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中德建交50周年的日子里，我思念被称为“提出中德建交第一人”的王殊同志。王殊同志本是淮海战役的战地记者。建国后是新华社驻外的名记者。1972年他在驻联邦德国时，了解到联邦德国的情况与一般传说的不完全一样，便写内参反映。毛主席、周总理看到他的建议后，格外重视，并接见了他。遂后，中国很快与联邦德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关于这方面有很多有趣的故事，多有报道。
我要说的是，人们不大提起的王殊同志在《红旗》杂志工作时的情况。有些文章讲王殊是《红旗》杂志总编辑。对不对呢？又对又不对。他没有被正式任命为总编辑，但他比总编辑还总编辑。
“四人帮”粉碎后，经华国锋同意，耿飚派刚刚任外交部副部长不足一个月的王殊领队去接管本由姚文元把持的《红旗》杂志。《红旗》杂志成立三人小组，王殊是第一把手。另外两人是副领队，协助王殊：一位是谢非（后为政治局委员），负责清查；一人是邢方群（工人日报社老社长），负责杂志。
“四人帮”粉碎后，在中央工作组车文仪领导下，我们上海有六七个人参与蒐集、整理张春桥的材料。1976年底，整理得差不多时，上海派我和余秋雨（余秋雨去了不久返回上海）去《红旗》杂志写批判文章。同时借调到《红旗》的，有广州军区宣传部的同志，还有来自山东的笔杆子。到了位于沙滩北街红旗杂志社，当天就受到王殊和邢方群的接见。安排我们住在《红旗》大院里的平房里，并带我们到编辑部大楼走一走。大楼一边是《红旗》的，一边是文化部的。两边都贴满了揭批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的大字报。王殊关照我们：“大字报可以看，但不要公开表态。你们不了解情况。你们有看法，给我们讲。”我们领会了他的好意，记住了他的教导。他又知道我在《红旗》老班子里有熟人，又低声说：“尽量少与他们接触。”我说：“好！我一定注意。”
王殊的工作方法也很别致。大家在一个食堂吃饭。他总是比我们晚到几分钟。他打好饭，放眼扫一下各桌，觉得需要与谁商量工作就与谁坐在一起，边吃边谈，饭吃好了，工作也商量好了。我们都觉得特别亲切。
春节到了，他不放我们回家，因为只知道中央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批材料快要下来，但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万一春节时下来，把我们放回家，再想改文章就麻烦了。他不放我们回家，心里也很不安。春节那天，天气晴朗，杂志社包了部大客车，送我们游西山。王殊一直站在车旁，等车子开动了，他才离开。编辑部有很多人一起去游览。他们大部分人是1975年筹备创办的《思想战线》的编辑人员，还有军政大学（国防大学前身）的几位教研室主任。邓小平恢复工作后，看不顺眼姚文元搞的那一套，另创办了一个刋物《思想战线》。哪知还没出刋，“四人帮”反起“右倾翻案风”来。否极泰来，“四人帮”一垮台，《思想战线》的那班人马就进了《红旗》杂志。在大客车上，他们说游西山是沾了外地人的光，是王殊为了照顾外地人才包车的。能游西山大家很高兴，我们外地人更高兴。大部分人爬一半就爬不动了，只有三四个人爬上了最高处的“鬼见愁”。节后我们把如何爬上“鬼见愁”的事说给王殊听。他说：“你们能叫鬼发愁，不容易！北京人上‘鬼见愁’的人也不多。”
过了两三个月，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批材料的初稿出来了，我们看不到，他级别高，能看到。他凭记忆把文件精神向我们慢慢道来，并要求按他所记的调子修改文章。再过些日子，文件正式下来，他叫我们去看，并派人与我们一起按文件口径修改文章，最后交他审定。我们以“中共上海市委大批判组”的名义写的批判张春桥的文章，于1977年5月4日在《红旗》上刋出，当天便受耿飚赞扬。这是与王殊的指教分不开的。我们回上海没几天，王殊也离开了《红旗》杂志，回外交部工作。他很幸运，他离开后，《红旗》起了一场风波。
足智多谋的人往往不大平易近人。王殊既足智多谋又平易近人，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