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与上海解放初期社会治安治理

陈毅在上海解放初期，展现出了其城市治理的领导才华，从接管方针政策的制定到具体的城市治安管理，特别是对上海市公安局工作给予了直接的指导和关心，为上海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巩固，立下了不朽功勋。

陈毅作为上海接管的负责人，在接管前就注重研究借鉴济南、沈阳、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接管工作经验，组织接收人员依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的“约法八章”，确定接收工作方针，集中进行政策学习和思想纪律教育。1949年5月10日，陈毅对接管上海的各级负责干部作了关于入城纪律和政策的报告，要求把学习掌握入城纪律和政策当一件大事来抓，强调指出：“入城纪律是入城政策的前奏，是对上海人民的‘见面礼’，‘见面礼’搞得不好，要费大功夫，甚至挽回不了。”他还风趣地说：“我们野战军在城市不能‘野’。”
　　在领导上海接管时，陈毅要求接管干部要严格廉洁自律。他号召大家“要在工作人员的品质和工作态度上，选一个高的标准，来考查我们上海市府全体工作人员”，“我们要把自己的行动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汪伪比较一下，谁是为人民的？”华东局社会部根据陈毅的指示和十二条“入城纪律”，结合公安工作性质特点，制订了《员警十项守则》，要求入城干部互相勉励、互相监督，对知法犯法者，将从严论罪。
　　欧震案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欧震是淮海战役中被解放过来的战士，后成为上海榆林区（1960年撤销，辖地划归杨浦区）一名公安干部，在参与查处原国民党空军电台台长毕晓辉非法藏匿武器的案件中，利用工作之机，经常到毕某家中敲诈勒索，非法获取钱财。陈毅在仔细审阅上海市公安局军管会的报告后，作出了“同意枪毙”的批示，表明了严肃法纪、坚决反腐的决心。欧震被处决后，《解放日报》迅速报道了该案，并配发了“革命纪律不容破坏”的评论，在军队内和地方上引起强烈反响。

改造使用并举 发挥留用警员作用

进入上海时，负责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全部人员，包括警卫连和勤杂人员在内，总共不过1200余人；加上原来地下党同志，也不到2000人。偌大的上海，靠这点力量维持社会治安显然不够。原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留用人员不仅数量大，而且都还在工作岗位上，其中不少人有专业特长，如交通、消防、通讯、法医等，这些是老解放区来的同志一时无法代替的。因此，发挥好这1万多名旧警员的作用，是巩固接收成果的关键。
　　当时，留用警察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情况相当复杂，大部分警员在党的宣传教育下转变了立场，积极向党靠拢；但也有一些警员由于受到国民党反动宣传的影响，心存疑虑，甚至还有少数人对共产党持对立态度。针对这种情况，6月8日，上海市公安局在天蟾舞台（今逸夫舞台）召开留用警员大会，陈毅亲自到会，向接管干部、上海市公安局和各分局警员代表4000多人作了动员报告。陈毅在报告中深入分析了革命形势，讲明党对留用人员的政策，并着重指出，只要转变立场，拥护人民政府的领导，安心为人民服务，政府将根据表现加以录用，绝不让一个要求为人民服务的人没有工作的机会；但对不愿悔改，企图利用人民政府的宽大从事潜伏破坏的，定当惩罚。他号召大家认清形势，努力学习反省，转变阶级立场，为人民服务立功。
　　陈毅的讲话在留用警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表示今后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努力工作。与此同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组织了“警察人民与人民警察”、“怎样做一个人民警察”的大讨论。各级领导深入到警员中，反复宣传党的政策，不断进行思想教育引导，并成立学习委员会，把留用警员和接管干部合编成学习小组，学习政治形势和政策纪律。留用人员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绝大多数人放下了思想包袱，自觉接受教育和改造，听从指挥积极工作。留用警员、消防处副处长叶斌勇和刑警处的赵法医还曾多次到北京公安学院讲课，受到学员的欢迎。
　　对留用人员，人民政府除在日常工作中大胆使用外，还有意识地将过去有问题的人，集中送公安干校学习，经过半年多的集训、甄别和审查，清理出不符合留用条件的近400人。在执行纪律和奖惩上，对留用警员和南下干部一视同仁，有功者赏，有过者罚，对违法犯罪者坚决惩办。北站分局留用警员黄伟生在执勤中，因盗匪开枪拒捕而殉职，市公安局为此举行了隆重追悼大会，批准黄伟生为烈士，号召公安干警向黄伟生学习，并对其家属从优抚恤，在全市留用警员中又一次引起了震动。在广大地下党员和留用警员的有力配合下，顺利完成了对上海的接管工作，特别是枪支、弹药、车辆以及大批物资等如数接管，就连非常宝贵的档案资料，除极少部分遭到破坏外，大部分也都得以完整保存。

