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新四军老战士的往事追忆（上）

李涤非（1921~2000），江苏金坛金城镇人。1938年初辍学赴安徽皖南参加新四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在皖南事变突围中身负重伤被俘，后于赤石暴动中逃出敌人魔掌；1944年曾被派赴南京打入敌营从事情报和策反工作。1946年担任华中分局联络部秘书兼总务（情报）科科长，1947年任华东局社会部驻沿海办事处主任。上海解放后，任上海市公安局扬帆副局长办公室主任、社会处一室主任兼二室副主任，同时兼任李士英为书记的机关党委委员等职，在保卫新生人民政权斗争中立下汗马功劳。他一生坎坷，是潘扬冤案当事人之一，遭受迫害，直至1983年彻底平反，受聘为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

这篇访谈的时间是在1998年5~6月间。

投笔从戎，光荣参加新四军

我家在江苏金坛市的金城镇，是普通的乡下农家，有几亩地，父母耕作，勤俭持家。家中有读书的传统，父母尽力供我读到初中。后我报考了无锡的师范学校，想毕业后当一名小学教师。一来以后可以承担起养家的责任，二是读师范学杂费相对少一些，可为终日辛劳的父母减轻负担。

我读书的那个年代，中国内忧外患，城乡经济都很凋敝。同时，抗日爱国运动的风潮席卷全国，也波及到无锡和我所读的师范学校。当时共产党的宣传对我影响很大。所以，当全面抗战爆发不久，我就于1938年春节过后，跑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

新四军在皖南刚刚组建，对爱国热情高涨的青年学生前来参军非常欢迎。他们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和参军动机后，立即就收下了我。我先被编入军部的教导队接受培训，教导队学员多数是有文化的城市知识青年，从上海来的也不少。教导队领导对大家很关心，我们也很有求进步的愿望和决心。学习内容不仅有基本的革命理论知识，也有军事训练，还学了一点日语，以应付特殊情况。

三个月培训结束后，组织上分配我到军政治部敌工部当干事。我在敌工部期间，因为执行侦察任务机智勇敢，和同志们关系相处得也比较好，加上政治学习积极，服从领导，遵守纪律，因此在这一年的9月我就加入了党组织。

此后，我很快受到了组织上的重用。军部安排我到一个叫“老三团”的团里当敌工股代理股长、股长。原来的股长是老红军，作战很勇敢，会打仗，要调任他作军事领导，就送去培训了。敌工股要组织锄奸武工队，要布置内线，还要筹款筹物，担子不轻。而这个团又是军部的主力，基本是在原赣南、闽西坚持过三年游击战争的老红军部队基础上改编的，很有战斗力。组织上让我去担任这个职务，我深感荣幸。

深入敌后，艰难完成筹款任务

1940年春天，军部决定在长江南岸的铜陵、繁昌、无为一线敌后开辟工作联络点，用于日后扩军筹饷，以及建立情报网。团首长经过研究后决定派我到那里开辟工作，并担任按“三三制”组成的铜（陵）繁（昌）无（为）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另一位副主任是当地的一位爱国绅士，主任是三团政治部副主任彭胜标。

这是我到老三团后执行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到了敌后，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发动群众，开展有声有色的宣传鼓动活动，使当地的商民抗日“打鬼子”的热情高涨，纷纷慷慨解囊。我们很快就筹集到一批巨款，有好几万块钱，而且全都是现金。那时国民政府的法币还是蛮值钱的。因我是带队的领导，钱就由我一个人带在身边，把装钱的袋袋缝在贴身的内衣里。我们这次筹款还进行了扩军动员宣传，由于深入发动群众，竟有100多位青年报名参军，后送到兄弟部队钟德胜的四团。

筹款顺利完成后，如何回部队成了一大难题。我们原来走过的路线，被日军封锁了，只能想法绕过这道封锁线，回到皖南去。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圈子，大到甚至要途经江苏的江阴、丹徒和我的家乡金坛。我们在丹徒还收到一些捐赠物资，这些钱和物资也要全部弄回去，我与一同执行任务的战友风餐露宿、昼伏夜行，历尽艰难、肩挑背驮地徒步走了10多天才返回部队，随身所带的几万元捐款分文没少。我们受到了团长周桂生和政委黄火星等首长和同志们的热烈欢迎。

