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季的上海，酷暑难耐。从7月初开始，气温一直徘徊在摄氏35度左右，之后连续10多天都高达37度至41度之间。人们普遍感慨道，改革开放以后，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家庭安装空调已是寻常事。否则，这个夏天怎么过呀？我的记忆中，有几个炎热的夏天过得十分有意义。
1960年夏天，在上海汽车厂建设工地
1960年夏，我从嘉定县第一中学毕业。那时，由于家境贫困，不少学生都拖欠学校的学杂费，我也不例外。由此，学校规定，在参加当年高考考试后，这部分拖欠学校经费的学生，由学校统一组织，前往地处安亭的上海汽车厂建设工地参加劳动，通过勤工俭学免除拖欠学校费用。
安亭位于嘉定的西南角，汽车厂建设工地是一块荒野之地，杂草丛生。根据规划，我们要在这里挖土方，打地基，为以后的厂房建设打好基础。来工地劳动的都是高三毕业的学生，又都是农家出身，有的是力气。我们每天总是早早起床，早餐后就直奔工地，每天劳动总在8个小时以上。劳动中大家不怕苦，不怕累，既想为学校争光，也想为汽车工地建设贡献一份力量。那时正值夏天，气温很高。上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处在困难时期，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艰苦，高温下劳动，只是给每人发一条毛巾，用来擦擦汗水。劳动时供给凉开水。同学们的劳动热情高涨。一个个划定的地基，被我们一双双手挖成了。有时负责基建的师傅来检查，看到同学们顶着烈日，拼命干活，就大声地赞扬我们。中午、晚上到大食堂用餐，晚上可以洗个澡。虽说条件艰苦，同学们没有一个叫苦的。一个多月的劳动，由于大家的努力，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同学们都由衷地感到高兴，既为国家建设贡献了力量，又为学校创造了财富，也还清了自己拖欠的学杂费。
在我们基本完成劳动任务后，一天中午学校领导来到工地，向我们宣布高考录取情况。当得知自己被复旦大学中文系录取时，我兴奋之情难以言说。当天我们乘坐学校派来的大汽车，回到学校，各自拿取行李后返家。时值炎夏，我们兴奋地走着奔着，多想把这个喜讯，早点告诉父母。因为这是一个新生活、新目标的开始呀！
1970年夏，在中央机关“五七”干校
1965年7月，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中央外事机关即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简称对外文委）机关工作。仅过了一年时间，1966年6月“文革”就全面爆发了。中央各部门都毫无例外地卷入了运动，1969年各机关转入“斗批改”阶段，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各部门都要创办“五七”干校，安排干部到干校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对外文委机关，其时有20多个司局级单位，一千二三百人，在运动后期被定为撤销单位。这就意味着整个机关，从部长到工勤人员，都得到干校接受锻炼。一开始我被抽调到留守处，负责清理登记机关财物。大约半年后，留守处工作基本结束，我们也奔赴干校去了。
这里有两段经历值得回忆。
我们机关的干校开始选择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明港镇，这里原是一个劳改农场，办有一个砖瓦厂。待我们机关干部去时，劳改人员都已转移了。大部队是在1969年春节一过就到的干校，我们留守处的同志则是在夏季到达的。砖瓦厂的工序分为：挖泥、制坯、晒坯、送泥坯进窑、烧制和出窑，每道工序都得付出艰辛的劳动。而且砖瓦厂一旦开工，是不能停止生产的。即使下雨，该干的活还得干。
我到砖瓦厂时，正值夏天，明港这里属内陆干燥性气候，砖瓦厂工地没有绿植，连遮阴的场所也没有。我们正值青壮年，有的是力气，也想在劳动中得到锻炼。所以，上级下达的生产指标，每天都是超额完成的。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怎么有这么大的力气。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了不怕苦、不怕累、不怕难的精神，人是可以在生产劳动和其他物质、精神财富的劳动中，创造出大价值的。
