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我15岁。7月的一天，我在沭阳县刘集街上看到一张“艺术训练班招生简章”，招初中学生，说食宿费、学费全免，还发衣服。我看了很兴奋，和堂兄吴超、同学叶志和商议后，一起前往报名。
报名地点在泗阳县树强小学，有一位穿灰军衣的年轻人和我们谈话，叫我们填一张表格，写一篇“根据地见闻一则”的短文。我写的是运河边一座鬼子的据点被新四军打下，在文中用了歇后语“煨罐里摸螺蛳——十拿九稳”。当时他就答复我们均被录取：“你们回家准备一下，就来报到吧！”
树强小学是泗阳县闻名的学校。驻在这里的是新四军3师10旅旅部，接受我报考的单位是10旅政治部文艺股。
文训大队及演出
10旅文训大队大队长司今，河北人；指导员周杏生，上海人。文训大队下辖两个中队，另还有七分队（小鬼班），十八分队（女生队）。吴超被编入一中队二分队，我和叶志和被编入二中队四分队。二中队副中队长是谢铁骊，后来成了著名的电影导演。
到部队后，我们感到一切都新鲜：过集体生活，出早操、唱歌，开学习会、生活检讨会。我们学了《社会发展史》，到1945年党的七大后，又学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还学了一些基础的音乐、美术知识。
在村子里，我们用木头搭起一座棚子，边上用高粱秆围一下，戏称“礼堂”，作为开会、上课、组织各种文化活动的地方，还有篮球场，军分区司令员刘震、副政委吴信泉，地委书记金明，3师师长黄克诚，支队（团）司令员覃健、钟伟都曾来看戏、打篮球。我们排了个大戏《太平天国》，讲洪秀全起义到失败的故事。8旅文工团演《李闯王》，苏中文工团排《甲申三百年祭》，后来知道这都是党中央提醒全党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接受洪秀全、李自成的历史教训。
1945年初夏，我们奉命到3师师部去演出。师部位于东益市（由东沟和益林两个镇合并组成），当时是根据地最繁华的地方。我开了眼界，到照相馆第一次照了相。
去3师师部途中，我们险遭敌人袭击。我们又去1师师部演出，看了1师前线文工团演出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演出的仍是《太平天国》。
穿越日军封锁线
我们回来不久，文训大队解散，留下一部分人员成立文工团，剩下很多人被分配到各单位。这时已到1945年8月份，我们开始大反攻。我被分配到宿北县（现为新沂县）警卫团工作，同行的还有黄秉书和曾明。
当时，黄17岁，我16岁，曾15岁，我担任小组长，三个人的鉴定书、介绍信由我拿着。我们出发当天到我的家乡沭阳县刘集，住一晚上；第二天到宿迁的邵庄，准备从王庄穿过还被日本鬼子控制的宿新公路。到邵庄后我们得知，王庄的地下工作人员被敌人发现了，不能去了。他们俩看着我，问我怎么办？我也拿不定主意。
后来我们了解到向北有个小镇叫龙泉沟，我们的地下工作人员基本控制了那里，就决定从那里通过封锁线。我们仨都穿着灰色军装，沿着沭河东岸向北走，到龙泉沟对岸的小镇吃了午饭，心情都有点紧张，谁也不说话。来到河边，对岸就是龙泉沟。我们看到有渡船，对岸有穿着黄军服的伪军，船上的人好像都轻松如常。我们上船，到对岸，没有人注意我们。当我们向前转过一个弯时，见到一个哨兵，对我们说：“过公路走快点，看有没有汽车。”当时我们心里一紧，只是笑笑，忘记说声谢谢。
我们穿过公路又走了几里路，到县警卫团驻地陆洼报到。
连队的工作与生活
县警卫团实际是一个营，有三个连，还有整编进来的“运河大队”。我被分到1连当文化教员（排级）。陆洼是小根据地，东边是公路、沭河，北边是陇海铁路，西边是京杭运河，南边是宿迁县城，中间是马陵山骆马湖（当时是季节性湖）。部队装备差，枪少，1连作为主力连只有一挺轻机枪；两个战士共用一床棉被，排级干部才能一人分到一条被子；连队夜间活动多，不能睡觉，困得难受。
部队经常吃玉米面窝窝头，笼一揭开一股霉味，因为磨玉米时为了好磨，会把玉米弄潮，极易发霉；喝菠菜汤时，汤里放些红辣椒，颜色很好看。有时连菠菜也没有，就炒糊盐当菜。所谓炒糊盐，就是在锅里放点油、盐、葱，炒完用筷子蘸一点当菜吃；能吃一顿面条，大家就很高兴了。病号能吃上面条，但吃“病号饭”要连首长批准。
部队发两套军装，一套是土布的，一套是洋布（即平布）的，洋布军装平时舍不得穿。一次打运河边上的大镇窑湾镇，通知说打下后要穿洋布军装，军容要整齐，可是起初没有打下来，还把洋布军装也弄脏了。后来打下窑湾后，我们驻的“西当点”，以前是山西人开的当铺，好大一个院子，全连住在里边。为保卫麦收，连长领着两个排去执行任务，副连长领一个排留下。一天，留守排想改善伙食，吃红烧肉、大米饭，可司务长说伙食费不够，又不能挪用外出两个排的伙食费，副连长就决定每人拿出两角钱，大家吃了一顿红烧肉、大米饭。这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占公家的便宜是可耻的。同志们相处友好，非常愉快。
