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10期●文化战士天地●

正直勇敢的著名女记者彭子冈

作者:陶诗秀


彭子冈,原名彭雪珍(1914~1988),江苏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是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后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女记者。

(一)
  彭雪珍生长在书香门第。她七岁时,家道开始中落。她的父亲只得到浙江淞江中学任校长,雪珍也就成了淞江女中的学生。她在学时写下的 《我是燕子》 和 《学校生活日记一则》 ,均在由叶圣陶等名家主编的 《中学生》 月刊举办的作文竞赛获殊荣,引起文坛师长们的注意。1932年,雪珍第一次以“子冈”这个笔名,在 《中学生》 第41期上发表了小说 《狱囚》。这明确昭示,雪珍已开始思考和探索社会问题了。
  在 《中学生》 众多同龄撰稿人中,她注意到一个署名“徐盈”的北平中学生。此人也常在 《中学生》 和周扬主编的 《文学月报》 上发表散文、小说,视角冷隽,剖析深邃。不久,“中学生问题讨论会”成立,雪珍和徐盈同时成为第一批会员,建立了通信联系。那年冬天,徐盈还专程从北平去苏州看望了雪珍。
  1934年雪珍高中毕业,用“子冈”的名字考入北平中国大学英语专业,但只读了半年,就因无法忍耐那种刻板的学生生活而自动退学。在北平坚持了一段自学与写作相结合的生活后,她转赴上海,在 《妇女生活》 杂志当助理编辑。不久,徐盈从南京金陵大学农科毕业,入职 《大公报》 ,也来到了上海。1936年秋天,这一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上海结婚了。
  刚进 《妇女生活》 ,子冈就独挡一面。她采访了上海妇女界庆祝“三八”节的活动,看到何香凝如何抱病讲演和史良如何带队游行,写出了通讯 《三月的巨浪》。她前往陇海、平汉,驻足郑州,采访纱厂,看到萌芽时期的民族工业的举步维艰,又为女工们所受的种种非人待遇愤懑不平,写成了 《在机器旁边》 。她还写了反映缉私活动的 《热流》 和反映“农教”卓著成绩的 《山海工学团》 等等。她用细腻的笔触尽可能客观深刻地去表现这个宽广无涯、深不可测的世界。她的情感更为深沉,她的棱角也更鲜明。
  1937年春,子冈作为 《妇女生活》 记者,徐盈作为 《大公报》 记者,一起自上海出发,取道浙江进入江西原苏区根据地采访。他们辗转到赣州后就租用自行车,骑往瑞金、宁都、于都……一路上,他们看到的是贫瘠的红土、没人掩埋的尸体,感受到无边的白色恐怖。重陷苦难的苏区人民,处处流露出对共产党、对红军的深切怀念。她用自己的笔无情揭露国民党所谓“别动队”进驻农村后的真相。她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画,揭示出军事高压带来的政治上的反动,并曲折委婉地告诉人们:红军的精神还在,有朝一日苏维埃还会回来的。
  从江西回来不久,子冈又奉 《妇女生活》 之派前往苏州,冒称史良“堂妹”,去狱中看望这位“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归来后她用化名“小梅”,写出 《堂姐史良会见记》 ,在社会中影响颇大。七七事变后,子冈辗转来到汉口,加入武汉 《大公报》 ;徐盈奔波了近一年,在1938年春也来到汉口,与子冈一起并肩为 《大公报》 服务。
  不久,正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约见子冈夫妇,希望他们能利用 《大公报》 这个阵地为共产党做宣传工作。子冈夫妇马上表示服从党的安排,并提出了入党请求。从那时起,他俩便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单线联系——每周都要去一次中共驻武汉办事处。
  1938年8月的一天,子冈夫妇被通知前往汉口。在德明饭店,他们见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凯丰说:“你们的入党要求得到批准,今天就举行仪式。”子冈、徐盈当即填写入党申请书,读了誓词。考虑到子冈夫妇的具体工作环境,派来与他俩单线联系的何伟,宣布了党组织对他俩的三条规定:不过组织生活,不发展新党员,不交纳党费。何伟每次都在武汉 《大公报》 社的会客室里“会约”他俩。
  子冈入党后,“周身血液流得更快”,笔头更勤奋尖锐,充满激情。
(二)
  1938年冬,子冈、徐盈随大公报社来到重庆。由于日机轰炸不断,子冈夫妇被迫多次迁居,当他们的第四个住所又被炸后,著名爱国老人沈钧儒请他俩住进了“良庄”——沈宅中一间不满十平方米的客厅。
  沈老来到重庆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常借 《大公报》 发言抨击政府。子冈作为 《大公报》 的“新秀”,与沈老有较多接触,成了忘年交。尽管自己住处也不宽裕,但沈老一听说子冈住处被炸,还是把他俩请进了良庄,而且一住数年。由于良庄实际上是当时重庆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对子冈的工作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在那千变万化的政治、文化漩涡之中,子冈克服种种困难,奋力运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多层次、多侧面地描绘“陪都”的一切,不但及时报道重大新闻,还写出了一批独具慧眼的系列通讯和述评,颇受各界好评。