大约一年后，我们的干校搬到了信阳地区的息县。到息县这年，又逢夏季，我们度过了一段十分艰辛而难忘的生活。
息县是一个内陆县，土地宽广平坦，适宜种植小麦、水稻等农作物。但由于长期“左”的政策的影响，这里的农业生产条件很差，农作物产量很低，农民生活十分艰苦。初到农家居住时，我们一般只带了只小箱子，几件旧衣裤，农民都羡慕得不得了。
在息县的初夏，我们割过麦子。那一垄垄望不到头的小麦，需要我们一镰刀一镰刀把它们割下来。初立田头时，真是倒吸一口凉气，什么时候才能干完这些活呢？我虽出身农家，但从小念书，农活干的真不多呀！
割小麦也是一件累活，不到半小时，大家的衣服都湿了，但都咬牙坚持着。就这样连续一个星期，我们天天割麦，终于把这一大块麦田收割完毕。
在息县大热天，我们一早起来就赶到水田里拔秧、抛秧、插秧，还举行过插秧比赛，我居然得过第一名。中午休息时，大家坐在田埂上，啃着馒头充饥。插秧也是苦活，而且是一项技术活。你必须把秧苗捏成一束，然后插进泥土中。插深插浅都不好，深了长不起来，浅了秧苗要漂浮掉，难以成活。插秧时整个人弯腰屈背，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呀！
在息县我们扛过粮食包。每袋稻谷100斤，年青人都可以扛三袋，我也扛过。其实只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把几袋稻谷扛起来并不难。从仓库里往卡车上装，距离也不长。但现在想想，当年哪来这么大的勇气和力量呢。
1981年炎夏，参加市党员领导干部读书班工作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对于统一全党思想、团结起来为实现新的历史任务而奋斗，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市委决定举办全市党员领导干部读书班，培训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办主要领导干部、区县委书记和市属各局主要领导。读书班共举办了三期，每期一个多月，先后参加读书班学习的领导干部有近300人。
当时，我在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综合处工作，被抽调去负责编写简报。读书班那时分别安排在兴国宾馆、岳阳别墅举办，这两个宾馆都由市委招待处（后改名为市委接待办公室、东湖集团）管理，主要用于接待中央首长和重要国宾，并不对外开放。第一期读书班就安排在兴国宾馆举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即使豪华如兴国宾馆，也无空调装置。记得第一天开班，下午市委书记陈国栋同志在一号楼作动员，参加读书班的领导都冒暑听讲。第二天各组安排在各个楼的会议室进行讨论，由于没有空调和降温设施，老同志们都说热得不得了，影响到学习、讨论的效果。于是，经请示领导，我们和市有关部门、兴国宾馆领导商量，决定从上海制冰厂运送冰块，解决高温问题。从第二天开始，制冰厂就定时往宾馆送来大冰块。然后再将大冰块分送到各个楼的会议室，明显地降低了室内温度。
这次读书班共举办了三期，后二期在岳阳别墅举办的，照例由上海制冰厂提供大冰块。市委领导陈国栋、胡立教、钟民和陈沂等同志，多次到读书班听取汇报，作辅导报告。他们以平等的态度和学员们共同探讨问题，并且以身作则，自我解剖，谈学习心得。这对参加读书班学习的同志恢复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好学风，起到了很好作用。参加这三期读书班学习的大都是有几十年党龄和革命经历的老同志，尽管年事已高，依然勤奋学习，严于解剖自己。不少同志说， 《决议》 是治疗“左”右两种思想倾向的“药方”，而读书班又为“治病”创造了良好条件，使我们有机会自我清理思想，进一步从长期“左”的精神禁锢中解放出来。读书班办得很有成效。
我现在提及此事，无非想说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国家各方面都还比较落后，即使像兴国宾馆、岳阳别墅这样一流的宾馆，都还没有安装空调，房间内只是装着吊扇。那时，碰到炎热夏天，普通老百姓就只能自想办法解决防暑问题了。再看看现在，空调早已普及，普通人家装上二三台空调也不稀奇。是的，改革开放改变了中国，让国家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而老百姓的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