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姜斑华的战斗人生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4年了。每当我听到母亲背诵唐诗的录音时，那熟悉的声音让我热泪盈眶，不能自已，仿佛又看到她微笑着说：“愉儿，我们继续背下一首……”
　　我的母亲姜斑华，原名姜慎昭，1923年农历十一月十五出生于江苏南通金沙镇。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江苏一带相继沦陷，生灵涂炭。15岁的母亲毅然放弃学业，参加了当地的抗日宣传队。在转战各地、发动群众的热血岁月里，母亲的宣传、组织才能崭露头角。1940年6月，她前往郭村参加新四军，在挺进纵队战地服务团工作。一身书卷气的她气质出众、能歌善舞，很快就成为服务团的“台柱”。1941年12月，经过战火考验、表现优秀的母亲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长期的战斗生活中，母亲与时任旅政治部主任的卢胜相识、相知、相爱，1943年1月经组织批准结为终生伴侣。母亲说，早就听闻组织上和同志们评价父亲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出色的指挥才能，但在婚后的革命生活中，她才深切地感受到父亲的沉着果敢、睿智刚毅，经历了战火硝烟的感情也更为珍贵。母亲谈起父亲时总是充满了崇敬和自豪。给她留下最刻骨铭心记忆的，要数跟随父亲赴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并准备参加党的“七大”那一次惊心动魄的经历。
　　母亲回忆说：“那是我们结婚后的第二个月，老卢作为党的七大代表要去延安。当时，新四军军部规定赴延安的团以上干部的配偶与警卫员可随行，组织上考虑到我的专长，准备让我到延安后进入鲁艺学习。这样，由刘培善带队，卢胜、我、温玉成、段焕竞等一行30余人，在一个连队的护送下出发了。行至江苏涟水县大黄庄时，天刚拂晓，突遭日寇和伪军三面包围。激战中，老卢的右腿骨被打断，从马背上跌落下来。我惊出一头冷汗，老卢沉着地示意我不要慌张，让我和警卫员羌勇搀扶着他进入附近一座独立的茅草屋。鬼子成群结队地冲过去追赶我们的大队伍，不多久又退了回来，因为再往前就是我们的根据地。鬼子在门外抢掠被打死的马匹驮着的马袋，马袋里装着我们的衣被等用具。鬼子和伪军的身影就在门前来来回回，发出的喧嚣声在耳边响起，随时可能冲进来。我们向房主借了一床棉被，捂住老卢因失血过多而发凉的身体，羌勇摸出两个银元压住伤口，拿根破布条扎住止血。老卢坐在地上，将子弹上了膛，让我做好牺牲的准备。如果敌人冲进来，就坚决抗击，最后留两颗子弹，他先打死我，再自尽，决不能被敌人活捉。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门外鬼子的声音渐渐小了，我掀起门上的草帘向外望去，只见不远处的一座村子里，日寇的膏药旗在晃动，鬼子们正在吃午饭。这时，匆匆跑来几位武工队员，问这里是否有新四军伤员。在我们的回应声中，他们架起老卢，放在担架上抬起就走。我和羌勇扶住担架，冲过门前那片开阔地，迅速钻进茂密的树林，又快步跑了两里多路，就到了自己的急救站。这个急救站是临时建立的，只有一个医生和少许药品。医生叫我们把老卢抬到门厅内的一块木板上，用一根布带子紧紧扎住伤口的上端，然后夹起两大团沾满了碘酒的药棉，往两个伤口塞进去。只见老卢疼得直冒虚汗，两个拳头握得紧紧的，身体在颤抖。我心疼极了，叫他喊出声来，可老卢一声不吭。经过简单包扎后，两位武工队员把老卢抬上担架又往北走，黄昏时终于赶上了宿营的大队伍。
　　“当晚和第二天上午，我和羌勇只给老卢喂水、喂饭，不敢去动他的伤腿。下午抬起担架继续行军。走了两个小时，路过一个军营，带队的刘培善首长叫大家停下来休息，并让人去寻找军医来给老卢换药。医生挽起老卢的裤管一看，止血带已快嵌进肿胀的肉里了。医生大吃一惊，边解开带子边责备说：‘伤员的腿骨是粉碎性的贯通伤，伤势本来就重，这根带子扎了这么长时间，如果再不松开，要不了多久整条小腿就会因血液不流通而坏死！’我吓出一身冷汗！虽然参加革命4年多了，但从没接触过医务工作，我的无知差点害了自己的丈夫。真要感谢带队的刘培善政委，还有那位不知名的好医生。
