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通波澜壮阔的反“清乡”斗争中，不仅有威武雄壮的军事斗争，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还有错综复杂的经济斗争。它是反“清乡”斗争中不可或缺的一条战线，与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相辅相成。日伪在“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的同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疯狂地进行“经济清乡”，试图通过掠夺南通的资源和南通人民辛勤劳作的果实，来达到其“以战养战”的目的。对此，苏中区和苏中四分区党委领导广大军民，釆取了一系列针锋相对的措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打破封锁，增强生产自给能力
1943年4月下旬开始，日伪沿“清乡”区边沿构筑起全长近300华里的竹篱笆封锁线，沿竹篱笆修建碉堡、瞭望哨，设置大检问所46个、小检问所100多个。出入竹篱笆，行人需有“良民证”，物资需有“出入证”。这条绵长的竹篱笆使新四军的活动受到限制，也给周边的老百姓带来深重的灾难。
为打破封锁，沿线抗日军民响应地委“不让敌人打篱笆”的号召，组织多次破拆，并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破击战。7月1日夜，三、四分区4万多群众和民兵一起出动，在主力部队、地方武装的掩护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大破击。他们在200多里长的封锁线上，锯倒电杆，收缴电线，挖毁公路，焚烧篱笆，到处火光烛天，日伪经营了3个月的竹篱笆被毁殆尽。
竹篱笆封锁线的焚毁，破除了农民耕种收获的障碍，增强了农民增产粮食保障抗日供给的能力。四分区把农业放在优先地位，扶持农民发展生产。政府专门发放了农贷，帮助农民解决资金缺乏的困难。如皋（东）县栟丰区张酵、南楼、古棍三乡不仅开垦了大片荒田，还发动群众开挖了一条深8尺、长7里的大河，使沿岸2万亩荒地变成了粮田，并为沿海群众运盐运鱼提供了方便。
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同时，鼓励发展工业、手工业、运输业、商业。1944年秋末，东南财政局成立了东南收布办事处，组织农民纺纱织布，既帮助农民解决了经济困难，又保障了部队的被服供应。四分区发动群众，成立各种合作社，自力更生，克服困难，保障军民供给。分区和如皋（东）县团在苴镇地区创办的被服厂、毛巾厂、肥皂厂、枪弹厂、修枪所等，解决了四分区部队和县、区武装的大部分物资供应。各地还根据经济斗争的需要，兴设集市，满足群众日常生活需要。1944年6月，东南行署富余区分别在富安镇的香台庙、新河镇的王家仓、土地堂的陆家宅，开设了有民兵保卫的敌后流动市场，每个市场设摊20～40多个，供应群众日常生活用品。
抵制日伪征收，确保我方粮赋收入
“清乡”期间，日伪为了强化对占领区和边缘区的经济控制，加大了税赋征收力度。南通抗日根据地的人民采用“拖”与“反”的方法，抵制日伪征收税赋。边缘区以“拖”为主，组织了“拖捐会”、“反捐会”、“兄弟会”、“齐心会”等多种抗捐税组织进行隐蔽斗争，或利用“两面派”保长与日伪展开合法斗争，或以各种借口与敌人周旋，进行“软拖”，最终少缴或不缴。五新乡在控制伪乡保长的情况下，4次罢缴伪捐。中心区以“反”为主，采用组织群众游行示威，伏击、阻击日伪军等方式抗敌征收田赋。1943年4月至9月，启西、海中、海乐等区3万人次举行5次反伪捐示威，使日伪不敢到农村征税。
在1943年4月至1944年10月
反日伪“清乡”的各个阶段，特别是日伪“延期清乡”和“高度清乡”期间，四分区被分割封锁，根据地缩小，根据地和游击区的总人口下降，部队减员。但财税人员始终坚守岗位，坚持按时开征粮赋，并切实做好公粮保管，保证了军需政用的供给。南通县1943年完成夏季公粮征收面积93万亩，实征公粮511万斤，占应征任务的97%。如皋（东）县1944年公粮征收超额完成任务。在整个反“清乡”斗争期间，各县每年都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夏、秋两季的公粮征收任务。为获取更多的资金保障，我方财税人员在坚持做好根据地和游击区税收工作的同时，还开辟敌占区税收，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四分区的财政经济工作，有效地支持了四分区广大军民的反“清乡”斗争，还为支持整个苏中根据地的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加强重要物资统制，深入敌占区开展贸易
