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勋卓著的革命家谭震林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诞辰120周年。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谭震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功卓著、功标青史。

　　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之后，留守在闽西永定、上杭、新汀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谭震林等同志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军和地方反动武装进行了殊死斗争，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
　　1935年4月，蒋介石调派粤军157师进驻上杭等地，联合地方反动武装对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敌人采取“分兵合击”、“筑堡作栅”、“铁桶围困”等手段，分别在山口、路口、渡口等关隘要道构筑碉堡，重兵把守，妄图把红军围困在山林里。针对敌人的“围剿”，时任闽西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军事部长的谭震林采取分散、伏击、奔袭等灵活战术与敌人周旋。他带领红军游击队避开正面之敌，巧妙绕越包围圈，突入到敌人后方袭扰，打得敌人首尾难顾、晕头转向，粉碎了敌人的“围剿”阴谋。
　　1936年6月，蒋介石又派其嫡系部队国民党军第10师“围剿”上杭红军游击队。敌人改变策略，采用“移民并村”、“保甲连坐”等手段，企图阻隔红军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的联系。谭震林等以变应变，采用“白皮红心”的战术在敌人强行并移的乡村中，因地制宜建立两面政权，选派党员或骨干在红色力量较强的乡村担任保甲长，参加壮丁队；在较弱的乡村则与保甲长约法三章，要他们掩护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和群众的革命行动，从而把保甲制度变成了红军游击队的赤色联防。
　　1936年下半年，是红军游击队生存最为艰难的时期，敌人在“围剿”区内强迫推行“以口计粮”、“以人购盐”、“禁止商贸”等反动政策，红军游击队的后勤补给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针对敌人的阴谋，谭震林等大胆出击，除采用“化装购粮”、“破仓分粮”、“虎口夺粮”等办法，还有针对性地向当地富裕地主豪绅买粮、借粮，破解敌人的封锁。地主豪绅慑于红军游击队的声威，不得不卖粮、借粮，同时又害怕担负“通匪”、“济匪”的罪名而不敢声张。加之群众也巧妙地采用“担杆装盐”、“双层桶装米”等办法，暗中接济红军游击队，从而使国民党军妄图禁粮禁盐饿死红军的诡计破产。
　　1936年底，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虽然表面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抗日，但仍然耍弄“北和南剿”的反动政策，继续对南方红军游击队进行“围剿”。他调集比红军游击队多几十倍的兵力，在闽西上杭等地区采取“梳篦式”的战术，逐山逐沟“搜剿”红军。谭震林等带领大部分游击队及时转移到游击区外开辟新区，只留少部分红军战士化整为零，分散游击，白天隐蔽，晚上出击。
　　1937年上半年，谭震林等闽西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开展了广泛的团结社会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军中间力量的统战工作。闽西上杭地区的蛟洋一带，驻有国民党军傅伯翠的一个团，此人拥兵自重，对“剿共”不太积极。谭震林等便亲自上门沟通，与其订立互不侵犯协议。敌人“围剿”时，红军游击队就转移到他的防区隐蔽和休整，免遭损失。谭震林还带领红军部队在上杭、龙岩、连城、宁都、永定等地开辟新的根据地，整顿党的组织，发展地方武装，以双髻山为中心，创立了方圆300多公里的稳固红色政权区，拥有人口14.6万余，建立县级军政委员会9个、区委60多个、党支部400多个、地方武装6支，使红军主力扩展到3000多人，为日后新四军的组建保存了一大批中坚力量。