从军分区文训大队分配到宿北县警卫团工作，我觉得是平常事，可后来知道一些战士认为我是上边机关来的，就像现在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连长陈洪亮叫我“教员”，让我在连里教唱歌、读报、讲时事新闻，都很受欢迎。听说3排副排长闹情绪，连长就叫我找他谈谈。我第一次找人谈话，也不知怎么谈，但还是去了。后来听副排长讲，我将我的看法真心实意地讲，让他感动得流泪。谈话很成功，我向连长作了汇报。通过这件事，我明白了和人谈话要认真，既要听人家讲，自己说话时又要讲真心话。
日本鬼子投降了，但陇海铁路西头徐州、东头连云港被国民党军队占去了，只有中间一段是我方控制的。我早听说过火车、铁路，可是从来没有看见过。1945年下半年，我专门去陇海路一个小站看了火车和铁路，只见火车头上“呲啦、呲啦”地冒着白色的汽，客车厢车门上方写着“三等车”，就是硬席车厢。后来我们连奉命驻“炮车站”，相当于路警，就经常看到火车和铁路了。
1946年春，我们1连奉命调到淮海军分区特务营，被编为4连，驻沭阳城内潼阳旅舍。淮海军分区司令部也在沭阳城里，有几辆缴获的旧汽车。一次司令员覃健乘车外出，车子半路抛锚，到农村借牛才拉回来。当地于是流行一句歇后语“覃司令的汽车——牛拉的”。
这年夏天，我去军分区教导大队学习，驻地在汤沟镇西的一个村子，叫西山子。我被分配到政工队，上课、讲军事、讲政治、练队列、练刺杀，还种菜，挑水时两只手各提着一只三四十斤的水桶也能行。到冬天，我还穿着单衣，早操时冷，就把一条床单折起来裹在腰上，外面罩上军衣、扎上皮带对付。
17岁入党及“烈士”名单
1946年，解放战争打到苏中。我军在宿迁打了个“宿北战役”，歼敌两个半旅共2万多人，击毙敌师长戴子奇。我们在宿迁县仁和圩（宿北战役战场）看见了战场的惨烈，好多烈士遗体在残垣断壁间，敌人的尸体也随处可见，在一副担架上有一具尸体，穿着黄呢子军大衣，得知那就是戴子奇。
在教导大队的学习期满，该结业了，党小组开会讨论我的入党问题；通过后报队部，接着就开支部大会，又通过；再报大队部，第二天批复，我成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七个月。党章规定18岁才能入党，我当时17岁。
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后，敌人仍疯狂进攻，淮安、淮阴相继失守，形势紧张，我军主力已撤到山东。我被分配回特务营当文化教员，这时部队不断阻击敌人，边打边撤。第二年（1947年）春节后，我们部队返回苏北，那里已是敌人后方，看到一片凄凉：很多房屋被毁，树木被拦腰锯断，树枝被敌人拿去削尖，做成防御用的树枝圩子，老百姓眼中满是恐惧。部队曾有化整为零的打算，好在经过努力作战连续小胜，情况好转，局面渐渐打开。
一次，我们部队打苏家嘴，没打好，撤退时我带着病号走在最后，听到不远处敌人呼叫集合的声音，好在是夜间。真是跟危险擦肩而过啊！
又一次打益林，我们部队打援，但被敌突破。我集合十几个走散、和部队失去联系的战士，三四天后带着他们回到部队时，得知我已上了“烈士”名单。1945年，新四军3师10旅由黄克诚率领去东北，留在苏北的部队在1947年组成新10旅，旅长是原8旅24团团长谢振华，我们连是旅特务连，我仍是文化教员。一天傍晚，我们从树强向东穿过沭阳—淮阴公路到路东。拂晓时，我们到一村子，刚坐下休息，枪声突然响起，“我们被包围了？”谢旅长赶紧和我们一起突围，通过一片开阔地，冲出敌人封锁，但还是牺牲了三位同志。
后来知道，我们停留休息的地方，是我们的一个乡政府。敌人一个营想消灭该乡政府，我们正好走到包围圈中，和敌人交火，把敌人也吓坏了：乡政府怎么还有机关枪和小炮？他们也赶快逃跑。跑出包围圈，我们又走出好远，饿了，我到一户农家找吃的，老乡很热情地说没有馒头，只有玉米面发糕，给了我一块大约二十厘米见方、十厘米厚的发糕。我拿着一边走一边吃，觉得特别香甜。那应该是1947年春节后不久。
1947年，我年满18岁。大约在12月，我所在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第12纵队35旅105团，纵队司令员谢振华，旅长汪乃贵，团长戴云龙，团政委武及普。
（本文为吴凯的回忆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