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的斗争及红岩精神的当代意义

【引言】2022年6月13日至6月19日，厦门大学“矢志不渝”暑期社会实践队前往重庆瞻仰红岩村中共南方局旧址、 《新华日报》 旧址、红岩魂陈列馆等地，学习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南方局、 《新华日报》 的革命斗争英勇事迹，感悟红岩精神的真谛及其当代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在国民政府陪都重庆设立南方局。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遵照中央制定的坚持在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抵抗国民党的“溶共”政策，努力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 《新华日报》 ，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这个时期，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凝结而成了红岩精神，不仅鼓舞国统区人民的革命斗志，而且在当代仍具有重要意义。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对侵华战略作出重大调整：政治方面，日本对国民党政府转入军事进攻为辅，政治诱降为主，诱使汪精卫于12月19日出走越南河内公开投敌。军事方面，日本将进攻重点转向敌后战场的八路军、新四军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的“扫荡”、“清乡”。同时，日军加强对占领区的统治和掠夺，实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政策。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本质逐渐显现。1939年1月21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秘密制定了 《防止异党活动方法》 ，设立“防共委员会”，实行积极反共政策。
　　中共南方局的设立，是党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决定的。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作 《论新阶段》 的政治报告，规定了党在新阶段的任务，纠正了王明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错误，决定撤销长江局，在重庆成立中共南方局。
　　1939年初，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等为常委，统一领导西南、华南，以及上海、香港等地党的工作。因为国民党不允许中共党组织公开活动，所以南方局是秘密的，设在公开机关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最初在机房街70号。1939年5月初，日机大轰炸，机房街70号被炸毁，董必武、秦邦宪率领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大部分同志迁往红岩村。
　　红岩村原名“红岩嘴”，位于重庆市渝中区化龙桥，因其地质成分主要为侏罗纪红色页岩而得名。20世纪30年代，红岩村是饶国模女士经营的“刘家花园”农场，经地下党同志做工作，饶国模愿意把红岩村供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使用，由办事处同志自己设计并增修了办公住宿大楼，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全部迁此办公。从此，红岩村这片红色的土地就成为大后方革命的象征。
　　抗战时期，红岩村是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指挥中心。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秦邦宪、吴玉章、王若飞、邓颖超等中国共产党著名领导人曾在此生活和工作，历时8年，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贯彻党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三大政治口号，维系国共合作，坚持抗战。为了避免抗日统一战线的破裂，南方局设立了统战工作委员会，将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争取中间势力、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工作重点。
　　对于各中间党派，周恩来大力支持各党派的联合，广泛会见代表人物，向其介绍共产党的主张并商讨国是。1941年3月19日，在南方局的支持帮助下，民主人士黄炎培、张澜等联合“三党三派”（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国乡村建设协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建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在香港出版机关报 《光明报》 ；1941年5月，王炳南、王昆仑等秘密筹划成立了中国民族大众同盟，后改称为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民主党派坚持团结抗日的主张，对中国政治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对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的长期合作、建立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打下了坚实基础。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1940年12月，南方局设立了以周恩来为领导的经济组，其核心任务为“宣传中共的财经政策，开展工商业的统一战线工作和调查研究工作”。周恩来多次邀请实业家胡子昂等人在重庆特园谈话，畅谈民族之未来，激发他们生产物资以支持抗日的积极性。1942年元旦，周恩来为迁川工厂出品展览会题词，着重指出“民族的生机在此”，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发展经济的政策。对于共产党为争取民族资产阶级而作出的努力，可以从民族资本家古耕虞的回忆中窥见一斑：“我对国民党、共产党关系态度的演变，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不偏不倚；二、一推一拉，即国民党把我向外推，共产党把我向里拉；三、拿定主意投向共产党。”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一事件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南方局领导人和工作人员经常同外国驻华使节、援华机构人员和新闻记者会晤，广交外国朋友，以大量事实和文字资料说明共产党在抗战中的贡献。在南方局的推动下，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真实一面，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打破了国民党垄断外交的局面，把影响扩大到了国际社会中。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莅临红岩村40日。重庆谈判、上党战役，毛泽东坐镇红岩，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为红岩的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在恶劣艰险的环境中，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长达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南方局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发展道路。
