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作者在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第二期骨干培训班的发言提要。
一、新四军历史研究形势喜人，硕果累累。具体表现在：
1、编辑出版了一批关于新四军历史研究的辞书类索引工具书。如《新四军事件人物录》、《新四军征途纪事》、《新四军组织发展实录》、《新四军办事机构概览》、《新四军研究资料索引》、《新四军研究书目索引》、《新四军辞典》、《新四军征战日志》、《新四军英烈志》、《新四军人物志》、《皖南事变新四军人员搜录》等，这些都是从事新四军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2、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关于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档案史料书。我个人认为以下三套史料丛书，对开展新四军历史研究具有比较重要的使用价值：其一，是由早期的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组织编辑、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料选》，共7本，集当时华中有关各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党史资料征委会和大专院校之力，将收集的相关史料汇总后，按时间先后分册编辑出版。其二，是由中央党史研究室统一规划、统一布置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根据地资料丛书》，与新四军7个师和浙东纵队有关的淮南、淮北、皖江、苏中、苏北、苏南、豫鄂边、浙东8个抗日根据地各有一本，有综述、文献、回忆录、参考资料、大事记等。其三，是由解放军南京军区牵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新四军历史资料丛书》。我特别推崇这套丛书。它共分12大册，800多万字，收录了大量中央档案馆首次披露的珍贵文档，还包含国民党方面、日伪方面、民主党派方面、国际方面的有关资料。这套丛书收录史料之丰富、之全面、之珍贵，堪称第一，为新四军历史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史料方面的重要支撑，功不可没。
3、编辑出版了一批研究介绍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史的著作。如《新四军史话》、《新四军征战纪实》、《新四军的组建与发展》、《新四军发展史》、《抗日战争中的新四军》、《新四军战史》、《华中抗日根据地史》、《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第三野战军战史》等。这些军战史各有所长，有的偏史料，有的重论述，能引导读者对新四军从创建到发展的历史过程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了解。
4、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关于新四军历史的专题研究著作和论文集。以皖南事变为例，就有《皖南事变本末》、《皖南事变研究与争鸣》、《皖南事变回忆与思考》、《皖南事变纪念专辑》、《皖南一九四一》、《烽火江南话奇冤》、《皖南事变史论》、《茂林悲歌》等。
5、编辑出版了一大批新四军人物的传记。几乎所有的新四军重要将领，如叶挺、项英、刘少奇、陈毅、粟裕、张云逸、袁国平、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张爱萍、李先念、郑位三、江渭清、曾希圣等，都有传记问世。此外，在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大型丛书中，也收录了几十位与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有关的人物传记。各地的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多年来也组织编辑出版了许多在当地有影响的新四军人物传记。
6、编辑出版了大量新四军老同志的选集、年谱、日记、文选、文集和回忆录。如《刘少奇选集》、《刘少奇年谱》、《项英军事文选》、《陈毅年谱》、《陈毅军事文选》、《粟裕军事文集》、《李先念文选》、《张爱萍军事文选》、《赖传珠日记》、《回忆叶挺军长》、《回忆陈毅》、《粟裕战争回忆录》、《黄克诚回忆录》、《忆彭雪枫同志》、《彭雪枫书信日记选》、《回忆邓子恢》、《回忆谭震林》、《叶飞回忆录》、《管文蔚回忆录》、《江渭清回忆录》等等。赖传珠从1937年 12月由延安到武汉，参与筹建新四军，出任参谋处长，又先后担任江北指挥部、华中指挥部参谋长、新四军参谋长，他的日记，对新四军的创建和发展的全过程都有详细的记载，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赖传珠日记》，有70万字，对研究新四军历史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7、编辑出版了大量与新四军历史有关的纪念文集、纪念画册和电子读物、声像作品。
8、形成了一支新四军研究的人才队伍。这些人才分布于大专院校、各级党史部门、各级党校、各省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以及军事院校和军史编撰、研究单位，他们大都为各地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成员。当前，有一大批新四军的后代加入到新四军研究的队伍，这说明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研究者，在掌握有关史料的基础上，还必须具备一定的素质：一是史识，即鉴别、分析史料的能力和坚持真理的勇气；二是史德，即在学术研讨中要谦虚谨慎、求同存异，切不可仗势凌人，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打棍子、戴帽子；三是史才，即要有一定的文字驾驭能力，“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史学研究文章也需要吸引读者。
9、通过发掘和研究，澄清了一些新四军史实：如新四军成立的详细经过；军部成立的时间地点；叶挺出任军长以及四次辞呈两次出走的前因后果；新四军首战的时间地点；周恩来云岭之行的详细经过；先后有几股八路军南下华中；黄克诚率南下八路军与陈、粟新四军在苏北会师的时间地点；皖南事变新四军损失情况；皖南事变后新军部成立的时间地点；上饶集中营斗争始末；黄花塘事件经过；新四军战略反攻经过；新四军英烈名谱；抗战八年新四军的战绩等等。
二、取得上述丰硕成果的原因：