　　“过了几天，大队人马继续向延安方向前进，而老卢、我、羌勇和两位抬担架的老乡则渡过洪泽湖前往淮南路东新四军军部。到达军部时，陈毅军长已等候在那里。他快步来到担架旁，握住老卢的手说：‘卢胜同志，你受苦了！’后来，军卫生部崔义田、宫乃泉两位专家给老卢动了两次全身麻醉手术，才把碎骨取净。伤口刚愈合，华中党校即将开学，老卢拄着双拐参加整风运动，见到了贺敏学、汪道涵、惠浴宇、赵俊等老战友，分外高兴。当年的老卢，生命力真是旺盛，半年后双拐改为单拐；学习结业时，已能丢掉拐棍，跛着腿重返前线。但如此一来，老卢没能去延安参加七大，成为遗憾。”
　　解放战争期间，母亲跟着部队转战江淮，亲历了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大决战。1949年，母亲任23军司令部某单位政治指导员、协理员等职。1952年8月，23军赴朝参战，母亲担任军留守处组织股股长，后为政治处政工股股长。她细致地关心照顾着留守处家属们，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为前线将士解决后顾之忧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1955年母亲转业，先后在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江苏省司法厅、江苏省委机关党委等单位任职。1958年父亲调任福建省军区政委、福州军区副政委，母亲也随调到福建工作，从此植根八闽大地，度过了60多个春秋。
　　在福建期间，母亲先后担任福州市总工会组织部长、副主席。她与广大工人打成一片，关心他们的疾苦，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的困难，成为新中国福州工会工作的开创者。1967年，她因反对“打倒一切”被扣上“工贼”、“保皇派”的帽子，遭到错误批斗，甚至成为福州市第一个被戴高帽游街的人，之后又被软禁，一度与家中失去联系。1969年，她被下放到农村和工厂劳动，虽然蒙受不白之冤，生活也极其艰难，但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1973年，福建省总工会筹备组成立。母亲因为有丰富的工会工作经验，被任命为筹备组组织部负责人。蒙冤多年后重新有了工作的机会，母亲全身心地扑在了工作上，我们经常周末回家都见不到母亲，她说要把过去被浪费掉的时间抢回来。因为下放期间健康受到严重伤害，恢复工作后又不肯休息，母亲最终累倒在岗位上，不得已再次停止工作。直到1978年4月，母亲被任命为福州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此时她已55岁，把最后的工作时光全部奉献给了福州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离休之后，母亲依然秉持一位老共产党员的操守，协助父亲为老区人民、基层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她活到老学到老，遇到党的新政策，看到一些新知识，就用她那一笔娟秀的蝇头小字记录下来，笔记足足写了几十本。她热爱古典文学，手不释卷，直至临终前，仍每天坚持背诵古诗词。母亲还在父亲百年诞辰时，牵头出版了 《卢胜百年》 《椰风涛声》 等书刊。
　　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70周年，她均获得了国家颁发的纪念章。这是党和人民对她历史功绩的肯定。看着纪念章，母亲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回顾母亲的一生，她以一介少女书生从军，巾帼不让须眉，战争生涯里多次遇险，临危不惧；和平建设时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虽曾受不公正对待，但始终初心不改，坚守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操守和立场，展现了一位共产主义战士的风采，为我们树立了人生的榜样。
　　今年恰逢母亲的百年诞辰，谨以此文献给新四军老战士——我亲爱的妈妈姜斑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