  子冈文笔犀利,切中时弊,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他们几次三番借故向 《大公报》 老板提出“彭子冈文字不妥”,要报社“采取手段”。但 《大公报》 素以“拥有进步记者”和“为百姓说话”自我标榜,且子冈也确有较大影响,所以报社对子冈还算关照,但子冈的一些“过激言论”有时也会被扣发。子冈焦虑、愤怒,后来想出一法:她发现当时桂林新闻检查较松,便应邀为桂林 《大公报》 写“重庆航讯”。她把视线转向贫困潦倒的底层社会,开始在抗战这个大背景下,去细心雕刻那一群“小人物”。她写得很活、很广,也很快,一年间竟发表了近百篇文章。这些后来被称为“重庆百笺”的文章,把大后方人民的心声和雾都重庆的真相,及时而形象地披露给了社会。
  子冈在重庆的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页是采访重庆和谈中的毛主席。毛主席抵达重庆的那一天,子冈有幸目睹了这一历史性场景,激动的心情是难以抑制。子冈把全部感情倾注于笔端,记录下一个又一个场面,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完成了1500字的特写—— 《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博得广大读者交口好评。那些日子里,子冈认真细致地观察、思索,在报道毛主席一些决策性行动的同时,也注意从各个方面去刻画领袖,使读者感到亲切生动。
  1945年秋,子冈、徐盈结束了在山城的八年战斗,飞赴北平,参加创建大公报北平办事处的工作。他们在西城西旧帘子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里设下“ 《大公报》 北平办事处”,白天蹬车去“跑”新闻,晚上坐在电话机旁,一字一句口述自己刚写成的消息。第二天一早,津版 《大公报》 上便出现了以“北平电话”为题头的专题热门文章。在抵达北平不到半年中,她写出了一系列“社会相”: 《北平岁寒图》 《如是我闻》 《烽火北平》 ……在这些报道中,子冈抑制住愤怒,尽量让事实自身说话,从各方面揭露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
  不久,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部成立了。子冈经常出入这里,报道三方面动态。她的文风比以前更为泼辣,甚至在公开场合“顶撞”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并把相关情形公诸于报端。后来,国民党军警以“漏报户口”为由,突然闯进共产党驻北平 《解放》 三日刊编辑部,抓走总编辑钱俊瑞等20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子冈当即与 《大公报》 北平办事处记者张高峰一起奔赴宣武门外梁家园,施压警察分局代理分局长杨恩禄,并得到了钱俊瑞悄悄捎上的一封送交叶剑英的信。叶剑英读了信,决定当晚七时即在北京饭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政府此次捕人是非法的,公然破坏了和平民主。子冈完全理解这一表态的政治分量和新闻价值,便以叶剑英对记者谈话的形式写成专电,立即发往天津、上海 《大公报》 。当子冈得知滕代远公馆和 《解放》 三日刊发行部也被无理搜查和抓人,马上又采访了滕公馆、 《解放》 三日刊、北平行辕、北平市政府和警察局等,并接连发表了四条新闻揭露事实真相。由于中共方面的强烈抗议和舆论界的及时呼吁,第二天,被捕的共产党人都获得释放。
  事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子冈见到了国民党方面代表兼参谋长蔡文治。蔡严厉地盯了她好一会儿,忽然以半开玩笑的口气问她:“彭子冈,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子冈冷静地笑笑说:“请你拿出证据来!”新闻界同仁马上从旁打圆场。子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单枪匹马闯进军调部,通过美国新闻处处长孟用潜介绍,与三名西方记者一起搭乘美方飞机,去张家口访问晋察冀边区。
  在晋察冀短短的几天中,子冈受到聂荣臻、罗瑞卿等人的接待。她记录了边区人民欢庆春节的盛况,介绍了正在开展的扩大生产和坦白、清算运动,还见到了丁玲、成仿吾、艾青、萧三、萧军、草明等文化人。飞回北平后,子冈立即写了一组 《张家口漫步》 ,连载于天津、上海和香港的 《大公报》 上。几天以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她又遇到蔡文治,蔡苦着脸打了个招呼:“彭子冈,你的文章真有煽动力啊!”