1、新四军主要活动在苏、皖、豫、鄂、浙等地，以后又发展演变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南京军区，因此华东地区的新四军老同志多，有关文物档案多，对新四军研究具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
2、各省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成立与发展，得到了各级政府、党史研究部门和社联的指导和支持，从而为深入研究新四军历史奠定了人力物力上的坚实基础。
3、得到了有关党史报刊的配合。各省市党史研究部门和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都办有刊物，其中中国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铁军》和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大江南北》都有正式刊号。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除了《上海党史与党建》杂志，还办有全国惟一的党史报纸《党史信息报》，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有了较多的发表平台。
三、新四军研究存在的不足之处：
1、有重宣传、轻研究的倾向。主要是因为做研究难度大、见效慢、出成果难，所以有些研究会便把主要精力重点放在搞一些纪念和宣传活动上面。宣传固然重要，但是研究才是研究会的生命之源。
2、在研究工作中，有重武装斗争，轻统一战线、政权建设的倾向。如根据地的三三制政权、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廉政建设、人权保障等课题，都还有拓展研究的空间。
3、不少研究视角雷同，研究成果重复。因此需要继续挖掘史料进行深化研究。前年我自费去台湾访学，在台北“国史馆”查档，收获不小，将两岸史料进行综合稽考分析，有不少新的体会。回来后，我在《党史信息报》发了10篇《查档札记》，还在《抗日战争研究》杂志发了一篇2万多字的论文《皖南事变发生原因新探》。
四、新四军历史研究中需要继续深入探讨或存在分歧的几个问题：
1、对新四军战果的宣传问题。要注意防止两种倾向：一是夸大战果，如1938年夏秋，第4支队在安庆至合肥公路伏击日军车队，有的文章说炸毁军车数百辆，歼灭日军数千人，其数字明显注水；二是轻易否定，如1939年7月挺进纵队虹桥机场之战，1943年粟裕的文章《本师坚持大江南北抗战的六年》和同年军政治部所编《新四军殉国先烈纪念册》都有记载，战场指挥员廖政国解放后也写有回忆录，如果没有直接参战者提出异议，那就不宜轻易地否定。总之，对战果的宣传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高敬亭案件的性质和责任问题。对高案的性质，有错案和冤案两种观点；对高案的责任，则有王明、叶挺、戴季英、项英等多种观点。去年9月，中央党史研究室一部、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在岳西召开“鄂豫皖三年游击战争学术研讨会”，我作了题为《关于高敬亭错案的几点思考》的发言，认为高敬亭的功绩要讲够，错误要讲透，他确有严重错误，但罪不当杀，系错案。在中央档案全部公布之前，将责任归咎于任何个人都缺乏说服力。
3、曹甸战役评价问题。一般人都知道黄桥战役，但对曹甸战役却鲜有了解。1940年11月29日至12月16日，在刘少奇的坚持下，陈、粟新四军在南下八路军黄克诚部配合下，向韩德勤部固守的苏北重镇曹甸及周围据点发起进攻，歼敌八千，自损两千，终未得手。战后追究责任，说黄克诚配合不力，黄受到批评。史学界对此战要不要打、如何打、是胜是败也有不同看法。我在1990年第2期《大江南北》发表的《从曹甸战役到皖南事变》一文，对此战役作了详细介绍。后来发现1944年延安整风时，刘少奇就曹甸战役有一电报给黄克诚说：“关于曹甸战役，本来是可以不举行的，因为当时过分估计了汤恩伯东进的威胁，二师在桂军进攻下呼救甚急，使我没有细心考虑，急促下决心向顽军进攻，这是我应负责任的。后来强攻曹甸，也是不应该的。当时你反对强攻是对的。曹甸战役未能完成任务，当然不能由你负主要责任。当时有此种说法是不妥当的。”基本可以澄清此事。
4、项英在新四军时期的功过问题。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史学界对项英在新四军任职期间的功过评价产生了一些分歧。一种观点认为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向问题上坚决执行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他的错误有其主客观方面的原因，要作全面的分析；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向问题上与党中央存在明显的分歧，最终导致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重大损失，对项英在皖南的错误不可低估，但项英的一生仍是功大于过。
5、豫皖苏边区三个月反磨擦战斗评价问题。皖南事变战火硝烟尚未散尽，1941年2月至5月，新四军第四师在津浦路西的豫皖苏边区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反磨擦战斗，结果遭到严重挫折，损兵四千，被迫撤出苦心经营两年半之久的豫皖苏边根据地。这是抗战以来新四军仅次于皖南事变的又一次重大损失。曾有四师老同志不接受失败说，认为四师胜利地完成了阻敌西进的任务，奉命转移到津浦路东休整。1942年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作出的《关于四师及豫皖苏边区党委在反磨擦自卫斗争中的错误决定》认为：“个别领导同志在很长时期内与华中局存在着不同的战略方向，未能切实执行中央与华中局向东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对此也有不同看法：1940年6月下旬，彭雪枫领导的新四军第六支队与黄克诚率领的南下八路军合并，成立十八集团军第四纵队后，他们确实向中原局提过西进伏牛山的建议，这是通过正常渠道向上级反映意见，完全是符合组织原则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6、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期功过的研究。饶漱石自1940年8月由党中央派到皖南担任东南局副书记；皖南事变中被中央临时任命为政治负责人；突围到江北后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以后，又担任代理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1945年8月任书记兼政委）。对于饶漱石在新四军时期功过的研究至今仍是个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