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省余姚市马渚镇瑶街弄贺墅自然村，传颂着村民陆桐奎在11岁时曾冒着灭门的危险，“偷”得国民党败兵的227发机枪子弹送给浙东游击纵队的故事。为此，笔者在余姚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人员的带领下来到贺墅村，采访了84岁的当事人陆老先生。
解放前，陆桐奎家住的平房建在余姚江支流的一处河湾边，泥墙草舍，勉强遮风挡雨。当年他家贫，人口多，陆为长子，下有二弟二妹，一家七八口人生计困苦。我们刚坐下，老人的儿子就拿出盖有村委公章的 《关于解放前夕送交弹药给浙东游击纵队的情况汇报》 书面材料，下角有原浙东游击纵队负责人、后任浙江省水利厅领导夏云苗的亲笔签名。
陆桐奎老人坐下来介绍他终身难忘的往事。他年届耄耋，除有点耳聋外，精神矍铄、思路清晰。他于1939年11月出生，终生在家务农。为叙述方便，以下用老人的第一人称：
1949年我刚11岁。我从懂事起就爱憎分明。我村同余姚江对面夏巷村一样属于“红色堡垒村”，距上虞和余姚县城均约30里，是国民党的“两不管”地区。浙东游击纵队经常来此住宿活动，我的父亲陆炳泉（1982年逝世）还是游击队的地下联络员。我也认识几位带枪的叔叔，如朱之光、夏云苗等。这年4月中旬，国民党残部数十名官兵带着枪支弹药，强行进驻我村。这里是平原，无险可守，这批残兵败将一边挨家挨户抢鸡夺粮要吃的，一边在我家茅草屋东面不远处的坟地制高点架起机枪，准备阻击浙东游击纵队。4月24日半夜，风雨交加，坟地上的敌人与游击队交火。几个敌人把我家当成据点，两三个机枪手轮流上阵，只要浙东游击纵队打几枪，他们就用机枪漫无目标扫射一会儿。我实在听得心烦，问父亲：“这机枪什么时候才能停？”父亲低声说：“除非子弹打完了。”
说者无心，我听了却决心冒险去“偷”子弹，一可减少游击纵队的伤亡，二可让这讨厌的机枪声停下来。我知道国民党残兵来家时就把子弹集中堆在大门口，次日，凌晨4时不到，我偷偷摸黑起床，趁国民党残兵在灶间抢吃鸡肉、喝酒之际，悄悄地爬到门口，将沉重、成串的子弹装入畚斗，拿出吃奶的力气拖入屋内，再放入箩筐，上用秕谷盖住，接着又回去睡觉了。事后，只听几个国民党残兵边暗中摸索，边嘀咕：“子弹这么快打完了？”5时左右，雨停了，国民党残兵的机枪也哑了。游击纵队战士乘胜追击，这几个残兵就借着曙光匆忙逃跑了。其中有一个上虞、一个方桥的残兵，都是被抓的壮丁。他们偷偷剥下“黄狗皮”（国民党军军装），求我父亲拿了几件旧衣换上逃回家，不再为国民党卖命了。
事后我把“偷”子弹的事告知父母，吓得他们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呀！一旦被发现岂不是满门丧命？父亲说我真是吃了豹子胆了！我们拖出盖有秕谷的箩筐，一数机枪子弹，有足足227发，后又在坟头捡到军用药箱一只和皮带二条。父亲把此情况向同村的地下游击队联络员万仁相（已去世）反映，然后万向游击队汇报。第二天早上，游击队负责人夏云苗同志来我家把227发子弹、药箱和皮带取走了。当晚，时任国民党云楼乡乡长秘书陈信和（解放后被镇压）等人得悉此事，立即赶来我家威胁和搜捕，并警告：“一旦查实，军法处置！”当时我正在读小学二年级，吓得当晚就逃到长丰乡（当年称凤亭乡）的亲戚家避风头。不久，我的家乡解放了，国民党残余势力也逐渐被消灭，我才敢回家居住和上学。今天，这段一直让我难以忘怀的往事又涌上心头。我虽已风烛残年，但回忆往事既感到欣慰又觉得自豪，觉得这一生也曾为解放事业做过一件小事。2007年，我曾得到过马渚镇民政办发的700元奖励，我的故事也在村民中传为了美谈。
2004年，我曾书面向有关部门反映上述事实，时任省水利厅领导的夏云苗同志亲笔批示：“余姚马诸镇贺墅村村民陆桐奎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当时解放前是有村民陆桐奎交来反动部队撤退时散落的子弹，但相隔年久，已过去50年，现在回忆此事，细节已记不清楚，但相信他本人讲的经过是真的。特此证明。夏云苗，2004年5月12日。”
陆桐奎老人的故事真实感人。讲到被敌人威吓、不能安心上学时，老人声音咽哽，流下了委屈的泪水。虽时过境迁，但他少年时的壮举是值得传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