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耳边飘来耳熟能详的京剧 《沙家浜》 唱段。这出戏，常使人联想到天水一色、芦丛成片、蜿蜒曲折的湖岸线和那颇有名气的江南抗日革命根据地“沙家浜”。苏州这座古城不仅培育出了无数的文人雅士，也诞生了我军战斗序列里唯一成建制并闻名全国的英雄部队“沙家浜团”，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原20集团军59师175团。
83年前，抗日烽火燃遍全中国。江南东路地区我江南抗日义勇军西撤后，在阳澄湖畔留下了一批伤病员。为躲避日、伪、顽的追捕，中共常熟县委依靠游击区广大群众，将这些伤病员隐蔽地流动在阳澄湖畔东、西张家浜，常熟唐市、横泾等地进行治疗。由于环境险恶，他们常常被安置在密密丛丛的芦苇荡里，伤痛、虚弱，再伴随着日晒、雨淋、水浸、虫咬、饥饿、寒冷，忍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当时药品奇缺，一瓶红汞、一片阿司匹林都要通过秘密交通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敌人道道封锁线，从上海等地采购来。在苏常游击区坚持斗争的关键时刻，中共中央东南局、新四军军部鉴于坚持东路抗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于1939年10月派出干部返回东路，向夏光、刘飞，以及在东唐市一带坚持斗争的江南特委、常熟和苏州两县委负责同志传达了上级精神，以留在阳澄湖周边养伤的36名伤病员为基础，决定重建“江抗”。“新江抗”成立当天就伏击了下乡抢粮的日本鬼子，挫败了敌人抢粮图谋，首战胜利。枪声，是革命战争年代最有力的语言，告诉人们“新江抗”开始战斗了。
我父亲郁根祥和伯父郁根林等一行30余人，按江苏省委浦东工作委员会关于全力支持“新江抗”发展的安排，于1940年4月离开浦东游击队（中共领导的南汇抗日保卫团四中队），离开家乡来到常熟东唐市。还真是巧，他们在那儿碰到了先期到达的我的堂伯父郁德祥。三人虽没有分在一个连队，但都同在“新江抗”二支队并肩战斗。
谭震林同志全面负责东路工作后，实行了军队和地方党组织统一领导，军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之间关系更加融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欢迎。部队按上级部署主动东出昆嘉太，西入澄锡虞，加强巩固苏常根据地的建设，狠狠打击了敌、伪、顽的嚣张气焰。我父亲还很清楚地记得西进途中，条件很艰苦，在荡口的一次战斗中，伯父郁根林光荣牺牲。二支队转战江阴，原准备在桐岐镇打“忠义救国军”，却遇到一队日本鬼子。在陈挺支队长率领下，他们一个猛冲就把鬼子压到了一个小庙里，并用火攻全歼了这股鬼子兵。这一仗后被东路人民群众越传越神，说二支队是“江阴老虎部队”。一时间，“老虎部队”名震江南，当地日、伪、顽军闻之色变。
从江抗36名伤病员发展为“新江抗”，一年多时间里队伍又不断扩大发展到4600余人，在战斗中锻炼成为一支作战经验丰富的游击兵团。1941年1月“新江抗”二支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6师18旅52团，后北撤至苏中地区。据统计，1943年3月到1944年1月，该团共作战70次，歼敌近千人，攻克安丰等十余个大据点，为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
1947年1月，52团整编为华东野战军一纵2师4团。在陈毅、粟裕的领导下，与兄弟部队紧密配合，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宿北激战五昼夜，歼敌2.3万人；莱芜歼敌5.6万人，勇建头功，包括全歼国民党军主力的整编第74师；叱咤淮海所向披靡；上海攻坚不扰市民。有一张著名的照片：进入上海市区的解放军部队严格执行纪律，不住民房、露宿街头，拍的就是该团夜宿金陵路边的实况（照片现存北京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上海战役结束后，我父亲和堂伯在苏州火车站偶遇，方知当年一同参加革命的30余人只剩他们兄弟2人。新中国的建立，是这些先烈们用鲜血铸就的。
1949年2月，该团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20军59师175团，1950年11月出兵朝鲜，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爬冰卧雪、一把炒面一把雪，吓不倒英勇的志愿军。在军力装备悬殊的条件下，他们在第二次战役中勇战长津湖，重创美军王牌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仅175团就先后有胡乾秀、洪定太两任团长牺牲。战后，志愿军评出56名一级战斗英雄（包括两名特级战斗英雄），20军就占了11名，如杨根思、沈树根等。人民把志愿军称为“最可爱的人”，把20军称为“华东人民培育的不可战胜的部队”。这是党和国家的骄傲，也是苏州人民的骄傲。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沙家浜团”继续保持着人民军队的本色，弘扬英勇顽强、不畏艰难、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光荣传统，在军事训练、抗洪救灾、抗震救灾、世界维和、国庆阅兵中，多次荣获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的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