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平民书法家任政

流年似水，上海著名书法家任政作古20多年了。在我交往过的几位书画家中，他对我教益最多、影响也最大。他不仅书艺精湛，且为人谦逊随和、诲人不倦，尽显德艺双馨之风范，令我钦佩敬重，毕生难忘。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任先生在上海的知名度之高影响之大，几乎家喻户晓。漫步市区街头，他那端庄秀丽的行楷书迹触目皆是。那时的大世界、青年宫、第一百货商店等处醒目的大字招牌，许多报刊和书籍的题签，乃至不少大楼、公寓的题名，都出自他的手笔。他擅长的隶书与行楷书作品更是充满美感，让广大书法爱好者视为墨宝。
　　记得还在我上大学时，一次路过锦江饭店，见临街玻璃橱窗内挂着一幅书法作品，是李白七绝名作《朝发白帝城》。那行云流水般的行草，顿时吸引了我的眼球。我驻足观赏良久不忍离去，后干脆掏出笔记本临摹下来。自从这次与任先生的这幅佳作邂逅，我就时时关注他，与他开始了“神交”。
　　真正有幸结识任先生并与他交往，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我在上海财贸学校（外贸大学前身）任教语文的阶段。有感于学生们普遍对汉字书写不用心不用功，我在教研组会议上建议请一位书法家为学生上一堂书法辅导讲座，得到了全组老师的赞同和校领导的支持。说来也是巧，教务处一位教师恰是任政当年威海路住宅的邻居。他自告奋勇去邀请，还自信地说“以普及书法为己任”的任先生是不会拒绝他的。果然，第二天就传来喜讯：任先生欣然应允了！
　　任先生来校那天，校长亲自接待，师生代表在校门口夹道欢迎。讲座在大礼堂举行，但偌大个礼堂早已座无虚席。年近花甲的任先生中等身材，穿一件普通的深色人民装。微胖的脸庞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镜，说话带着浓重的宁波口音（其实他是黄岩人）。他以怎样写好毛笔字为题，从楷书的基本笔画讲起，边说边提笔在坡状黑板的宣纸上示范，耐心讲解，生动地解析着点横竖撇捺等基本笔法。当写出一个硕大的标准侧点后，他问大家：“这一点，像不像苹果核、大蒜瓣？初学的人写不好，就写得像个烘山芋了。”说得大家哄堂大笑。他又把斜撇比作马刀，短撇比作匕首，长捺则是关公的大刀。说到横画，他用自编的口诀“逆势起笔，横画直落，中锋行笔，提顿顿收”直观形象地演绎，真是鞭辟入里。这口诀我牢记不忘，在少儿书法教学中沿用至今。任先生语带幽默，深入浅出的生动讲解很是引人入胜，场上不时腾起阵阵笑声。
　　这时，几个学生异口同声要求任先生当众挥毫表演。任先生颔首笑道：“可以啊，那我就给大家写一幅毛主席的长征诗吧。”说着，他从桌子上拿起一支饱蘸墨汁的羊毫大笔，气定神闲地写下“红军”两个大字。那“军”字末笔悬针，行笔由徐而疾，出锋如利剑出鞘，挺直峭拔，极显功力，顿时引来台下一片掌声与赞叹声。而后他笔走龙蛇，一气呵成书完了全诗。目不转睛的学生们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次精彩的书法普及讲座引起了极大反响，学生们练书法的热情空前高涨，许多班级还趁热打铁成立了书法兴趣小组。
　　更可喜的是，那次会后我不失时机地向任先生请教几个书法问题，并与他建立了联系。此后我成了四川路桥畔“革命楼”（市邮电局分部）——任先生书法工作室的常客，开始了与他的亲密接触。我虽未正式拜为师，但蒙他不弃，常不吝赐教为习作点评。我们过往甚密而成为忘年之交，前后交往达十余年之久。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向他登门求教或求索墨宝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不少是慕名而来的陌生人，而他无论亲疏总是来者不拒，尽量满足来者要求，而且从不要什么润笔回报。实在应接不暇了，他在堆满宣纸卷筒（求字者送的）的书桌前的墙上贴出一张告示，上书12个大字：“墨债如山，求字一张为限，敬请见谅。”语意诚恳实在，既表示愿意挥毫满足要求，又让得寸进尺者知难而退，颇具君子风度，让人顿生敬意。
