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榴似火思故人

粟裕将军身经百战，名闻遐迩，是位杰出的军事家。我曾经在粟裕将军麾下，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年近九旬之际，追忆跟随老首长的难忘岁月，希冀能让后辈不忘新中国的来之不易，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一

1941年初，我刚从苏中抗日军政学校毕业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皖南事变就发生了。新四军经过整编后，军服务团调整归属1师政治部。我们从盐城南下到东台，在苏中军分区成立大会上，粟裕师长作了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我第一次在台下远远地见到他。他是一位风度儒雅的首长，个子不高，说话慢条斯理，但内敛着足智多谋的魅力。

同年春，日寇开始了对苏中的“扫荡”，我军撤出了东台，驻泰州的国民党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投降了日寇。我们在粟裕师长指挥下，从海安、曲塘、姜堰，沿着运河一直向西挺进。服务团在随部队西进的行军途中，一路唱歌、刷写标语，鼓舞士气、宣传抗战。我军讨伐李长江部攻克泰州后，日寇又从扬州反扑过来。我军主动撤出泰州，转战到如皋地区。

苏北的春天，阴雨绵绵，地面泥泞。行军途中，司令部在我们政治部前面，偶尔也会见到粟裕师长。他有时骑马，有时和我们一样步行。我还记得有一次开会，粟裕师长作报告，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下，讲话仍是镇定自若，从容分析形势，指出我军应对的策略。那时没有录音，讲桌旁坐着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在速记，她就是粟裕师长的夫人楚青同志。那时她大概十八九岁，身材小巧，扬州人，十分腼腆、文静。

1944年1月，我在1师3旅7团办《战斗报》。车桥战役是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的重大战役，7团负责主攻，我们报纸编辑都随部队一起攻入车桥镇。车桥是淮安的一个小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车桥战役的胜利，打通了苏中、苏北、皖北的通道。车桥战役就是粟裕师长亲自指挥的。

年底，我仍在7团。当时我们已转战到洪泽湖边的盱眙，之后从这里南下，渡过长江，经镇江到达湖州长兴的白岘。那时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我们跟随粟裕司令员到这里，是奉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建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部队大约1万多人，有9个主力团。我所在部队编为第3纵队，司令员陶勇。我调到政治部宣传科后，政治部主任韩念龙说要恢复原3旅的《先进报》，由我和卞庸中负责。我就到军区去找粟裕司令，请他题写报头。那时我们住在孝丰，军区驻地还在南边，靠近安吉。当时，正是国民党顽固派顾祝同向我军大举进攻的时期。粟裕司令员的住处在一个山村里，四面高山，竹林茂密，山泉从屋前流过。一进屋，就见房墙上挂着大幅的军用地图。问明来意后，粟裕司令员就给我写了报头。可惜因战事紧张，虽有了报头，报纸也没办成。

到了第二年8月，听到新华社电告，日本无条件投降了。这时，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命令，要我们向南京、上海进军，并任命粟裕为南京市长，刘长胜为上海市长。我们先从张渚到宜兴的蜀山镇，我在镇上一个旅店的墙上画了大幅的抗战壁画，这画后来在许多画册上刊出过。蜀山之后到和桥，继而向宜兴城挺进。宜兴城里约有3000日军，奉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命令，不向新四军投降。我们攻城三日，日军才被迫缴械投降。

我们在宜兴驻扎了约一个星期，就继续向南京挺进。大家一面行军，一面谈论着到南京后做什么。宣传干事游龙（解放后曾任福建电影制片厂导演）说他想当电影院院长，我那时是文艺干事，还没有到过大城市，不知做什么好。哪知时局瞬息万变，美军运输机把大批国民党军队抢运去接收，比我们走路当然要快。这时，又传来新华社电告，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签订了“双十协定”。于是，我军撤离苏南，又随粟司令员从常州方向渡江北上，到达泰兴。

二

我们到苏中后，粟裕仍任苏中军区司令员，下辖第1、第4、第6纵队主力及地方武装，我所在的4纵驻扎如皋。那时苏中的大中城市除南通、扬州外，都在我军手中。

1945年10月25日，华中军区在淮阴成立，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现在有资料谈到，当时毛主席曾要粟裕当司令员，可粟裕说张鼎丞比他资格老，还是张合适。记得在苏中抗战时，我们战地服务团的作曲家梁平波写过一首歌，叫做《粟司令带我们打仗，仗仗胜》。我们到苏浙军区时还在普遍传唱这首歌，可粟司令知道了，就要求不要唱歌颂他的歌，他说“我不过是执行毛主席的战略战术罢了”。他就是这样一位谦虚的人。