　　1939年3月，准备大举进攻武汉的日军，抽兵向长江南岸的繁昌侵犯。繁昌是国民党三战区指挥部屯溪和新四军军部云岭的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新四军调派3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率部驻守繁昌。
　　是年11月7日，日军第15师团所属川岛警备队500多人率先向繁昌发起试探性进攻。谭震林定下“请君入瓮”计策，利用繁昌城内鹅山头居高临下的特点，命令5团1营、2营埋伏在繁昌城北马家坝，6团3营依托鹅山头进行防守。5团3营在繁昌城西的孙庄警戒，只留少量部队在繁昌正门迎敌，且战且退，吸引日军进城，然后关门打狗，左右夹击，鹅山头指战员再来一个猛虎下山，打得日军哭爹叫娘、狼狈逃窜。11月13日，不甘失败的日军又派石谷联队和西川大队500多人，偷偷夺取繁昌城后要地赤滩，企图先切断新四军退路，夜袭繁昌。谭震林得到情报后，在距繁昌城不远的汤坝设伏歼敌。他派一个连的兵力主动迎敌，边打边撤，佯装退却，引诱日军进入新四军的伏击地。日军拼死突围，最后丢下300多具尸体逃回据点。此役我军还击毙一名日军中佐，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连续两次的失败，激怒了日军15师团长乔本太郞，11月20日，他纠集繁昌周边的荻港、铁矿山日军3000多人，分五路再次进犯繁昌，兵力远大于新四军3支队。谭震林避其锋芒，消其锐气，命令部队撤出繁昌城，只留6团3营驻守鹅山头。日军进城后，疯狂向鹅山头进攻，3营利用有利地形打退日军十多次进攻。待日军的锐气消退后，谭震林立即命令主力部队背后袭击，使日军腹背受敌。由于敌人火力强，谭震林又命令3营让出一条退路，决定在日军撤退时进行打击。日军以为新四军让路是败退，所以大胆回撤，谁知新四军突然杀出，日军顿时阵脚大乱，四处逃散。日军又于12月15日和12月21日两次集中芜湖、荻港、铁矿山等地的兵力再度进攻繁昌，但都以惨败而告终。谭震林率领新四军3支队五战五捷胜利保卫繁昌，既阻止了日军南犯的计划，又打出了新四军的军威，凸显了新四军强大的战斗力。日军侵华派遣军司令冈村宁次哀叹，新四军乃皇军之大敌，想从他们手中夺取繁昌城是不可能的事。从此，日军再也不敢进犯繁昌。
　　1939年秋，为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叶飞率江南新四军主力北渡长江，留在江南东路地区的只有几十个伤病员和少量游击队，而江南是连接皖南与苏北的重要通道，又是日伪顽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因此，坚持江南抗战，是落实中央关于“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战略方针的重要举措。谭震林临危受命，于1940年3月奉调来到江南东路常熟、无锡、江阴地区主持军政大局，担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兼政委。
　　来到东路地区后，他首先公开打出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旗帜，让人民群众知道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还在江南作战，让抗战的大旗高高飘扬在江南水乡。他广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并放手发动群众，创建民主政权。为打开江南东路地区抗战局面，谭震林把井冈山和闽西斗争的经验运用到江南水网地区，先后组织了“北港庙战斗”、“塘西村战斗”和“梅村战斗”。不到半年时间，通过敌后游击战争，部队由原来的4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地方武装发展到2000多人；同时成立半政府性质的县、区、乡抗日自卫会60多个，巩固和发展地方党组织39个，像一把把利刃插入了日伪心脏。
　　皖南事变后，江南地区的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6师，谭震林担任师长兼政委。当时日寇在无锡至江阴公路以西地区的滆（湖）太（仓）茅（山）一带（西路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我根据地大片被蚕食。谭震林再次临危受命，担任中共江南区党委书记，他化装成商人来到西路地区，巩固党组织，发动群众，整训部队，组织军民进行反“扫荡”。