  这以后,国民党当局一再警告大公报社“徐、彭文字不妥”,要报社“迅速采取措施”。1948年12月底,当局终于派人搜查了子冈夫妇的家,并把徐盈带走关了好几天。
(三)
  当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旋即北平也获得和平解放后,徐盈奉党的指示接管津版 《大公报》 任管理委员会主任。随即,津版 《大公报》 改为 《进步日报》 ,子冈仍在报社当记者。1953年,范长江点名把她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这几年间,子冈先后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中国青年代表团、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代表团和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东欧、北欧及印度等近十个国家和地区,写下了大量新闻特写,还出版了一本 《苏匈短简》 。同时她积极深入国内各条战线,写出 《官厅少年》 《老邮工》 等优秀报告文学,不仅被收入当年的散文通讯集,而且被选进中学语文教材。
  1954年,胡乔木决定出版 《旅行家》 杂志。他把这个刊物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并“点将”彭子冈任主编。当然,出色的记者不等于称职的主编,好在子冈相当敏感,不仅在做计划、定选题时常有高见,而且在自己的游记文章中仅勾勒几笔,时代感就出来了。子冈还相当勤奋,虽已是四十好几的人,仍像当年记者“跑”新闻那样到处去约稿。她动用了全部“老关系”,施展出“钻、磨、泡”的种种本领,在文章质量上毫不含糊,约稿时总要声明:“如果敷衍成文,一定退稿。”那几年的 《旅行家》 上,名家写的有分量的文稿不断,所以刊物在读者心目中地位日重。至今人们仍传说着子冈为搞好 《旅行家》 而努力的两件轶事:一是缅甸总理吴努访华,子冈竟然在一个外交场合径直上前约稿,吴努一口答应,而且后来果真也寄来了稿件;另一是1956年夏天,党中央在怀仁堂隆重宴请各界人士,席间,子冈一眼瞥见邮电部长朱学范,马上想到 《旅行家》 在邮局发行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便上前“扭”住朱学范,絮絮叨叨地讲了很久。
  子冈就是这样全身心地投入了刊物工作,但从不以主编自居,没有架子,对所有的人都以诚相待。只要是努力工作的人,她尽一切可能给以帮助;靠资格混饭吃而不努力的人,她毫不客气地调出;对确有专长的人,她放手使用并极力倚重。
  子冈是个直人,但这个脾性也给她带来厄运。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十年动乱中,子冈和徐盈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幸1979年秋,子冈、徐盈的右派问题都获得彻底平反,党籍和工资都恢复了。 《旅行家》 杂志再度复刊,子冈重新担任“主任编委”。1980年夏,上海 《文汇增刊》 刊出子冈所写的 《熙修和我》 ,舆论界马上响起一片“宝刀不老”的赞誉声。然而就在这时,因脑血栓医治不及,子冈留下了半身瘫痪的后遗症。患病期间,艾青、徐铸成、陆诒和香港 《大公报》 社长费彝民等都曾探望或写信问候;就连当年作为“对头冤家”的蔡文治,也在赴京期间托人捎来问候。而最让人感动不已的是,敬爱的邓颖超大姐三次当面向徐盈表示了对子冈的关切……
  然而,禁不住病魔的折磨,子冈于1988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