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在国民党上饶集中营里被囚禁的人员中，有七位与众“囚犯”有所不同的特殊“囚犯”，难友们爱称他们为“七君子”。他们是：著名的革命文艺理论家、原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冯雪峰，大革命时期加入共产党、又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参议员、抗战爆发后在浙江余姚一带积极组织抗日活动的郭静唐，经济学家、1940年代表上海各界人民去皖南新四军慰问团团长吴大琨，当年为读者欢迎的著名的《民族日报》社社长王闻识，“国际新闻社”金华办事处主任计惜英，诗人叶苓（叶亦辛）和杨良瓒。
“七君子”并不是皖南事变中被俘的新四军指战员，而是当时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在群众中有声望和影响的爱国进步人士和文化人，或是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例如冯雪峰，他当时因病在浙江义乌一边休养一边写作，改用在家的原名冯福春。敌人只知道他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是研究历史的，会写诗，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集中营的难友中，除极少数同志外，其他同志也不知其详。
国民党蒋介石、顾祝同当年确实用心良苦，为掩饰其法西斯的丑恶嘴脸，想装模作样表示善待文人，在宪兵的看管下，“七君子”在上饶集中营所在地周田村的周围有一定“自由”，美其名曰“文化组”，以示区别于其他囚徒。这样，可向外表示：“此处非集中营也”。但他们玩的这套把戏，却被我们被囚禁的共产党人、抗日志士们，乘机利用之。
例如，郭静唐同志利用他在浙江的声望和影响，利用他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有较多关系的有利条件，设法营救“七君子”其他成员出狱的事，就是很突出的一例。七人中除王闻识同志因长期受迫害、重病而死于狱中外，其余五人或在郭静唐参与策划下而顺利逃出，或经他多方活动而获得保释出狱。尤其他掩护、营救冯雪峰同志出狱的情节，十分感人。
在“七君子”中，冯雪峰革命资历最老，在全党全国都有重要的影响。他早年在杭州与朱自清、叶圣陶、柔石等组织过青年文学团体“晨光社”，后又办过“湖畔诗社”。24岁（1927年）加人共产党，在文化界先后任过党团书记，中共中央文委书记。后进入中央苏区，任过中华苏维埃政府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参加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他与瞿秋白同志友谊甚深，秋白当时决定留下，未能参加长征，两人分别时，秋白送他一件灰色哔叽长袍以作纪念，他极为珍惜，一直留在身边，长征时也没有丢失，被捕后也把这件长袍带进了集中营。长征到延安后，在1935年底，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分别找他谈话布置任务，派他回上海与各界救亡运动的领导人联系，传达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同时嘱他找鲁迅，把党中央的瓦窑堡会议精神告知鲁迅。周恩来还要他了解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要他在上海设法建立一部秘密电台，以便及时向中央报告情况。他到上海后，与各界救国会的领导取得了联系，与失掉联络的各自作战的上海党组织的部分同志接上了关系，这对后来恢复上海地下党的统一领导起了重要作用。他到鲁迅家里，与鲁迅彻夜长谈，并在鲁迅家里会见了史沫特莱，与她整整谈了两个下午。鲁迅和史沫特莱最有兴趣的是听他谈红军长征。
郭静唐与冯雪峰是老相识，冯雪峰在集中营里的这条命，可以说是郭静唐救下来的。郭静唐是在1924年国共合作后加入国民党，同时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他筹办过《余姚评论》旬刊，又与楼适夷一起创办过《余姚青年》半月刊，宣传马克思主义。1925年他曾到上海杨贤江同志那里。杨贤江那时既是中共上海和浙江区委的候补委员，又是国民党上海市特别党部（秘密党部）的执委。杨就把郭安排到国民党的市党部做秘密工作，负责对外联络，在法租界可以进行半公开活动。后由杨贤江介绍郭参加共产党，但又考虑他以国民党身份进行对外联络，更方便、更安全，由此，他就一直以国民党的左派身份，以抗日爱国的进步人士面目出现。1927年“4.12”反革命政变以后，他遭“通缉”，被迫出走隐蔽。之后，他又到上海，与杨贤江、沈雁冰、夏衍等住在一起，以写文章为生。后经陈望道介绍进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同时他又与人合作办了一家“天马书店”，出版进步书籍，参加左翼文化活动。这期间，他联系上了冯雪峰，他们是1922年在杭州浙江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学。郭曾通过冯雪峰向鲁迅要《鲁迅自选集》在天马书店出版。所以他俩在1936—1937年在上海时常有接触。“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以后，郭毅然携家回余姚参加救亡活动。他在余姚的工作和他建立的抗日武装受到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有一定进步表现的黄绍竑的重视和赞赏。