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勇敢的著名女记者彭子冈

彭子冈，原名彭雪珍（1914～1988），江苏吴县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是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以及解放后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女记者。

　　彭雪珍生长在书香门第。她七岁时，家道开始中落。她的父亲只得到浙江淞江中学任校长，雪珍也就成了淞江女中的学生。她在学时写下的 《我是燕子》 和 《学校生活日记一则》 ，均在由叶圣陶等名家主编的 《中学生》 月刊举办的作文竞赛获殊荣，引起文坛师长们的注意。1932年，雪珍第一次以“子冈”这个笔名，在 《中学生》 第41期上发表了小说 《狱囚》。这明确昭示，雪珍已开始思考和探索社会问题了。
　　在 《中学生》 众多同龄撰稿人中，她注意到一个署名“徐盈”的北平中学生。此人也常在 《中学生》 和周扬主编的 《文学月报》 上发表散文、小说，视角冷隽，剖析深邃。不久，“中学生问题讨论会”成立，雪珍和徐盈同时成为第一批会员，建立了通信联系。那年冬天，徐盈还专程从北平去苏州看望了雪珍。
　　1934年雪珍高中毕业，用“子冈”的名字考入北平中国大学英语专业，但只读了半年，就因无法忍耐那种刻板的学生生活而自动退学。在北平坚持了一段自学与写作相结合的生活后，她转赴上海，在 《妇女生活》 杂志当助理编辑。不久，徐盈从南京金陵大学农科毕业，入职 《大公报》 ，也来到了上海。1936年秋天，这一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在上海结婚了。
　　刚进 《妇女生活》 ，子冈就独挡一面。她采访了上海妇女界庆祝“三八”节的活动，看到何香凝如何抱病讲演和史良如何带队游行，写出了通讯 《三月的巨浪》。她前往陇海、平汉，驻足郑州，采访纱厂，看到萌芽时期的民族工业的举步维艰，又为女工们所受的种种非人待遇愤懑不平，写成了 《在机器旁边》 。她还写了反映缉私活动的 《热流》 和反映“农教”卓著成绩的 《山海工学团》 等等。她用细腻的笔触尽可能客观深刻地去表现这个宽广无涯、深不可测的世界。她的情感更为深沉，她的棱角也更鲜明。
　　1937年春，子冈作为 《妇女生活》 记者，徐盈作为 《大公报》 记者，一起自上海出发，取道浙江进入江西原苏区根据地采访。他们辗转到赣州后就租用自行车，骑往瑞金、宁都、于都……一路上，他们看到的是贫瘠的红土、没人掩埋的尸体，感受到无边的白色恐怖。重陷苦难的苏区人民，处处流露出对共产党、对红军的深切怀念。她用自己的笔无情揭露国民党所谓“别动队”进驻农村后的真相。她通过对客观事物的描画，揭示出军事高压带来的政治上的反动，并曲折委婉地告诉人们：红军的精神还在，有朝一日苏维埃还会回来的。
　　从江西回来不久，子冈又奉 《妇女生活》 之派前往苏州，冒称史良“堂妹”，去狱中看望这位“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归来后她用化名“小梅”，写出 《堂姐史良会见记》 ，在社会中影响颇大。七七事变后，子冈辗转来到汉口，加入武汉 《大公报》 ；徐盈奔波了近一年，在1938年春也来到汉口，与子冈一起并肩为 《大公报》 服务。
　　不久，正在武汉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约见子冈夫妇，希望他们能利用 《大公报》 这个阵地为共产党做宣传工作。子冈夫妇马上表示服从党的安排，并提出了入党请求。从那时起，他俩便与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单线联系——每周都要去一次中共驻武汉办事处。
　　1938年8月的一天，子冈夫妇被通知前往汉口。在德明饭店，他们见到了当时的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凯丰。凯丰说：“你们的入党要求得到批准，今天就举行仪式。”子冈、徐盈当即填写入党申请书，读了誓词。考虑到子冈夫妇的具体工作环境，派来与他俩单线联系的何伟，宣布了党组织对他俩的三条规定：不过组织生活，不发展新党员，不交纳党费。何伟每次都在武汉 《大公报》 社的会客室里“会约”他俩。
