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

从苏北革命根据地回到上海后，我父亲钱有春经地下党介绍，到闸北区十八民校读夜校，参加了许多党组织的活动，经过了严格乃至生命攸关的考验，他18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贴标语   撒传单   迎解放
　　地下党领导再三教导：“革命首先要不怕死，革命要有牺牲，但要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根据上级要求，父亲他们开动脑筋，大智大勇，成功地散发了大量的传单、张贴了许多标语而没有人牺牲，大大打击了敌人，增强了广大革命人民的胜利信心。
　　为了迎接解放军入城，在上海四川北路凯福饭店六楼的楼顶上，他们将《告全市人民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的传单预先用橡皮筋扎好，用绳子绑在旗杆上。然后用火燃着绳子的另一头，当绳子烧断时，传单便纷纷飞到马路上。等国民党特务飞行堡垒赶来的时候，散发传单的人早就无影无踪了。那些国民党特务天天忙得鸡飞狗跳，“飞行堡垒”也慌作一团，我们的同志有的就站在边上看效果。
　　在国民党警备司令部门口贴标语，等于在老虎头上拍苍蝇。父亲他们在标语上覆盖广告后一起张贴，然后再将广告撕去，便留下了标语，气得敌人大声乱骂。
　　在戒严的那些日子里，父亲根据上级要求去一个厂里给几个地下党员布置工作，很多关卡都顺利通过，最后一道关卡被卡住了。他被一群国民党士兵团团围住。几名士兵默不作声、目光阴森，蛮横地挡住父亲的去路。当时他表现出少有的少年老成和冷静。他摇摇头，装出一脸的迷茫和惊讶，面对着机枪和冲锋枪，他先发制人，问道：“老总，有什么事？”国民党士兵没有诈出他身上的破绽，便又冷冷地突然发问：“干什么的？”
　　“服装厂里做衣服的。”父亲毫不迟疑地回答。
　　“叫什么？住哪儿？”敌人开始仔细盘问，但他始终那么坦然，没有一丝的惶恐和不安，却带着普通老百姓的笨拙、老实和憨厚，面对几挺机枪，他连目光都不颤一下地回答。
　　“你是地下党？”敌人口气陡转，又凶又急。
　　“我是永生服装厂的工人，你们可以跟我去厂里查对，我做工的厂就离这儿不远！”他委屈地申辩着，伸出手来，让敌人看他手上的老茧。服装厂的工人不同于他人，中指关节处都有一层厚而硬的老茧。当时他不慌不忙地说：“我是个裁缝，你们可以去看，我们做生活的工人都有这茧子！”就这样，父亲跟敌人周旋了十多分钟，敌人找不到任何破绽，两个国民党军官终于开口，放他过了关。
　　父亲后来回忆时不无感慨：“真险啊，要不是智慧应对，我可能在那时就‘光荣’了。”
　　成立保安队迎接解放
　　 父亲离开了十八民校后，即参加了人民保安队，为了不使蒋介石撤退时破坏水厂、发电厂、码头等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父亲先后发展了四名党员,发展了几十名上海工人协会会员。在上海解放前夕,组织上将他发展的人民保安队单独编成分队,下设四个班,由19岁的父亲负责指挥,为保卫上海解放上海立下了功劳。
　　1949年5月，随着国民党的节节败退，他们在上海的白色恐怖变本加厉，镇压更为疯狂，许多地下党员、革命志士，就在这段时间里被反动派杀害。
　　就在此时，父亲与他哥哥钱雅康晚间躲进小阁楼里，缝纫上海保安队的袖章300多枚。
　　现在回忆起来，他仍是泪流满面：“还有几天啊，上海就解放了呀！许多地下党的战友们，没有能看到这一天。”
　　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是父辈们抛头颅洒热血用生命换来的，是多么的艰难，我们要分外珍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