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余姚县党部内的反动分子对他却十分痛恨，1939年第一次反共高潮掀起，他成了浙东国民党反动派集中打击的对象。蒋介石为了剥夺黄绍竑的兵权，要改编余姚的自卫武装，就向郭开刀。于是在1940年将他扣押，并拟在押解去茅家岭途中秘密杀害他，后在余姚县县长林泽的保护下，未能得逞。1942年2月，他却在茅家岭的监狱里，“迎接”来了老同学冯雪峰。冯雪峰身体原本虚弱，进监狱不久染上了回归热，连续高烧，在牢房木板上躺着起不来。那时特训班刚建立，囚禁在茅家岭监狱里的人极大部分均被押送到了周田村。冯雪峰正发着高烧起不了床，那个“王八”管理员怕他死在监狱里麻烦，就弄来一块木板，叫两个土兵硬把他抬到“特训班”去报到“学习”。那时，冯雪峰已是奄奄一息。“特训班”的队长王寿山一看，心想“死在这里哪行”，急忙转送到医务室去。这个回归热病由特训班蔓廷到了整个集中营，且发展很快，死了不少人，张太雷烈士的儿子张一阳也患上回归热惨死在那里。集中营医务室的医生说患的只是恶性疟疾，他们不知道有回归热这种病。后来死人实在多了，我们被囚人员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由我们新四军里被囚医生去为我们同志看病，这才引起集中营特务头头们的重视，被迫同意我们新四军的王聿先和陈延圣两位医生给病人看病。经他们诊断确实是回归热传染，主要是由虱子、蚊子传播，病初起时类似疟疾，而后高烧不退致死。必须用“606”治疗。病因确诊了，但无治疗针药，说是没有这一笔医药费。
郭静唐知道冯雪峰被送进了医务室，患的病被确诊为回归热，又听说医务室没有针药，这不是要大家等死吗？他急了，想方设法去筹钱买药。特务头头也知道他可以弄到钱，且无其它政治目的，就同意了。他一次就买来了十几盒“606”，冯雪峰和其他部分难友因此而得救。尔后，囚禁在集中营一队的陈延圣医生（是红十字会会员），以红十字会医生名义，向敌特提出抗议：“这里关押的都是新四军抗日战士，有病不给药治疗，是违反国际人道的。“在大家抗议斗争下，敌特被迫派几个宪兵押送陈医生去当地红十字会交涉，才带回了部分针药，又挽救了部分同志的生命。
郭静唐后来又是怎样营救冯雪峰出狱的呢？1942年5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金华，沿浙赣线的衢州、江山相继沦陷，上饶危在旦夕。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乱作一团，争向闽北山区撤逃，集中营也向福建转移，于6月初匆促离开周田。在撤逃途中，机关、部队、后勤、太太、难民，汽车、手推车、轿子，都拥挤在一条沙土的公路上，昼夜不停。加上敌机扫射，又遇大雨倾盆，有病卧于路旁者，有死伤于田野者，其慌乱凄惨情景，难以言状。
集中营第一步先撤到铅山石塘，因匆忙撤逃，故在石塘“休整”八天。郭静唐夫人在上饶已打听到集中营的队伍必经石塘，就搭乘友人机关的车子也撤逃到石塘等郭。她寻找到郭后说，经她多方奔走，已由她的老同学汤恩伯夫人的帮助（据说郭夫人家与汤家还有点亲戚关系），由汤直接打电报给三战区的特务最高负责人为郭保释。她与郭的一位老朋友拿了那个负责人批准的公文、信件，直接找到分团部张超副主任（从1942年4月后原集中营的“军官训练大队”与“特训班”均改称为“战时青年训导团东南分团”，由卢碧湖任分团主任，张超为副主任），再由张超批准后获释。这是集中营建立以来第一个获得释放的人。
郭静唐获释以后，有人看见他换上一件夏布大褂与他夫人及他的十岁女儿挤在难民中间，也随着集中营迁遣的队伍一起向着闽北崇安的路上走。冯雪峰说：“途中他故意停留在路边，对我讲了一句话，叫我放心，不把我弄出去治病他决不离开福建。”
郭静唐为了要把冯雪峰救出来，他在建阳住了下来。那时《前线日报》社也已迁到建阳。在这期间他寄养在浙南的一个爱子来信病重，他也未去那里照顾处理，一心为营救同志而奔走。他通过宦乡向张超打电话写信，说冯雪峰因病重需保外治疗。张超对宦乡多少还得买点账，宦乡是顾祝同的国际问题顾问，是可以常常见到顾祝同的。再加当时张超日子也不好过，原有近千把人的“大队”（“分团”），经暴动的暴动，杀掉的杀掉，逃跑的逃跑，病死的病死，到建阳徐市已不足300人。且徐市鼠疫猖獗，病者甚众，逃跑的也不少，虽仍不断有搜捕来的“政治嫌疑分子”关入集中营，但问题愈来愈多，且中小特工人员之间也出现许多问题，有强奸女犯的，有与被囚人员一起逃跑的，宪兵与特工之间也是纠纷不断。这都使张超焦头烂额。因此，对宦乡的信他也不能不尊重。郭静唐持宦乡的信，直接去找张超，说由宦、郭两人签名担保冯雪峰出去治病，以三个月为限，到期不回唯保人是问。经张超批准，写了通行证，郭就把冯带出来了，住在《前线日报》馆一段时间，以恢复体力。当然三个月后是不会回去了。据说三个月后张超还曾向宦乡要过人。冯雪峰身体稍好后，就去了桂林。郭静唐就来到浙南，但他的爱子却病重去世十天矣！痛哉！他为救同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郭静唐在为营救冯雪峰出狱而奔走的时候，也为营救“七君子”的其他成员忙碌不息，为篇幅所限，这里只能从略了。
2003年是郭静唐、冯雪峰两同志百年诞辰，我写了在上饶集中营“七君子”中郭静唐营救冯雪峰的感人事迹，除深深地缅怀他的不屈斗争外，还想从他的身上使后人看到当时的中国人民和共产党人艰苦卓绝的斗争，既要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又要应对国内统治者对人民对共产党人的残酷迫害，迫使我们不能不进行各种各样的斗争以争取抗战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