　　子冈入党后，“周身血液流得更快”，笔头更勤奋尖锐，充满激情。
　　1938年冬，子冈、徐盈随大公报社来到重庆。由于日机轰炸不断，子冈夫妇被迫多次迁居，当他们的第四个住所又被炸后，著名爱国老人沈钧儒请他俩住进了“良庄”——沈宅中一间不满十平方米的客厅。
　　沈老来到重庆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常借 《大公报》 发言抨击政府。子冈作为 《大公报》 的“新秀”，与沈老有较多接触，成了忘年交。尽管自己住处也不宽裕，但沈老一听说子冈住处被炸，还是把他俩请进了良庄，而且一住数年。由于良庄实际上是当时重庆的政治、文化中心之一，对子冈的工作产生了非常有利的影响。在那千变万化的政治、文化漩涡之中，子冈克服种种困难，奋力运用自己的生花妙笔，多层次、多侧面地描绘“陪都”的一切，不但及时报道重大新闻，还写出了一批独具慧眼的系列通讯和述评，颇受各界好评。
　　子冈文笔犀利，切中时弊，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不满。他们几次三番借故向 《大公报》 老板提出“彭子冈文字不妥”，要报社“采取手段”。但 《大公报》 素以“拥有进步记者”和“为百姓说话”自我标榜，且子冈也确有较大影响，所以报社对子冈还算关照，但子冈的一些“过激言论”有时也会被扣发。子冈焦虑、愤怒，后来想出一法：她发现当时桂林新闻检查较松，便应邀为桂林 《大公报》 写“重庆航讯”。她把视线转向贫困潦倒的底层社会，开始在抗战这个大背景下，去细心雕刻那一群“小人物”。她写得很活、很广，也很快，一年间竟发表了近百篇文章。这些后来被称为“重庆百笺”的文章，把大后方人民的心声和雾都重庆的真相，及时而形象地披露给了社会。
　　子冈在重庆的记者生涯中，最难忘的一页是采访重庆和谈中的毛主席。毛主席抵达重庆的那一天，子冈有幸目睹了这一历史性场景，激动的心情是难以抑制。子冈把全部感情倾注于笔端，记录下一个又一个场面，不到一个半小时，就完成了1500字的特写—— 《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博得广大读者交口好评。那些日子里，子冈认真细致地观察、思索，在报道毛主席一些决策性行动的同时，也注意从各个方面去刻画领袖，使读者感到亲切生动。
　　1945年秋，子冈、徐盈结束了在山城的八年战斗，飞赴北平，参加创建大公报北平办事处的工作。他们在西城西旧帘子胡同的一座小四合院里设下“ 《大公报》 北平办事处”，白天蹬车去“跑”新闻，晚上坐在电话机旁，一字一句口述自己刚写成的消息。第二天一早，津版 《大公报》 上便出现了以“北平电话”为题头的专题热门文章。在抵达北平不到半年中，她写出了一系列“社会相”： 《北平岁寒图》 《如是我闻》 《烽火北平》 ……在这些报道中，子冈抑制住愤怒，尽量让事实自身说话，从各方面揭露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所作所为。
　　不久，由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部成立了。子冈经常出入这里，报道三方面动态。她的文风比以前更为泼辣，甚至在公开场合“顶撞”国民党的军政要人，并把相关情形公诸于报端。后来，国民党军警以“漏报户口”为由，突然闯进共产党驻北平 《解放》 三日刊编辑部，抓走总编辑钱俊瑞等20多人。听到这个消息，子冈当即与 《大公报》 北平办事处记者张高峰一起奔赴宣武门外梁家园，施压警察分局代理分局长杨恩禄，并得到了钱俊瑞悄悄捎上的一封送交叶剑英的信。叶剑英读了信，决定当晚七时即在北京饭店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揭露政府此次捕人是非法的，公然破坏了和平民主。子冈完全理解这一表态的政治分量和新闻价值，便以叶剑英对记者谈话的形式写成专电，立即发往天津、上海 《大公报》 。当子冈得知滕代远公馆和 《解放》 三日刊发行部也被无理搜查和抓人，马上又采访了滕公馆、 《解放》 三日刊、北平行辕、北平市政府和警察局等，并接连发表了四条新闻揭露事实真相。由于中共方面的强烈抗议和舆论界的及时呼吁，第二天，被捕的共产党人都获得释放。
