际做的完全两样，现在掌握了军权又有了京沪杭的地盘，完全是个新军阀，将来后患无穷”。果然不出所料，蒋介石于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共“清党”政变。
　　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之后，杨之华也来到汉口，与瞿秋白会合。他们一见面，瞿秋白就拿着印好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单行本对她说：“这是我在武汉与你见面的礼物，人人应该读几次，这是一篇好文章，你必须读。”后来瞿秋白在中共六大政治报告中讲到当时农民运动的情况时，再次提出要大家最好看一看毛泽东的这篇报告。
　　瞿秋白在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担负了中共中央主要领导责任。从1927年9月下旬到第二年4月底，都在上海。他参与筹建了太阳社，并通过蒋光慈、钱杏邨、杨之华对该社加以指导。
　　1927年11月，蒋光慈的小说集《短裤党》由上海泰东书局印行。秋白与蒋光慈的交往较多，蒋在创作《少年漂泊者》 《鸭绿江上》 《短裤党》等小说时，都曾与秋白商讨，脱稿后，又请秋白为其审阅。秋白为蒋光慈所写反映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小说，取名《短裤党》，并提供宝贵的素材。
　　1927年秋天，丁玲开始用丁玲这个笔名创作，在12月《小说月报》上发表了处女作《梦珂》。“梦珂”原是瞿秋白对王剑虹的称呼。《梦珂》是小说，但里面有丁玲自己，也有王剑虹生活的一点影子。
　　紧接着，丁玲写下《莎菲女士的日记》 《暑假中》和《阿毛姑娘》，这四篇短篇小说被当时《小说月报》的编辑叶圣陶、主编郑振铎从一大堆来稿中识出，连续登在四期《小说月报》的头条位置上。这对开始写作小说不久的丁玲是莫大的鼓舞，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问世，“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1932年3月，丁玲在上海南京路大三元酒家秘密宣誓入党，与她同时入党的还有田汉、叶以群等人，由潘梓年主持，瞿秋白代表中宣部也参加了仪式。他曾评价丁玲是“飞蛾扑火，非死不止”。
　　坚强的丁玲去见党中央负责同志张闻天，要求去苏区工作。党组织决定，她留在上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北斗》从第一期开始就曾发表了秋白的《画狗吧》 《哑吧文学》及《美国的真正悲剧》 《民族的灵魂》 《暴风雨之前》等文章。
　　1932年夏，由冯雪峰陪同，秋白与鲁迅会晤。秋白兴奋地告诉杨之华初次与鲁迅见面的经过，说彼此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他已邀请鲁迅全家到他们家来玩，鲁迅高兴地答应了。
　　由于鲁迅和瞿秋白的亲密合作，在王明“左”倾路线在全党占统治地位的形势下，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艺运动却高举了马列主义的旗帜，在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开辟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道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当时，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感到很对不起鲁迅，从前他送的书都在机关被破坏的时候失去了。这次我可要有系统地阅读他的书，并且为他的书留下一个永久的纪念。”不久，秋白编成了《鲁迅杂感选集》，并亲自撰写了序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最早对鲁迅及其杂文作出科学评价的专著问世了。
　　瞿秋白从事着梦寐以求之文学事业。他那准确、精炼的俄文译著，深厚、广博的文艺理论，透辟、尖锐的时论杂文；他对文坛大局的洞察能力，对政论斗争的灵活策略，以及他那文人、学者兼革命家的谦和、平易、机敏、多思的风度，都使年纪比他大得多的鲁迅赞叹不已，把他引为同怀知己。鲁迅曾书赠秋白“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的直幅联语。
　　在瞿秋白殉难前后数年，评述瞿秋白的思想和文学创作，要数鲁迅写得最多也是最深刻、最感人的。他的《关于翻译的通信》以及《〈铁流〉编校后记》 《〈解放了的堂·吉诃德〉后记》，都对瞿秋白的译文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为纪念秋白编辑出版的《海上述林》上卷和序言中，称赞瞿秋白的译文“信而且达，并世无两”，“足以益人，足以传世”。在《鲁迅日记》中有40多处记载了他和瞿秋白的交往。鲁迅给曹靖华、茅盾、郑振铎等友人的书简中，也有50多处谈到瞿秋白的著译活动，表示了他对瞿秋白的赞佩与怀念。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瞿秋白留在国民党重兵围攻下日渐缩小的苏区坚持斗争，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1935年2月，坚持在中央苏区斗争的中共中央分局、中央政府办事处和留守的红军部队，被敌人围困在于都南部狭小的地区内，形势十分严峻。瞿秋白则在2月上旬就离开中央分局驻地井圹村，往福建省长汀县突围，24日抵达福建省长汀县濯田区水口乡被敌人包围被捕。
　　3月初，瞿秋白化名给在上海的周建人寄去两封信，托他转交给鲁迅与妻子杨之华，暗示设法营救保释。同年4月，鲁迅突然接到瞿秋白化名“林祺祥”的狱中来信，得知瞿秋白已在福建长汀县被捕，尚未暴露身份。鲁迅与杨之华取得了联系，商议营救方案。但刚有眉目时，瞿秋白已因叛徒出卖，身份暴露了。鲁迅又想与陈望道、柳亚子等发起公开营救运动，还恳托蔡元培在国民党上层活动，尽一切可能去争取。就在瞿秋白不幸被捕入狱、深陷囹圄的关键时刻，国民党中央在南京组织了一个处置瞿秋白委员会。在开会讨论时，蔡元培认为像瞿秋白这样的人才，在中国不可多得，主张以不杀为宜。戴季陶则力主杀戮，他咬牙切齿地说：“瞿秋白赤化了千万青年，这样的人不杀，杀谁。”
　　1935年5月11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头版醒目篇幅正式公布了瞿秋白被捕的消息。劝降失败后，6月2日，蒋介石从武昌行营给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兼东路军总司令蒋鼎文发电报，下达处决瞿秋白的密令。6月18日，瞿秋白在长汀罗汉岭下刑场上，盘膝笑对刽子手，唱着《国际歌》饮弹浴血，英勇就义，时年36岁。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瞿秋白仍对自己选择的信仰充满自豪，坚定表示：“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鲁迅得到瞿秋白牺牲的噩耗，当即挥毫题写了一幅挽联：“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