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红楼位于北京市东城区五四大街，为北大老校舍，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重要场所。
巍巍上庠 思想发轫
北大红楼始建于1916年10月，东西对称，整体近“凹”字形，整个建筑长约110米，宽约33米，占地面积约21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0700平方米。红楼通高五层的砖木结构建筑，地上四层，半地下一层，楼内有大小不等的200多个房间。红楼二层以上外墙至屋顶，皆以红砖红瓦铺砌，故名“红楼”。
1917年1月，蔡元培先生执掌北大以后，致力于把腐败的北大改造成思想自由的新北大，采取“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方针，实施他的改革宏图。1918年，蔡元培按照自己的改革思路，把原本作为学生宿舍的新大楼改作文科教室、图书馆、研究所及其他各机关之用。
为了聘请思想新颖的文科学长，蔡元培亲自登门拜会，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同时聘请李大钊为北大图书馆馆长，不久又聘请了胡适、刘半农、周作人、马叙伦、陈桓、鲁迅等到北大任教。在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下，陈独秀的 《新青年》 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了北大。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等人还在1918年创办了 《每周评论》。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8年1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任图书馆主任。红楼一层大部分被图书馆占据，文科教务处、文科事务室及校务室也在一层。红楼一层东南角的两间为图书馆主任室。北大图书馆成了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阵地，这个阵地的核心就是图书馆主任室。当时不少教师和学生都喜欢到图书馆主任室聊天，进行思想交流。在一些碰撞和争论中，许多新的知识就得以传播，一些学生还组织创办了一份杂志，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 《新潮》。
红楼的二层是校部各办公室，即校长、各科学长、庶务主任，以及其下辖斋务、杂物、会计各课办公的地方。进入红楼上二楼，右手朝南的第一间就是当年蔡元培校长在红楼的办公室。1917年1月到1918年下半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期间，校内学术研究风气日渐浓厚，社会上对北大给予高度评价：“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整顿以来，形式上精神上大有可为。”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室与蔡元培的校长室仅隔着一个过道。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 《青年杂志》，高举“民主”、“科学”大旗，掀起新文化运动。陈独秀无疑是一个称职的文科学长，上任以后，致力于北大文科的改革，请胡适、刘半农等新派人物来北大任教；扩充文科，增设新系；允许学生自由选修各课，废除了一切课程全部必修的规定；整顿课堂纪律，制定考试制度；采购图书，广设阅览室，为学生提供学习条件，使北大文科成为最新鲜活泼、民主自由的园地。
北大红楼，是青年毛泽东新的人生道路的重要起点。1918年3月，毛泽东为了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经湖南一师时的老师、北大教授杨昌济介绍，毛泽东认识了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在图书馆做助理管理员，经常到教室旁听课程。在北大学习期间，毛泽东得以更加广泛地接触新事物、接受新思想，对于奠定毛泽东的思想基础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俄国十月革命以后，李大钊对其进行热情讴歌与宣传，同时全面研究了马克思主义。1918年11月底，李大钊在北大红楼119室写下了 《庶民的胜利》 ：“须知一个新生命的诞生，必经一番苦痛，必冒许多危险。有了母亲诞孕的劳苦痛楚，才能有儿子的生命。这新纪元的创造，也是一样的艰难。这等艰难，是进化途中所必须经过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须知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我们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
社团发端 传播马列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西方学说，要想被中国工人阶级与劳动群众理解与接受，必须有一批掌握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的教育与传播。在这方面，学生进步社团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
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以后，提倡学生建立各种组织，在课外进行高尚娱乐。他对各种社团都给予大力支持，除了亲自参加社团活动外，还设法为社团提供场所。在众多社团里，以新闻学研究会与红楼的关系最为密切。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是我国第一个新闻学研究团体，1918年10月，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兼任会长，学会聘有两名教师:一位是北京大学教授徐宝璜，讲授新闻学概论；一位是名记者邵飘萍，主讲新闻采访。研究会还邀请李大钊、高一涵等人到学会演讲。新闻研究会曾举办两期研究班，培养会员百余人，为中国革命输送了优秀人才，如中共早期的活动家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罗章龙等。这些人才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
1918年11月，深受陈独秀及 《新青年》 影响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傅斯年、英国文学门二年级学生罗家伦、哲学门二年级学生顾颉刚等人在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的一个房间里，在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钱玄同、李大钊等师长的直接指导与帮助下，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第一个学生社团——“新潮社”。会员有杨振声、徐彦之、康白情、俞平伯等。 《新潮》 创刊伊始，就旗帜鲜明地站在新文化运动的立场上，与师长们的 《新青年》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互成犄角之势，与旧势力、旧传统、旧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有力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积极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介绍、研究和宣传。在李大钊等人的推动下，北京大学成为当时中国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为更好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它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进步学生社团，由李大钊秘密组织发起，主要成员有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张国焘等人。研究会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设有一图书室，存放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员们亲切地称之为“亢慕义斋”。“亢慕义”取自“共产主义”一词的德文音译。“亢慕义斋”室内墙壁正中挂有马克思像，两侧贴有一副对联——“出研究室入监狱，南方兼有北方强”，墙的四壁贴有革命诗歌、箴语、格言等，气氛庄严而热烈。