到了1946年6月，蒋介石彻底撕破脸皮，开始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我在4纵政治部曾随206团参加了由粟裕亲自指挥的苏中战役第一仗宣家堡战斗。虽然此战只歼敌49军一个主力团，可那时蒋军士气旺盛，装备精良，所以仗打得十分惨烈。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粟裕指挥我军与蒋军打了七仗，取得七战七捷的战绩。我当时在206团任宣传股长，只记得在那三个月里，每天不是打仗就是行军。

1946年底，我们在粟裕指挥下转战到山东，又接连取得枣庄、鲁南、莱芜、孟良崮等战役战斗的胜利。1948年，我们第1、第4纵队转战豫东，与刘邓部队会师，又打了不少胜仗。后来的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也都是粟裕指挥的。

最近读到已故版画家杨可扬的女儿送我的杨可扬先生传记，书中载有杨可扬先生一生的路线图。这引起我的兴趣，我也画了一张跟随粟裕司令员征战的路线图。这张图也是我新四军1师的转战图，从抗日战争开始到解放上海结束，10年间转战浙、苏、鲁、豫、皖、沪。我寄给南京军区的抗美援朝老同志李志坚，他是管作战的参谋出身，请他算一下走了多少路？他回信说是走了十万八千里，只有多，不会少。这又是一次长征，可这“长征”是粟裕司令员带领我们一直打胜仗的呀！可后来我遇到过粟裕首长多次，又读过他的一些文章，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说自己有多少功劳，有多么高超的水平，他真是一个伟大而又低调的人！

三

1957年底，我转业到上海，找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老同志赖少其。我因从军就做美术工作，遂被派到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任副总编。

大约在1963年的一天，出版局副局长汪晓云、办公室主任游云（都是新四军的转业干部）打来电话，说是粟裕同志要来我社参观，因为我是他的老部下，指定由我接待。早晨9点多，粟裕同志现身在我们社的会议室。他身着一套蓝色中山装，没戴帽子，一头黑发，举止文静，虽已没当年风尘仆仆的味道，但仍让我回想起他骑在马上与我们一起在苏中行军的勃勃英姿。

他询问起我在1师服务团的情况，我回答说：“战争年代遇到您的机会不多，战争太紧张了。”他说：“是我联系群众不够，官僚主义啊！”接着，社里的女秘书浦增华又拿了不少画册给他看，他一页页认真翻阅。临走时，社里送了他3本书，有《上海博物馆藏画》，赵宏本、钱笑呆绘《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和贺友直绘《山乡巨变》连环画，这些在当时是我们社里的代表作。过了没几天，他派上次陪同的警卫员，把《上海博物馆藏画》还给了我们，还附了一封信。这封信我至今还精心保存着。我揣摩，上海博物馆的画册定价是240元，当时是很贵的，基本是出口外销。而连环画大约0.60元1本。可能出自这个原因，粟裕同志才会有退书之举。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被重新任命为上海书画出版社副社长。原高教局局长姚力是粟裕同志的老部下，和我曾同属4纵69师206团。1980年5月，他告诉我粟司令在上海休养，让我和他一起去看望。

粟裕当时住在岳阳路145号一幢民国时建造的别墅里。见了面，粟裕说：“我还是在‘文革’前见到你的，‘文革’中你们受到不少冲击吧？”我说了下后，姚力说了在黑龙江农场的情况。当时我们还不大清楚粟裕同志在1958年受批判的情况，看到他严肃、慈祥的面容中仍存不少忧郁的神情。这时，楚青同志才略微透露了一点细节，只记得她说：“粟裕在当总参谋长时，连要一部吉普车也得国防部批准，随彭总到苏联访问，只问了一下总参谋部与国防部的关系，就被说成是里通外国。”

1983年，听说粟裕同志身体很不好，住进了301医院。我到北京出差，与楚青同志联系，想看看他。她说粟总正好在家，你来吧。我就请了老战友管谦（时任总参机要局局长）陪我一同去。粟裕同志看起来还可以，只是面容苍老了些。他坐在院内长廊口的一把椅子上，与我们谈了一些生活起居的琐事，并说起上次沙孟海的字中个别草字还认不清，后来问过军科院战史部的陆奚源才搞清，写的是司空图的诗。楚青说粟裕一生，一心在作战上，没时间研究书法、艺术，也不下棋、喝酒、打牌，唯一的休息是看地图。

那次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粟司令员，后悔没有跟他拍张合影留念。临走时，楚青从院内的石榴树上摘下几个石榴给我们，说这是粟司令自己种的。我至今仍珍藏着这已干枯了的石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