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血男儿黄显声（三）

　　
　　
　　
　　张学良将东北军的骑兵部队集中起来成立了一个骑兵军，准备委任黄显声为军长，向蒋介石请示时，蒋说：“汉卿，这个黄显声，我听何应钦说过，乃桀骜不驯之徒，你这样用人不当，要吃苦头的。”张学良坚持说：“黄显声是一个难得的将才，如果不用他，还能用谁呢？如果委座实在不同意他当军长，这骑兵军的副军长兼参谋长是非他莫属的。”蒋介石无法再找到托词，才勉强同意。
　　黄显声赴任前，看到红军在北上抗日途中发表的《八一宣言》，他认真地读了这个宣言，向张学良明确表示自己的观点说：“那个八一宣言，我看过了。共产党的主张是对的，只有枪口对外，才能将东北收回。我们对共产党只能联合，不能敌对。”张学良沉思着说：“蒋介石不起来抗日，总是行不通的。你现在的行动也要注意，不少人都知道你是主张联共的。”黄显声一听，气不打一处来，他冲动地说：“联共有什么不可以？孙中山可以联共，冯玉祥可以联共，为什么我们不可以联共？”张学良对黄显声的联共主张并不排斥，但当时，他还没有一个成熟的方案，便笑着说：“你火气这么大，连我都以为你是一个共产党了！”管他什么党，只要是抗日的党，我便赞成，拥护。“黄显声回答说。张学良听后理解地望着黄显声笑了笑。”
　　黄显声一赴任，国民党特务头目康泽立即派了一个20人的别动队，来到黄显声带领的骑兵军军部所在地西峰镇。他们的任务是调查骑兵三团等几个团的“赤化”情况。这天，三团学兵队一名号兵见南门外有一人探头探脑地向兵营窥视，便吆喝：“干什么的？举起手来。”那人一边拔出枪来，一边拔脚想溜。号兵见他有枪，便举枪将他打死了。原来这个家伙是别动队队长，前来搞特务活动、收集情报的。这一来，可捅了马蜂窝了。别动队的其余人员一窝蜂地跑到黄显声的军部“报案”，气势汹汹地要求追查什么凶手。面对着这一伙别动队的人，黄显声敷行了事地查询了一番后回答他们说：“人不是我们打死的，此事与我们无关。“那些人乱哄哄地说：“怎么无关？事情出在你们军里，你们怎能不查？”黄显声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军部不承担破案义务。"这伙人还要争辩。黄显声冷冷地说了一句“我们可以买棺材！”便转身入内。这伙别动队无可奈何，又害怕再出事，十九个人跟着棺材灰溜溜地退出了西峰镇。黄显声对蒋介石的“剿共”命令，尽量回避，并以种种借口拒不执行，也从未与红军有过任何敌对行动。但他知道，这不是长久之计。要他违心地参与“剿共”战事，还不如一走了之。他向张学良推荐了刘澜波到总部政治处任科长，并对刘澜波说：“成天嚷嚷‘剿共’，‘剿共’，我不想再和他们兜圈子。”以后，你去总部工作，我有一事委托：“你要将共产党的政策向张学良作诚恳的解释。”从此，他干脆离开了骑兵军军都，留居平津。
　　黄显声在北平与各方面的爱国人士接触，受到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蒋介石曾派人传话给黄显声，一是想邀他到庐山受训晋级，二是要以巨款相赠，均受到他的严词拒绝。1936年五六月间，为了积极建设东北军，培养抗日骨干，张学良在西安以南的王曲镇举办军官训练团，抽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营以上青年军官受训。同年10月26日，蒋介石亲自到训练团来训话。在全体师生员工面前，蒋介石继续强调“攘外必先安内"，说什么：“大家的头脑要清醒，一切抗日的言论都是狂言疯语，抗日必先剿共，不剿共即不抗日，共产党就是最大的汉奸！”黄显声听了牙齿咬得紧紧的，心中斩钉截铁地说：“他放的这毒，一定得除掉！”散会后，黄显声便找到张学良的亲信卫队营长孙铭久，说：“这不是将大家的思想搞乱了吗？一定得找人来驳斥他，讲明抗日是正确的。”孙铭久问：“请示过少帅没有？”没有，不需要他知道。有什么事我承担。“黄显声果敢地回答。他俩商量后，决定请一个敢讲话的名叫苗剑秋的人第二天到训练团发言。苗剑秋的话与蒋介石针锋相对，直接反对当时的独裁统治。这必然会遭杀身之祸，当时听者和演说者都能意识到这一点，幕后策划者黄显声更清楚这一点。蒋介石指派的“西北剿总”参谋长、特务头子晏道刚，很快掌握了以上情况。晏道刚说：“这还了得！”立即亲自出马，要求张学良把苗剑秋和支持他的孙铭久交出来。张学良觉得此事很棘手，为了缓和一下紧张的形势，便表示了要枪毙苗剑秋，惩办孙铭久。