马克思主义在早期传入中国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与各种各样西方社会思潮争辩与论战。面对众说纷纭改造社会方案与救国主张，人们犹如“隔着纱窗看晓雾”，一时还分不清真假社会主义、真假马克思主义。陈独秀撰文对社会主义五种流派，即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行为社会主义进行了详细比较说明。毛泽东也曾在新民学会上对当时各种救国方案进行比较，指出：只有激烈方法共产主义“是可以预计效果，故最宜采用”。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在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上，组织了“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辩论会。经过批判与鉴别、辩论与剖析，许多青年学生摒弃了过去曾经信奉过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五四”前后学生社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与启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伟大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为了进一步扩大马克思主义宣传，毛泽东、周恩来等马克思主义者，在长沙、天津等地建立了进步社团，吸引与组织进步青年，共同学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新道路。
南陈北李 相约建党
在北大红楼，以 《新青年》 杂志为平台，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在与各种社会思潮的斗争中，逐步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确立了革命的初心，成就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李大钊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思想的第一人。1920年3月，为了推进建党工作，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成立了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团结了一大批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时，李大钊也与共产国际取得了联系。同年4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专程前来中国，与李大钊见面商议在中国建党之事宜，当时参与会面的还有罗章龙、张国焘、李梅羹、刘仁静等。李大钊在介绍维经斯基一行去上海后（当时牵线人是杨明斋），与陈独秀通信相商，一致认为需要加快建党的进程，并同时在北方和南方从事建党的筹备工作。正在上海的陈独秀来信讨论政党的名称问题，李大钊毫不犹豫地回答：“就叫共产党！”
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和北京的研究会同湖北、湖南、浙江、山东、广东、天津等地及海外的先进分子逐步建立联系，开始酝酿建党事宜。
1920年6月，在上海原环龙路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商议成立新型俄国式的政党，曾考虑叫社会共产党。到8月，上海的党组织正式成立，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陈独秀担任书记，并决定由他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8月底，陈独秀将上海的建党情况告诉李大钊，希望“从速在北方发动，先组北方小组，再向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发展”。李大钊复信说：“上海所拟议的要点都是切实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着发动起来。”
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里，由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发起成立“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担任书记。后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张太雷先后加入，成员大多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
从1920年8月到1921年春，中国国内先后有6个城市建立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旅日、旅法的华人中，也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各地组织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活动。星火初燃，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提上了日程。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取道欧洲来到上海，与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另一位共产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会合。他们与主持上海党组织工作的李达、李汉俊取得联系，交换了情况和意见。李达和李汉俊同当时在广州的陈独秀、在北京的李大钊通过书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即，他们写信通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和旅日的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正式开幕。出席会议的人员共有13人: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受陈独秀指派的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参会。
回望红楼 初心依旧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由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影响和当时形势的推动，一批革命知识分子经过各自的探索，逐步划清了无产阶级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成长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在此过程中，北大红楼作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既是全国进步青年心向往之的地方，更是许多人理想信仰和革命初心确立的地方。
由于在中国较早传播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加之在五四运动中所起的卓越引领作用，李大钊、陈独秀在北京的知识界特别是在青年中有着很高的威望。在与青年的广泛接触中，李大钊、陈独秀积极引导他们中的先进分子走上了马克思主义所指引的革命道路。到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个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中有：毛泽东、邓中夏、张国焘、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罗章龙、陈潭秋、董必武、王尽美、邓恩铭、俞秀松、张太雷、包惠僧、何叔衡、施存统、张闻天、恽代英等；有留日的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有旅欧的蔡和森、李维汉、周恩来、向警予、李立三、赵世炎、陈公培、聂荣臻、王若飞、李富春、刘清扬、陈延年、蔡畅、陈毅、邓小平等；有留俄的瞿秋白、任弼时、萧劲光、刘少奇等。
正是这批早期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成为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在建党过程中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使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使思想理论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为建党做了思想上、组织上、干部上的准备。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酝酿地、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地，北大红楼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回顾梳理北大红楼的历史及其贡献，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更有助于将蕴含其中的建党精神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