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已证明他是对的

在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期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黄克诚，由于坚持独立思考，不一味地盲从，先后十次被指责为“右倾”。回顾其所谓“右倾”的史实，恰恰见证了一个共产党人忠诚的品质。今年10月，是黄克诚将军120周年诞辰，特发此文以志纪念。
　　第一次是因为黄克诚反对不顾条件地组织暴动。1927年10月底，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 《中央通告第十五号——关于全国军阀混战局面和党的暴动政策》 ，错误地估计形势，盲目要求一些地区组织暴动，幻想一举推翻国民党政权。同年11月，黄克诚回到湖南永兴的家乡，与湘南特委永兴特别支部接上关系。在随后召开的永兴特别支部扩大会议上，黄克诚肯定中央组织暴动、建立工农武装及工农政权的大方向，但是强调要待机而动，不可盲动。他直言“目前立即举行暴动的时机还不成熟，缺乏群众工作基础”，“单凭我们几个人干，是不可能把暴动搞起来的”。结果，他被指责为“胆小怕死，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便如此，他毫不妥协，为制止盲目暴动而据理力争。
　　第二次是因为黄克诚反对“左倾”盲动路线的乱烧滥杀行为。1928年2月，中共湘南特委由于受“左倾”盲动错误的影响，在对付敌人“会剿”时，提出了“杀杀杀，杀尽土豪劣绅”和“坚壁清野，烧尽郴（县）宜（章）大道两侧5里内的民房，不给敌人半点东西”等口号，甚至提出把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15里内的村庄一烧而光，使敌人无房住、无粮吃，以此阻止敌人“会剿”的荒谬要求。当永兴县委讨论贯彻这个决定时，黄克诚坚决反对。他讲：“烧房子不得人心呀！烧掉了人心，我们怎么立足呢？”因此他被指责为“右倾”。当他被胁迫负责烧掉永兴县城时，只是无奈地烧了县衙、祠堂及庙宇等，决不殃及民宅和商铺，并亲临现场监督。之后，在他的提议与推动下，永兴苏维埃政府发布了 《告工农书》 ，强调要切实保护工农及被压迫民众的利益，不允许乱抄、乱烧、乱杀一人，进而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第三次是因为黄克诚反对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1930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 《目前政治任务的决议》 ，制定了一个以夺取武汉为中心的、举行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黄克诚在听取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的传达之后忧心忡忡。他认为不下大力气去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单纯攻打几座城市求发展，是不可能持久的。具体到攻打武汉的计划，他认为自己刚离开武汉时间不久，那里的党组织大部分遭到破坏，现时去攻打武汉并不具备条件。同年7月，在红三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于平江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他再次重申这一观点。他的这一观点及立场被指责为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不仅遭受严厉的批评，而且被认为思想状态已经不适宜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因此撤销了原定他担任纵队政委的命令。同年8月，红三军团整编时，又因为他上述的所谓“右倾”主张，被降职为第四师第三团政委。
　　第四次是因为黄克诚抵制第二次肃反打“AB团”。黄克诚对1930年上半年中央苏区打“AB团”的肃反运动作了深刻反思，认为肃反扩大化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估量的损失。于是当1931年12月中央苏区第二次肃反打“AB团”时，黄克诚予以坚决抵制。当肃反委员会向他提供抓捕名单时，他担保这些人中没有一个是“AB团”分子；当目睹两个基层干部被抓捕杀掉时，他悲愤地责问肃反委员会何以滥杀无辜？！为此，他也被视为“AB团”分子，要抓起来审查。虽因彭德怀的保护他没有被抓捕，但依然被认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其第三师政委的职务也被撤销。之后，他在任军团司令部秘书期间，仍坚持认为不能再干自相残杀的蠢事了，否则，会变成孤家寡人。
　　第五次是因为黄克诚反对冒险攻打赣州。1931年初，临时中央作出 《关于夺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 。为实现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赣南红军于1932年2月攻打国民党赣南重镇赣州。作为红三军团第一师政委的黄克诚战前即对冒险攻打赣州等中心城市持反对态度，战役开始后红军屡攻不克，且伤亡越来越大。他先后三次向军团司令部建议尽快撤围，结果均未被采纳，部队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万分危急之际，他果断指挥部队脱离险境。同年3月，在红三军团的田村会议上，黄克诚又一次遭到批判，指责他对抗中央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