粮食、棉花和食盐通称“三白”，是生活的必需品，也是根据地对敌斗争的重要战略物资。根据地政府禁止棉粮等物资流入敌伪地区，使得粮棉盐肉不能进城，造成日伪恐慌。但粮食又是根据地的出口产品，不允许出口，根据地多余的粮食无销路，就会出现谷贱伤农的问题。对此，根据地政府对粮食贸易进行统控，在严禁将根据地的大米、元麦、玉米、黄豆外运资敌的同时，由公营公司、合作社和有组织的商人团体及运销小组组织出口。食盐方面，执行销盐税票制度。盐民销盐必须向督煎员（又称查验员）报告，由督煎员实地检查、过秤，然后开票放行，如不报告而自行销售，一经发现即当私盐论处。当时征收盐税的验票，由两淮盐务局统一印发，盐商凭此税票可在根据地内销售畅通无阻，无票者，作私盐处罚。棉花方面，为减少敌方掠夺，苏中四分区号召农民将可种植粮食的棉田改种粮食。政府还适当提高纱、布价格，鼓励农民将所产棉花自纺自织。
为了解决军民急需的物资匮乏问题，南通根据地想方设法，深入敌占区组织货源，打开封锁渠道。抗日民主政府动员根据地一些有胆量的商人和小商贩进敌占区做生意，带土产品出去，买民用工业品回来。同时，创造条件，让敌占区的一些商人偷越封锁线，来根据地做生意。如皋（东）苴镇是新四军一师三旅和苏中四分区驻地，随着部队、机关、工厂、医院等的扩大和增加，对副食品和生活用品的需要量越来越多，镇上原有的工商户已无法满足供应，唯一的办法是到敌占区去采运。当时苴镇每天都有几条船，夜间从马塘东锁碑桥处偷越封锁线去石港，装运酱油、酱制品和其他日用品回来供应。南通县金沙、正场、金余等地的商贩也于夜间冒险从掘港东的大港桥附近偷越封锁线，源源不断地把布匹、日用品运来苴镇销售，再带走苴镇的土特产和海产品。
民主政府在敌占区秘密开设贸易企业，采办根据地急需的军需民用物品。苏中四专署财经处派商人在日伪重要据点南通县金沙镇开设棉花行，借以卖出当地生产的棉花等，购进根据地所需的物资。
依托海防部队，开辟海上贸易交通线
苏中军区暨四分区依托苏中军区海防部队，开辟了一条海上运输专线。海防纵队的重要任务之一是打破敌人封锁，运输军需民用物资，保障我军及根据地物资供应。海防纵队控制了沿海重要港口和滨海地区，从盐城的斗龙港，经东台的弶港、如皋的环港，到南通的吕四港，构成了相对安全的滨海基点，建立了一条南到长江口、北到连云港的海上运输线。
海上贸易交通线主要分两条，一条是南下去上海、浙东根据地的贸易线，另外一条是北上去山东根据地、胶东的贸易线，其中去上海的贸易线路是主要交通线。新四军一师采办科长张渭清在陆洲舫和启东郁家镇联络站负责人朱廷宰配合下，秘密到上海采办军工设备、器材、原料并延聘技术人才。陆洲舫和朱廷宰在吴淞、浦东、崇明、上海市区有众多的青帮兄弟和门徒，伪吴淞海防大队大队长吴老九就是青帮成员。张渭清和他从生意经谈到国家、民族的前途，经过深入争取，使驻守吴淞口的伪军听命于新四军。其时，张渭清等在上海吴淞镇开设宝丰渔行，利用渔行的合法地位，掩护根据地的采购和运输工作，为海船出关作店保，暗中采购各种军需物资，如枪支、弹药、西药、无缝钢管、电讯器材、车床、印刷机等，甚至连敌人控制最严的汽油也买来了。这些从上海采购到的物资，都是由海防纵队通过吴淞口，经海上先送到启东，再转送到弶港交苏中军区。电影《51号兵站》就是这段经历的写照。
稳定币值、巩固阵地，打赢对敌货币斗争
对敌货币斗争，是苏中抗日根据地军民运用“抗币”（江淮币）巩固发展抗日经济，并开展与日伪顽运用货币实行经济掠夺的一场斗争，主要体现在比值和阵地两个方面。这一斗争从“抗币”发行之际就已开始，在反“清乡”斗争中更为激烈。因“抗币”开始发行数量少，未能形成牢固基础，在反“清乡”斗争准备和日伪第一期“清乡”期间，我方的斗争策略是联合友币（法币，江淮币1元作法币5元），一起抵制敌伪币。1943年11月取得反“清乡”第一期斗争决定性胜利后，江淮币阵地得到恢复和扩展，逐渐成为根据地流通的本位币。但由于敌伪的排斥，使沦陷区的法币冲回根据地，造成游资过剩，物价飞涨。如通如一带，猪肉卖到1斤8元，日光肥皂卖到1条9元，而盐阜区猪肉仅每斤3元左右，日光肥皂每条仅3.5元。为了稳定四分区的经济形势，我方对法币采取了限制、排斥使用的办法。一是提高“抗币”对法币的比值，从1：5调高到1：12。二是限定可以在根据地流通的六种法币。三是征收税款只收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发行的法币。四是禁止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钞票在根据地流通，禁止中国银行万寿山图案的五元券在根据地流通。五是对陈旧破损的钞票限制使用。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后，流入根据地的法币日益减少，在根据地流通使用的法币又被大量推向沦陷区，换回所需物资。法币逐渐退出四分区的流通领域，至1944年初，在四分区根据地市场上已不多见。
针对日伪极力把中储券推行到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掠夺物资和财富的图谋，我方严禁中储券在根据地市场流通和使用，与其不建立关系，也无比价。对投机商人为争购物资带进根据地的大量中储券予以没收。我方将收兑和没收的中储券拿到敌占区，采购军用物资和军需民用物品，或换取黄金，进行保值。此外，为抵制伪币向根据地的流入，我方严密管理出口物资，实行“以物易物”，使敌方不能任意收买根据地的物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粉碎了日伪的经济封锁和“经济清乡”阴谋，为南通反“清乡”斗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