　　1941年6月，日军为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在华中选择江南的苏（州）常（州）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地区进行“清乡”伪化，妄图消灭江南抗日的新四军和民主根据地。敌伪军部署兵力1.8万，逐县、逐区、逐乡进行“清剿”。为了粉碎日伪军的“清乡”阴谋，谭震林遵照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首先在苏常太地区成立反“清乡”委员会，统一指挥反“清乡”斗争。同时，针对当时敌情复杂、日伪顽紧密勾结、“清乡”“扫荡”交替出现的情况，在苏常太地区建立公开、秘密两套党政班子，坚持明暗结合的斗争。军事上采取内线坚持和外线作战相结合的方法，挑选精干力量组建武工队、锄奸队和短枪队，在“清乡”区内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主力部队则到苏州西部和澄锡虞地区牵制敌人。同时发动群众数万人，火烧敌人苦心构筑的竹篱笆，有效粉碎敌人妄图封隔军民联系的阴谋。
　　1941年11月下旬，在新四军6师16旅旅部遭到日伪军偷袭、部队受到重大损失时，谭震林又不顾个人安危，从苏北江都地区徒步穿越敌人多道封锁线，赶到16旅移驻地溧阳，亲自兼任旅长，带领军民同心协力反“清乡”、反“扫荡”，并组织进行了溧阳佳山和金坛里庄桥反顽斗争，取得了歼敌800多人的胜利，扭转了局面，稳定了人心。
　　淮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针对国民党军进行的一场战略性大决战。此役共消灭国民党军5个兵团22个军56个师，一个绥靖区，共55.5万人，基本上把蒋介石政权赖以支撑的军事力量消灭殆尽。这场大战的胜利，除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的科学决策外，还与谭震林的得力指挥是分不开的。在淮海战役的6场较大战斗中，有4场硬仗是谭震林指挥的。
　　1948年10月，歼灭国民党军冯治安部，是谭震林指挥的第一场战斗，这也是围歼国民党精锐部队黄百韬部的关键一仗。谭震林根据总前委的指示，首先组织和稳妥地策动了对冯部三十集团军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张克侠、何基沣的起义工作。接着又在11月8日，提前攻克韩庄、万年闸和台儿庄，切断敌军退路，并强渡大运河直逼冯治安的指挥部贾汪，使冯兵团前无救兵，后无退路，全军被歼。11月中旬，在歼灭冯治安集团后，谭震林迅即率部直插碾庄，指挥歼灭国民党黄百韬第七兵团的第二大战斗。为防止黄百韬逃跑，谭震林率部以极快的速度强渡不老河，占领大许庄、大庙等战略要点，11日又全歼黄部西逃的先头部队第100军44团，攻占八集镇，切断了黄百韬兵团的退路。
　　在此基础上，谭震林指挥一、二、三、四、七、八、九、十一纵队共8个军，合力围困黄百韬兵团于碾庄，并于11月20日全歼黄百韬兵团。11月下旬，在歼灭黄百韬兵团后，谭震林随即率领华野一、三、四、八、九、十一纵队和渤海纵队及冀豫鲁两个独立旅共9个纵队，阻击由徐州瘑南和由肖徐路南增援黄维兵团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部，与其激战五天五夜，敌军伤亡惨重，始终未能增援黄维兵团一兵一卒，为二野歼灭该敌提供了支撑。12月1日，总前委发现徐州守敌杜聿明集团与华野司令部所预计的南窜计划不同而西逃。为阻击杜部西逃，谭震林根据总前委的部署，率部与敌杜聿明部平行追击。他号召部队“决不让敌人跑掉，路标就是路线，枪声就是目标，追得上就是胜利”。12月4日拂晓，不到三天的时间内，我军硬是用铁脚板赶上了机械化运输的杜聿明部，并将其围困在河南永城西北地区的陈官庄、青龙村一带，经过政治攻势和强大的军事打击，终于1949年1月10日将其歼灭，并俘虏徐州剿总司令部副司令杜聿明。
　　这场战斗十分惊险，整个战斗的临机处置都要谭震林决断。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加之当时邓小平已到河南商丘休整，刘伯承、陈毅在西柏坡参加中央会议，粟裕生病，整个指挥重担就落到了总前委委员、华野第一副政委谭震林肩上。这充分显示了谭震林堪当重任的素质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