拼死抵抗，腿部中弹不幸被俘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时，我们正在铜陵一线开辟新的活动区域，国民党顽军就对我们不断地阻扰、限制，搞磨擦。把我们在皖南的发展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一定要把我们赶走。国共两党在重庆等地也进行过谈判，我们同意撤出皖南，中央也要求我们尽快撤离。1941年1月4日，我们老三团正在集训，军部命令到了，说已有部分机关政工人员等已经撤离了，战斗部队也开始撤，命令让老三团随军部行动。新四军有军部机关和六个团共约9000多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等也和我们一同走。

我们老三团编在第二纵队，纵队司令员周桂生兼老三团团长，团的任务是掩护军部机关和为全军打前锋。那天拂晓，我们从泾县北贡里出发，目标是翻过云岭，在章家渡渡河，然后到凤村、高坦一带宿营，要求第二天到达茂林担任全军的警戒。那两天行军正遇大雨，山路泥泞难走，到达茂林后，军部和其他各支兄弟部队也都到达了。但是，令大家都没想到的是，国民党军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8万多人，也几乎同时赶到了茂林四周，把我们围了起来，形势非常紧张。

6日清晨，老三团的部队在丕岭下长村最先和敌人交上火，随后打得越来越激烈。接到周桂生团长的报告，叶挺军长立即命令几支部队围攻星潭杀出重围。由于其他部队没有及时到位，我们团只能单打独斗，因此遭到失利。叶军长命令继续攻星潭，夺路而走。但副军长项英却改变主意，要撤回泾县固守。实际上部队已退不回去，结果就在狭小的茂林打了七天七夜，直至弹尽粮绝，大部伤亡。12日，叶军长再次命令我们团强行突围。周桂生团长在狮形山西北又遭敌军重围伏击不幸牺牲，部队陷入了更加危急的境地。

我在这次突围战中，先随一营参加战斗，再返回团部时被敌人发现，一枪打在腿上。侦察员架着我走，但队伍已经打散。我们沿小河旁突围，在一灌木丛旁因太累竟睡着了。醒来时已被敌人包围，枪膛里也无一粒子弹。由于腿部中弹负伤，我被敌人俘虏了。

坚贞不屈，勇敢参与赤石暴动

我先被押到茂林附近的国民党军第144师伤兵医院，实际这是一所监狱，当时这里关押着200多名新四军官兵。我在这里见到了战友邓旭初（后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进（后任上海电影局党委书记）等同志，利用放风的机会，我们成立了秘密党支部。我和服务团战友方休关在一间牢房，利用川军看守兵戴金邦的同情逃跑过一次。因我腿伤，方休搀着我也逃不快，被追赶的川军士兵抓回，挨了一次毒打。在那里，我还经历了两次“活埋”，是要让我供出党支部秘密策划的越狱计划。有一次土已填到胸口，我还是坚持不吐露商量过的越狱计划，他们只得又把我放了。

不久，我们这批人被转移到上饶集中营关押，在那里我认识了一同被俘的新四军干部蔡敏，曾密谋过怎样潜逃。有人告诉我们狱中有秘密党支部，要听从组织的决定，我们就停止了密划。在那里我也几次遭受严刑拷打，但我连真实姓名都没吐露过。

1942年5月，国民党军又把我们从江西上饶集中营，转移到福建北部的建阳监禁。在押解途中，我们看到沿途全是崇山峻岭、羊肠小道，敌人的重武器难以施展，就设想可以用肉搏的方法夺枪，再抓住机会逃跑。我所在的第六中队秘密党支部，决定在翻越险峻山岭时，利用地形分散逃跑。我是秘密党支部委员，被指定为第二区队分指挥。现场总指挥是一个叫王达钧的同志，他担任过军部教导队队长，有作战指挥经验。不利的是在密议中，又有两名支委被抓，但支部决定暴动继续进行。