　　第六次是因为黄克诚不赞成“左”的军事行动方针。1932年10月上旬，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宁都会议上决定继续贯彻王明的“积极进攻战略”，要求红军以战略进攻粉碎敌人进攻，进而夺取江西及邻省的首先胜利。会议指责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方针是“专去等候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红三军团在广昌干部会议上贯彻宁都会议精神时，因为黄克诚反对“左倾”进攻战略，特别是反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因此成为集中批评的对象。广昌会议之后，他即被撤销第三师政委职务，调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一个星期后又被降职为教导营政委。
　　第七次是因为黄克诚的所谓“缺乏信心”。1935年2月底，黄克诚率部第二次占领遵义城后，从当地的报纸上获悉留在中央苏区的干部与部队损失严重，又联想到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重大损失以及土城战斗的失利，深感忧虑。他遂向一位军团领导坦陈自己的想法：“老根据地已被敌人摧残殆尽，主力红军又受到重大挫折，剩下的部队不多了。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避免与敌人打硬仗，因为红军再也经不起消耗了。”这本是在党忧党、为红军的生存而忧的露胆披诚之言。没想到他这一推心置腹的交流，被领导人误认为“缺乏信心”，加上历史上所谓的右倾，认为他不再适宜担任领导工作。于是他被调任军团司令部侦察科科长。
　　第八次是因为黄克诚对土城战斗的反思被误认为“右倾”。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提议发起的土城战役，因为情报失误和其他一些原因而最终战败。作为担任主攻任务的红三军团第四师政委黄克诚对这次战役作了反思，并与刘少奇作了交流。他认为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之后他还就这个问题直接给中央写了信。1935年5月12日在会理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上述意见被批评为“右倾错误”，并要求红三军团领导回去让黄克诚作检讨。随后红三军团在贯彻会理会议精神时，黄克诚理所当然地成为批评教育对象，会后连侦察科长这一职务也被撤了。
　　第九次是因为黄克诚对整顿纪律过严持不同意见。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后，中央派到红三军（原红三军团）工作的个别领导夸大部队存在的违纪问题，提出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对那些被认为问题严重的人要处死以示严惩。对此，黄克诚认为，干部战士对上级派来的干部独自改善伙食而引发牢骚怪话、因伙食差有战士偷吃群众东西等现象是有的，但究其原因，首先是领导者平时教育不够，其次是有的领导干部以身作则不够。至于如何处理，他认为首先是教育，即使偶有违反群众纪律问题也应以教育为主，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其次，“我们刚刚走出草地，大家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目前情况仍然很困难，马上进行整顿纪律和审查干部工作是很不适宜的”。结果，部队整编时原拟派他任二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因有领导说他反对整顿纪律，历史上一贯“右倾”，不适宜做领导工作，遂安排他任二纵队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
　　第十次是因为黄克诚反对急于攻打曹甸。1940年11月29日，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组织的曹甸战役打响。之前，作为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的黄克诚即表示反对。他认为当时攻打曹甸是不妥的。首先，从政治上考量，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此时我们主动去攻打国民党韩德勤顽军，势必造成政治上的被动。其次，我们刚刚占领淮海、盐阜等地，当务之急应该是发动群众，巩固根据地，站稳脚跟。再次，从敌我态势看，曹甸是韩顽经营多年的老巢，且地处水网之乡，易守难攻；而我军又缺少攻坚武器，火力较弱，军事上难有取胜之把握。但他的这一建议没有被采纳。不出所料，攻城部队虽奋勇作战，但久攻不克，双方僵持不下。对此，黄克诚认为这样死打硬拼绝非良策，并及时提出六条具体战法，遗憾的是再次被否决。最后，苦战18天的曹甸战役，以我被迫撤出战斗而结束。在总结战役失利的原因时，刘少奇和陈毅均认为黄克诚“右倾保守”、配合不力，应负主要责任，并撤了他第五纵队司令员的职务，只保留政委一职。这次对他“右倾保守”的指责，直到后来刘少奇与陈毅相继作了反思、检讨与自我批评，才得到纠正。
　　黄克诚的这十次“右倾”，实质上彰显了他忠诚于党的思想路线，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忠诚于党的事业，胸怀全局，勇于担当；忠诚于党的宗旨，坚守初心，爱兵护民；忠诚于党的组织，虽多次蒙冤、倍受委屈，但不离不弃，信念坚定。黄克诚非凡的高贵品格，值得共产党人永远学习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