　　事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子冈见到了国民党方面代表兼参谋长蔡文治。蔡严厉地盯了她好一会儿，忽然以半开玩笑的口气问她：“彭子冈，你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子冈冷静地笑笑说：“请你拿出证据来！”新闻界同仁马上从旁打圆场。子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单枪匹马闯进军调部，通过美国新闻处处长孟用潜介绍，与三名西方记者一起搭乘美方飞机，去张家口访问晋察冀边区。
　　在晋察冀短短的几天中，子冈受到聂荣臻、罗瑞卿等人的接待。她记录了边区人民欢庆春节的盛况，介绍了正在开展的扩大生产和坦白、清算运动，还见到了丁玲、成仿吾、艾青、萧三、萧军、草明等文化人。飞回北平后，子冈立即写了一组 《张家口漫步》 ，连载于天津、上海和香港的 《大公报》 上。几天以后，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她又遇到蔡文治，蔡苦着脸打了个招呼：“彭子冈，你的文章真有煽动力啊！”
　　这以后，国民党当局一再警告大公报社“徐、彭文字不妥”，要报社“迅速采取措施”。1948年12月底，当局终于派人搜查了子冈夫妇的家，并把徐盈带走关了好几天。
　　当人民解放军攻克天津，旋即北平也获得和平解放后，徐盈奉党的指示接管津版 《大公报》 任管理委员会主任。随即，津版 《大公报》 改为 《进步日报》 ，子冈仍在报社当记者。1953年，范长江点名把她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这几年间，子冈先后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中国青年代表团、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代表团和中国妇女代表团，访问了苏联、东欧、北欧及印度等近十个国家和地区，写下了大量新闻特写，还出版了一本 《苏匈短简》 。同时她积极深入国内各条战线，写出 《官厅少年》 《老邮工》 等优秀报告文学，不仅被收入当年的散文通讯集，而且被选进中学语文教材。
　　1954年，胡乔木决定出版 《旅行家》 杂志。他把这个刊物交给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并“点将”彭子冈任主编。当然，出色的记者不等于称职的主编，好在子冈相当敏感，不仅在做计划、定选题时常有高见，而且在自己的游记文章中仅勾勒几笔，时代感就出来了。子冈还相当勤奋，虽已是四十好几的人，仍像当年记者“跑”新闻那样到处去约稿。她动用了全部“老关系”，施展出“钻、磨、泡”的种种本领，在文章质量上毫不含糊，约稿时总要声明：“如果敷衍成文，一定退稿。”那几年的 《旅行家》 上，名家写的有分量的文稿不断，所以刊物在读者心目中地位日重。至今人们仍传说着子冈为搞好 《旅行家》 而努力的两件轶事：一是缅甸总理吴努访华，子冈竟然在一个外交场合径直上前约稿，吴努一口答应，而且后来果真也寄来了稿件；另一是1956年夏天，党中央在怀仁堂隆重宴请各界人士，席间，子冈一眼瞥见邮电部长朱学范，马上想到 《旅行家》 在邮局发行方面存在不少问题，便上前“扭”住朱学范，絮絮叨叨地讲了很久。
　　子冈就是这样全身心地投入了刊物工作，但从不以主编自居，没有架子，对所有的人都以诚相待。只要是努力工作的人，她尽一切可能给以帮助；靠资格混饭吃而不努力的人，她毫不客气地调出；对确有专长的人，她放手使用并极力倚重。
　　子冈是个直人，但这个脾性也给她带来厄运。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十年动乱中，子冈和徐盈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所幸1979年秋，子冈、徐盈的右派问题都获得彻底平反，党籍和工资都恢复了。 《旅行家》 杂志再度复刊，子冈重新担任“主任编委”。1980年夏，上海 《文汇增刊》 刊出子冈所写的 《熙修和我》 ，舆论界马上响起一片“宝刀不老”的赞誉声。然而就在这时，因脑血栓医治不及，子冈留下了半身瘫痪的后遗症。患病期间，艾青、徐铸成、陆诒和香港 《大公报》 社长费彝民等都曾探望或写信问候；就连当年作为“对头冤家”的蔡文治，也在赴京期间托人捎来问候。而最让人感动不已的是，敬爱的邓颖超大姐三次当面向徐盈表示了对子冈的关切……
　　然而，禁不住病魔的折磨，子冈于1988年1月9日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