打击不法分子  稳定社会治安秩序

上海解放初期，如何加强社会治安、稳定社会秩序，是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的头等大事，也是陈毅格外关注的问题。国外反动势力曾断言：“共产党解放了上海，但管理不好上海。”能否解决好这一问题，是新生的人民政权面临的一个严峻考验。
　　上海当时有500多万人口，号称“冒险家的乐园”，国民党遗留下来的一些散兵游勇与混杂在社会中的流氓、特务相互勾结，甚至冒充解放军、地下党和接管人员，加上全国各地逃匿来的地主恶霸、还乡团成员等等，无恶不作，扰乱治安；败逃台湾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多方物色和训练行动人员，派遣骨干分子和职业杀手潜入上海进行暗杀活动，仅以暗杀陈毅为目标的行动就达8起。上海街头每日枪声不断，大、要案时有发生，对革命政权和人民生命安全构成严重威胁。面对这种情况，华东局和上海市委高度重视，陈毅曾多次亲自过问。在接管的旧警察局绍兴路俱乐部，每隔几天，陈毅就召集各军军长、政委，以及公安、民政负责人，听取入城后各方面的治安情况汇报，研究针对性措施，指导打击不法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市公安局侦破案件3000余起，俘获敌特及犯罪分子1万多人。
　　当时，一些不法分子和投机商相互勾结，以上海证券大楼为大本营，有意散布谣言、制造混乱，导致人民币贬值、物价上涨，弄得人心惶惶。陈毅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对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查封，取缔证券大楼的投机交易活动。他指示：“大家一定要把这次行动当作经济战线上的淮海战役来打，不打则已，打就要一网打尽。”为此，李士英局长召集市局有关同志开会研究，挑选了400名精干警力，在强调保密纪律和摸清情况后，亲自坐镇指挥。6月10日，参加行动的人员装扮成商人，由刑警处处长马乃松、科长黄克带队，干净利索地对坐落在九江路上的证券大楼来了个一锅端。同时，有关分局对流窜街头的银元贩子严加取缔。此行动打击了投机活动，整顿了金融市场，稳定了社会秩序。

创办公安刊物  加强警察队伍建设

陈毅非常重视上海市公安局《人民警察》杂志的创刊工作，并亲自题写刊名，对办刊方向提出要求。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攻克南京后，接管上海的干部集中在丹阳待命。在进行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出版公安刊物就被列入了议事日程。最先提出这一设想的是接管专员、准备担任上海市公安局人事处处长的钟望阳。早在上世纪30年代后期，钟望阳已是上海的一位作家，而且在山东渤海地区工作时，编办过《渤海公安》刊物，深受渤海行政区各级公安人员的欢迎。正是出于对出版刊物的情感和经验，他提出上海解放后也要创办公安内部刊物，目的主要是为了教育旧警察局留下来的万余名警察人员，同时对所有干部警员进行政策和业务指导。钟望阳的这一设想，得到了陈毅的肯定和支持。
　　上海解放后，尽管公安机关接管和整顿社会秩序的任务极为艰巨，但只过了半个多月，就开始调集办刊人员，连同一位专任收发等事务性工作的内勤在内，共有8人，初定刊名为《人民警察》。但谁来题写刊名呢？办刊人员大着胆子托一位在市政府工作的同志，请陈毅为《人民警察》题写刊名。当时，陈毅工作非常繁忙，正当大家忐忑不安的时候，出乎意料的是，不到一周时间，陈毅就让人送来四份题字，在每张题字后，都认真地签上“陈毅”两字，同时还捎带口信：“写了四张，由你们选用。”陈毅的行事作风和对《人民警察》的关怀，使每一位办刊人员都深受感染。接着，副市长潘汉年、韦悫，市总工会主席刘长胜等领导也给杂志题了词。这些题词都在创刊号上影印发表，对杂志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广大读者都是极大的鼓舞。

1949年7月7日，《人民警察》正式出版。陈毅在收到创刊号后，勉励办刊人员：“这个刊物是办得好的，今后要及时地向公安干警传达党中央、毛主席对公安保卫工作的指示，认真总结接管和改造‘十里洋场’使之成为人民城市的经验，要努力去提高公安干警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根据陈毅市长的指示精神，《人民警察》在办刊中不仅反映了上海解放以后公安机关各方面工作情况，而且对广大警员执行政策、提高业务水平、改进工作方法等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尤其是在交流工作经验、改造留用人员思想作风上，成效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