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8日，《丹阳日报》上刊载了一篇题为 《延陵大捷彪炳史册》 的文章，在学术界和读者中引起不小反响。这篇文章依据有关文献史料，通过调查考证，对抗战时期发生在丹阳延陵区域的三次著名战斗作了探析辨正，指出1939年11月在九里贺甲一带围歼日军第15师团池田联队的战斗，才应该是史称的延陵大捷（其遗址已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而此前和此后发生的另外两次夜袭日伪据点的战斗，有的文章和报道也称之为延陵大捷，以致产生混淆、引起误解。这篇文章有理有据，厘清了史实、澄清了误解，为新四军历史研究提供了一项新成果，也为建党百年“学党史、悟思想”作了较好的配合。
革命前辈 教诲引荐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镇江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项强。1963年到1966年，他与我同在江苏省丹阳中学一个班里读初中，我们是同窗也是好友。我俩都喜欢文史，喜爱读书看报、关心时政，还一起写过文章、刻过钢板。1968年我们又第一批响应上山下乡号召，分赴农村插队落户。2016年我们班老同学纪念毕业50年聚会，我才得知项强退休后参加了丹阳历史文化研究会和镇江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并出了不少成果，颇羡慕钦佩，也闪过一丝疑惑，项强怎么会对新四军历史产生兴趣呢？
其实，项强参加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并非心血来潮。他的岳父王耀坤（1910~1991年）是一名抗战老兵，抗战初期参加革命，1939年入党，1940年随新四军东进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后转战山东河南打游击，解放后曾担任高淳县县长和镇江专署民政处处长。岳父常满怀深情地跟他谈起当年新四军浴血奋战、与日伪英勇斗争的事迹，包括他参与组织发动支前后勤的延陵大捷，对艰难创业的革命先烈、患难与共的老区人民充满思念和缅怀之情。
正是在岳父的影响下，项强对抗战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萌生了参加有关研究的想法，希望为宣传新四军历史、弘扬铁军精神奉献自己的一点力量，也以此作为退休后发挥余热的一个舞台。2013年岁末，他专程到镇江登门拜访了革命老前辈、原丹阳县委书记、时任镇江市新四军研究会会长的宋亚欣。九旬的宋老高兴地接待了他，耳提面命谆谆教诲，叮嘱他发扬抗战精神、继承革命传统，并引荐他加入镇江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项强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愿望。
唯实唯干 屡出成果
抗战时期，陈毅、粟裕、谭震林等率领新四军，依托包括丹阳在内的茅山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军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成为研究这段历史的“富矿”。入会以来，项强以强烈的责任感，全身心投入其中，挖掘历史资料、实地走访调研，勤于钻研、敢于质疑，不断有研究成果问世。
2021年11月18日，项强在《丹阳日报》文化周刊整版发表了《新四军文化干将黄源与丹阳》，系统梳理了黄源（1906~2003）在历史关键时刻三次走进丹阳的史实：1939年1月，随同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到达茅山根据地古镇延陵，又随同陈毅采访并与军民联欢，满怀激情写了战地报道；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在茅山老区人民保护支持下，经由丹阳平安抵达苏北盐城新四军总部；1949年4月，随解放军先期到达丹阳，参与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不久即以上海军管会文管会领导成员身份开赴上海。三次丹阳之行的梳理，完整展现了一位文化名人、新四军笔杆子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渊源。
历史研究需要有探索的勇气，也需要有质疑的精神。2021年第8期《大江南北》刊登了一篇回忆郭村保卫战的文章，项强仔细阅读后，查核手头有关资料，觉得文中有些表述似可商榷，于是向杂志编辑部提出了自己的疑义，不久收到编辑部的回复，称其“很认真”，“是搞研究的人”。编辑部并附了作者的回信，就上述疑义进一步阐述了看法，对他的求真务实作了肯定。作者、编者、读者的互动，营造了探究史实、切磋学问的良好氛围。
除了精心研究新四军历史，项强还响应不忘初心的号召，关注丹阳历史上那些为国为民作出过不同贡献的领导干部、爱国人士，以真实可信的史料，为传承红色基因作出贡献。他先后在有关报纸和市委内刊 《丹阳研究》 上发表了《爱国名士抗日英杰——朱渊朱廉贻父子生平纪略》 《抗敌卫国执政为民——记丹阳解放后首任县委书记康迪》 等文章，史料扎实、论述严密、文笔流畅，受到专业人员和普通读者的好评。
我和项强生活在不同城市，但自老同学聚会后一直保持着联系，每有文章发表，常第一时间分享给对方，并经常探讨写作中的问题。我知道他一直很忙，手头总有忙不完的活，夜以继日赶稿，凌晨才睡是常事。有时为了弄清一个事实，常常要花上好几天时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成果，无不凝聚着他的心血与汗水，无不是他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收获。他多次跟我说，为自己喜欢的事而忙碌，感觉退休生活特别充实；得到领导和同行的赞誉，也觉得很有成就感。而今，他仍以饱满昂扬的热情、笃行不怠的精神，在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的道路上迈开新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