6月17日，我们这一支被押解的队伍在到达福建崇安赤石镇的时候，一条大河横在路口。对岸是万仞高山，渡河只能靠两个木排，一次只能渡一个区队。天赐良机，我们共有三个区队，正好利用分批渡河的机会，釆取分散逃跑的办法，使押送的敌兵四顾不暇，以便成功逃脱。在暴动时，我们区队80余人，有13人被敌人枪击牺牲。我这一木排人还算好，和我一同夺枪冲出去的就有10多人，我们一口气冲上武夷山。但由于不识山路，在山里跑了三天，一问老乡却还在崇安。后在山里又碰到几个逃散的同志，加在一起一共是19人。虽然饥饿、疲乏到极点，但我们内心还是很兴奋，终于自由了！

这时，福建闽北的地下党组织，已经获悉我们逃离敌军魔爪，并立即派出交通和联络人员来寻找我们。在江西铅山的磨盘岭，我们非常幸运地和福建省委特务队领导的游击队碰上了头。各个区队分头逃出来的共有46人，福建闽北特委书记特地上山和我们见面，并告诉我们已打电报给中央，中央指示一个人也不能损失。大家非常兴奋，经过休整，我们组织了崇安游击干部队，由队员选举，沈崇文当队长，我当副队长。就这样，我们在闽北、赣南一带交界区的山中打起了游击。

游击干部队建立后，通过闽北党组织，我们很快和苏北盐城重建的军部接上了关系。

潜伏南京，策反敌伪人员获取情报

1943年下半年，组织上通知我到吴仲超任书记的苏南区党委社会部工作。在这之前的上年底，我因腿伤没好彻底，还有遭受酷刑使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经组织批准辗转回到金坛家中养伤，等痊愈后我就要求恢复工作。我想回战斗部队，但组织上却要求我到苏南区社会部报到，专职开展敌占区的情报和策反等工作。

1944年春节后的一天，苏南区党委书记吴仲超和我谈话，让我担任苏南社会部特派员，潜入南京打进大汉奸周佛海的卫士队，准备组织地下军，策应起义。我到南京后，通过爱国进步青年王嘉谟、厉恩虞等组织的青年救国社，发起组织党的外围团体“南京各界人民抗敌后援会”，并从伪财政部卫士一大队、伪将校训练团警卫连、伪军官训练营和伪警卫三师特务连等部队中，策反争取到一批人员。其中也包括少量的政务官员，如日本驻汪伪大使馆高级顾问李惟身等，他们都提供了重要情报。

为了便于开展工作，我报经上级组织批准，让王嘉谟打入国民党军统的“军委会东南特派员公署南京站”。这期间，我竟重逢了皖南事变中的难友方休，他与另一同志逃跑成功，后到苏北根据地，分配到新四军七师给政委曾希圣当秘书，又由苏皖区委任命为南京特派员，我把我的关系都交给了他。1945年8月初，我在日宪兵巡查时被抓，在鬼子的毒打下，我咬牙一个字也没说。仅仅过了10多天，日寇就投降了。

此后，组织上通知我，从南京撤回华中根据地淮阴，分配我到了华中情报部，部长是扬帆，我任部秘书兼总务科长，此后我便在扬帆领导下工作。情报部在从淮阴撤到山东后，又并入华东社会部，扬帆是副部长，我是社会部一室的干部。以后又当过青岛、烟台沿海办事处副主任、主任，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策反人员和编写《青（岛）烟（台）连（云港）等城市和地区资料》。当时胡立教任华东社会部副部长，曾叫我去汇报过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反攻后，社会部组织南下工作团，在沿长江的扬州、六合、泰州等一线布点，我任六合工作站站长兼江淮军区交际处处长。工作站兼有情报和交通多种任务，主要是配合解放军渡江作战。

上海解放战役打响后，我们华东社会部的干部也集中在江苏丹阳集训，学习城市政策，研究如何做好接管、保卫大上海的工作。同时，按扬帆的命令，我们还搞了一部电台搜集上海的情报，配合解放军攻城。（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