　　 《新华日报》 是中共南方局在国统区办的党报，是面向国统区各阶层群众公开出版的报纸，坚持出版9年（1938～1947），经历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的初期。作为一支“新华方面军”， 《新华日报》 为全面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主张、动员人民抗战、维护全民族团结抗战局面，以及推进中国和平与民主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7年6月4日，周恩来经南京抵达庐山，在与蒋介石多次谈判后，得到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对中共公开办报的许诺。据 《周恩来传》 记载：“他在庐山和南京谈判过程中，同国民党几经磋商，达成中国共产党可以在南京出版 《新华日报》 的协议。”为了进一步巩固国共谈判的一些成果，落实已经谈定的包括筹办 《新华日报》 在内的重要事项，1937年8月10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在南京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军政部召开的座谈会。当晚，周恩来和朱德拜访了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长邵力子。邵力子曾是中国共产党上海早期组织的成员，对中共一直比较友好。三个人相互问候之后，周恩来就单刀直入地谈起注册办 《新华日报》 的事。邵力子连声说：“好么，可以，现在就办手续，免得夜长梦多，你们把注册登记表格填好，我来签字批准，交给下面人去办，这就成了。”没过两天，正式批文下来，允许中共南京办事处在宁筹办 《新华日报》 。周恩来和朱德还在南京探望了国民党元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请他为 《新华日报》 题写报头。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何云、吴敏（杨放之）、徐迈进、楼适夷等聚集南京，从10月起开始筹办 《新华日报》 和 《群众》 周刊。不久，日军逼近到南京外围，在南京继续筹办 《新华日报》 已无可能。1938年1月11日， 《新华日报》 在武汉正式出版、公开发行。
　　“日寇猖狂，国家破碎，我前方数十万将士正以热血头颅为民族之独立生存而流血牺牲，我后方千百万民众亦正以英勇坚毅之精神为前线而努力奋斗，全中国沸腾着。‘贯彻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在今天成为彻响于全中国的雄伟壮烈的呼声。”这是 《新华日报》 发出的激昂的声音，中国社会需要这样进步的声音、鼓舞的声音、全民族抗战的声音，而这正是 《新华日报》 创办的原因之一。从创办之日起， 《新华日报》 就成为了“鼓励前进的号角”。
　　 《新华日报》 由武汉迁往重庆后，继续发挥着宣传者、鼓动者和思想领导的作用，一方面，坚持揭露日军暴行，弘扬军民抗战业绩，发表抗日言论，动员军民参战；另一方面，针对国民党的各种阻挠和迫害开展反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皖南事变发生后， 《新华日报》 立刻组织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报道和社论，但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扣压，听闻消息的周恩来悲愤地写下题词：“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报社工作人员准备了两份报样，用“移花接木”的方式让这份印有题词的报纸出版，发出最有力的抗议。
　　除此之外， 《新华日报》 还承担了超乎一般党报的额外功能——负责掩护和发展党的秘密组织，在一定程度上代行党的领导机构职能。当时， 《新华日报》 人员与党的隐秘战线和情报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许多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都会用记者身份作为掩护，这也解释了解放后许多 《新华日报》 的原工作人员分散于各党政部门，从事各行各业的领导工作，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员跟随周恩来在政务院任职。
　　1946年6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 《新华日报》 成为被扼杀对象，经过多方交涉，最终 《新华日报》 将从创刊号到1947年2月28日最后一期报纸全部装箱送回延安。
　　1985年10月14日，原南方局重要领导成员邓颖超重返红岩村，写下了“红岩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自此，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斗争中形成的红岩精神成为了党的精神谱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岩精神是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的斗争中形成的革命精神。在 《论“红岩精神”》 一文中，作者周勇精辟地将红岩精神，概括为“崇高思想境界、坚定理想信念、巨大人格力量、浩然革命正气”四个方面，并阐述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丰富内涵和历史地位。
　　提升思想境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精神力量。红岩精神具有丰富的内涵，包括为争取抗战胜利和为新中国奠定政治基础的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的政治智慧，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的政治品格，以诚相待、团结多数的宽广胸怀，善处逆境、宁难不苟的英雄气概。红岩精神代表着周恩来等革命者面对困难永不退缩的革命精神，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面对国民党“围剿”，积极争取进步人士、维护爱国统一战线的政治智慧……作为在特定时空下孕育而生的红岩精神，隐含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想，蕴含着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的革命智慧，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文化底蕴之一，植根于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之中。
　　坚定理想信念，为时代新人提供文化自信之源。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塑造着个体的生活方式、国家的治国理念，孕育着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它“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时期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等，构成了伟大建党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红岩精神也是其中之一。凝结于红岩精神中的政治品格、政治智慧、英雄气概，是老一辈革命者为后世留下的宝贵财富。这些财富于今被不断继承和发扬，不断为民族文化增添新的内涵，更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底气，为时代新人提供文化自信之源。
　　凝缩人格力量，传扬浩然正气，为全中国人民提供精神模范。南方局设立以来，在各行各业均涌现出一大批各具专长的革命者。在外交战线上，周恩来、董必武等冲破国民党的外交封锁，向同盟国和世界反法西斯人士展现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坚定决心；在宣传战线上， 《新华日报》 编辑部的革命者积极应对国民党当局的百般刁难，用专业的新闻业务能力扛起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旗帜，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宣传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信念……这些革命者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浩然正气，通过展现自身的人格力量推进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如今，这些革命者们的人格力量得到了发扬，在新时代为全体中国人民提供了精神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