　　一次，任先生拿出一叠蓝色打印蜡纸（那时还没有电脑，文稿全用打字机打印）对我说：“小王，这是我新编的讲义，印出来后可以发给需要的人，省得我一遍遍讲解。你能否帮我一个忙，把我的范字用铁笔描在蜡纸上？”我疑惑地问他：“我能行吗？”“怎么不行，我看你写字规规矩矩很用心嘛！不用急，但要仔细些，不要描走样。”在他的信任和鼓励下，我高兴地接受了这个光荣任务。一周后我心中惴惴地向任先生“交卷”，只见他埋头一字字细看良久，然后笑着对我说：“交关好，一点勿走样。辛苦你了！”我这才放下心来。这本讲义题为《怎样写毛笔字》，1978年正式出版时更名为《少年书法》。这年秋天见面时，他送给我一本签名本，又特地把一框书有“锲而不舍，金石可镂”8个漂亮行楷大字的横匾赠我，既表示谢意，又勉励我学书法要持之以恒，不断进取。得先生如此重礼，让我受宠若惊，又喜出望外。此后，我每次登门拜访，他都盛情送我墨宝，其中有李白的《朝发白帝城》、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毛主席七律诗《长征》、周总理诗《樱花红陌上》、鲁迅诗《自嘲》等等。有时他还主动问我：“这次想写幅什么字啊？”就这样，我的亲朋好友都因我而沾了光，家家墙上都挂着任先生漂亮的行草书作品，蓬荜生辉。不久，任先生在电话里兴奋地告诉我，上海电视台要为他开播书法专题节目了。任先生因此成为在上海电视屏幕上普及书法知识技能的第一人，不愧是弟子众多、追慕者无数的书法教育家。
　　后来，我从学校调到远在市区80公里外的上海石化总厂工作，那时交通很不便，乘火车去市区得花上大半天，与任先生的联系就少了些，但忘年之交的情谊却与日俱增。“无事不登三宝殿”，我常受亲友之托请他题字，顺便向他求教书艺。他总是热情以礼待我，毫不以名师自居。印象最深的是他指点我临习《兰亭序》 《圣教序》等法帖，先要力求形似，循序渐进，最终走向神似。他最为强调的是书写时做到“五要”，即：一要静心无杂念，二要信心不自卑，三要悟心不盲目，四要潜心不游移，五要恒心不散漫。谆谆教诲，让我获益匪浅，铭记难忘。我深知，这是先生长期身体力行的宝贵经验的结晶，也成为了我中年以后从事书法教学的理念。
　　任先生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轶事令我感动至今。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上海石化总厂担任企业报《新金山报》文艺副刊主编，其时正是“文革”后社会上掀起第一波“书法热”之际，职工群众学习书法热情高涨。其间，我征得总编支持，举办了一次全厂职工书画比赛。在此基础上，我受命筹建职工书法协会，与任先生联系又多了起来。书协成立后我邀请他到文化宫作书法讲座。他回忆几十年学书的经历，兼谈自己的创作心得体会，生动的事例加上幽默的语言，赢得与会者阵阵掌声。讲座结束前，他还兴致勃勃地与大家交流互动，回答大家的提问。就在讲座接近尾声时，突然杀出一位“程咬金”，毫不客气地问任先生：“有人说外滩公园门口的厕所里有你写的字，是真的吗？”此问一出，会场气氛立时紧张起来，所有的目光全聚焦在先生脸上。面对这样的发难，我不禁暗暗为任先生捏一把冷汗。只见任先生毫无惊讶之色，依然从容而平静。他笑着答道：“这件事我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机会公开说。今天正好在这里向大家作一个说明。毛主席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为这事我特地到实地去考察过，看到那里墙上有一条宣传清洁卫生的标语，字写得真有几分像我。但明确告诉大家，那不是我写的。问过我的几个学生也说不是他们写的。退一万步说，即使真是我写的字，又有什么不可以？难道写在厕所里，我的字就变臭了不成？我们写好毛笔字，不就是为人民服务吗？”话音未落，全场响起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多么宽厚磊落的胸怀，多么高尚的品格！这就是一个平民书法家的风范。
　　记得不久《解放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磨穿铁砚为人民》的文章，高度赞扬任先生数十年如一日地不计得失、热情为民服务的可贵品格和不遗余力普及书法艺术的精神。
　　还有一次，任先生与我喝茶闲聊。我忽发感慨地说：“上海有的书法家架子很大，惜字如金，很难求到。不是我当面恭维，像先生你这样从不摆架子，对向你求墨宝的人总是有求必应，上海滩的书法家里是找不出第二人了。”任先生笑着连声说道：“不敢不敢，你过奖了。”接着他又说：“不过，人家惜字如金自有他的想法，而我是这样认为的：有人喜欢我的字，是他看得起我才真心诚意来求我，我脸薄心软，不忍心扫他的兴啊。再说，我写字说到底也就是毛主席说的为人民服务嘛。所以我墨债再多，也还得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呀！”说罢朗声一笑。稍一沉吟，他神色庄重地说：“我常想，既然得到人们的厚爱，我这个工人出身的平民书法家就理当趁着有生之年多留一些墨迹给后人。我今天敢问一句：两百年后看，谁留在世上的字多？”此话字字铿锵，掷地有声！
二十多年过去，任先生当年的话音犹在耳畔，而事实已经证明他的睿智预言。如今，端庄秀美而又法度谨严的任体行楷书早已普行天下，随意打开哪份书报杂志或电脑等多媒体，便可领略他那端庄秀美的任体书法呈现的独特风采。斯人虽逝，精神犹在，说任先生的墨宝百世流芳信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