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桐庐县合村乡，一个三县（桐庐、淳安、临安）交界的小村庄，但受北航毕业的娘舅影响，上大学是我小时候的最大梦想。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停止了招生。
命运之神关上一道门，必定会打开另一扇窗。
1970年年底，一天下午课间休息，数学老师钱绍瑜走过我身旁时，说了句“可惜”。我满脸疑惑地问道：“什么可惜？”钱老师转身到办公室拿了一张《招生通知书》给我看，我才知道，学校第二天要带十多个学生去分水镇（桐庐县辖镇）参加艺术学校招生考试，而名单中没有我的名字。钱老师知道我热爱文艺，忍不住说了“可惜”二字。
放学回到家，我把下午的事情告诉了父亲，说我也想去试试。父亲听后对我说：“那你吃完饭马上去找学校领导要求一下。”乡下的夜晚，四处黑漆漆的，还好学校离家不远。我找到了第二天带队的老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没想到老师爽快地答应了，并在名单上添上了我的名字。
到了离我们家18公里外的分水镇，我们参加了招生考试。
考试开始后，看到有的考生边唱边做动作，我在旁边紧张得发抖，因为从小到大还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轮到我后，我清唱了一段京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金定夫（后来才知其姓名）老师拿起京胡叫我再唱一段，于是我又唱了段《我们是工农子弟兵》。两段过后，另外一位老师让我再唱首歌，说随便唱什么歌都行。这时我已不害怕了，吼着嗓子唱了一段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考试结束后，带队老师跟我说有希望。
一个星期后的晚上，我做了个梦：我正在隔壁大姨家里玩，姐姐兴冲冲地跑过来说，你的录取通知书来了。醒后才知道是一场梦，心里难免有些失落，因为常听人说“梦都是反的”。
又过了几天，正当我像往常一样在大姨家玩时，姐姐举着一封信高喊着跑了过来：“柏林，你的通知书来了。”当时真有些不敢相信的感觉，怕又是一场梦。但这次确是真的，只不过姐姐拿来的不是录取通知书，而是到桐庐参加复试的通知。
又过了几天，我和另一个同学去桐庐复试，这次没有老师带队。到了考场，看到四五个招生老师坐在上面，参加复试的同学有五六十个人。叫到我的序号时，老师问我唱哪首，我说唱一段《红灯记》里的“浑身是胆雄赳赳”。唱完后就叫我下去了，我的心里不免打起了鼓：半个月前在分水考试时唱了两段京剧还加唱了一首歌，这次只唱了一段就不让唱了，看样子是没有希望了。
过了一会，有位老师走过来把我的腿抬了抬、拉了拉，也没说什么。弄得我心里更没有底了。晚饭后，我来到旅馆二楼招生老师住的地方，老师根据我来时候的车票价格，给了我2块7毛钱，同时叮嘱我回去以后书还是要读的，但嗓子也要注意保护。
春节过后的一天下午，邮递员大声在窗外喊：“管柏林，杭州的信。”我知道是《录取通知书》来了。拆开信后，果然是通知我们入选者先到桐庐县文化馆集中，然后去杭州参加培训。我们合村公社（乡）及隔壁的岭源公社（乡）一共有3人收到了通知书。
1971年2月中旬的一天，我们先到了县文化馆，因随身带着铺盖，当晚就住在文化馆里。晚上，带队的包朝赞老师（包老师后来成为著名剧作家，杭州市文联主席）给我们开了个会，把我们桐庐县的12个人编成了一个临时小组，让我当组长。包老师要求我们按规定时间起床，早上坐六点钟的船去杭州，并特别强调要听指挥，不准乱跑等等。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来到了轮船码头。第一次坐船，感觉很新鲜。经过近六个半小时的航行，中午时分，我们船靠上了杭州南星桥码头。
第一次出远门，来到了大城市杭州，我十分激动，也很开心。这可算是我人生第一次见世面、开眼界。培训期间，我们要学习压腿练腰，学唱京剧唱段，还要写忆苦思甜文章，贴在墙上让大家阅评。由于我一直生活在农村，体会比较深，所以我写的文章经常会受到老师的表扬。
培训临近结束时，学校组织了一次考试，然后让大家回家，再等通知。原以为到杭州参加培训就是被录取了，没想到还有大部分同学要被淘汰。好在经历了几轮考试和培训，我的心里已比原来坦然多了。
没过多久，我还是如愿以偿地收到了杭州市“五七”文艺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学校才知道我们桐庐只录取了3个人，其他9名同学被淘汰了。半年的考察期过后，我的户口也正式迁入杭州，成为省城的居民。这在当时的农村，简直是了不得的事情。
转眼50多年过去了，两鬓如霜的我回到了故乡，乡音未改，乡情依旧。时不时我还会去看望钱绍瑜老师，当我跟他提起当年的往事时，他却记不清了。是呀，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老师也已年过八十，记忆大不如前了。然而，在一个少年学子的心里却记了一辈子。只是老师没有想到的，正是他不经意的“可惜”二字，让我瞬间点燃了一个人生梦想，并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