　　黄显声得到消息后，立刻到张学良处，对他说：“少帅，我知道你一向不喜欢苗剑秋过激的语言，但他谈的是要求抗日，有什么罪？至于孙铭久，也是害怕那天的训话给同学们带来太多的不良影响，而请人谈不同观点，促使同学们思考国家的前途。这也是对学校负责的精神。"并进一步对张学良说：“少帅，不要自己毁灭自己，现在杀抗日分子就等于在毁灭自己。”张学良看了看他，疑惑地说：“有这样严重吗？”黄显声挺身而出：“是的，支持他们，胆敢让他们上台去讲的，不是别人，正是我。是我让他们给我去出这个气的。如果一定要枪毙苗、惩办孙，就枪毙我黄显声吧！”张学良听了大吃一惊，无论从公从私，他决不肯将黄显声这样一员大将兼朋友交出去。黄显声如此正直胆大，又如此讲义气，使张学良很受感动。他说：“我看你是吃了豹子胆了，胆敢让人去骂当今领袖。如今怎么收场？”他暗中让苗剑秋转道出国后，这才回复晏道刚说：“苗剑秋已畏罪逃跑，等逮到再行处置。”此事便不了了之。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时，黄显声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他支持张、杨发动西安事变，对蒋介石进行兵谏。嗣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时被软禁。黄显声接到周恩来和抗日救亡总会的通知，要他到武汉营救张学良。1937年末，黄显声交卸军职，对部队和家庭作了一些简单的安排后，便只身奔赴武汉。到达武汉后，黄显声立即投入了营救张学良将军的工作。他会同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四处奔走呼号，发动一些东北军的头面人物疏通关系。他还亲自找到宋子文对他说：“张先生兵谏本是为抗日，现在抗日已经开始，再囚禁张先生不仅没有必要，还会让大家感到不能理解。”宋子文一直支吾其词，黄显声忍不住气愤起来，他说：“当初担保张先生安全的是你，你到底负不负责？你说话究竟算数不算数？”宋子文知道蒋介石一定要囚禁张学良，自己也确实无能为力，对黄显声的责问无言以对。黄显声知道与他多说无用，只得又托人去找宋美龄，提出愿意用自己与张学思两人去换张学良的自由，也受到了拒绝。
　　这段时间里，黄显声经常到中共中央驻武汉办事处汇报工作进展情况。周恩来也多次到黄显声的住处与他研究抗日、营救张学良的事情。这时，黄显声已经由周恩来介绍秘密参加了共产党。
　　从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成为一个中共特别党员。在这期间，他只要一有时间便对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深入学习。其时，他虽然已四十出头，仍然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并用生动的语言、鲜明的观点，有说服力的事实，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腐败，动员要求抗日、革命的青年到延安去。在他的影响下，许多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参加了革命的队伍。1937年9月，有一批从香港运来的物资，急需运往延安，几经周折，却未找到稳妥的办法。黄显声自告奋勇，立即安排了可靠的关系，派人将这批物资安全送达。他还将自己在五十三军时保存的一批武器和熊飞处保存的一批武器，先后两次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安全转送到延安。在一次东北籍中下级军官的同乡会上，大家议论起抗日问题时，黄显声满腹愤慨地说：“在座的无不关心张副司令的自由，也都做过各种努力，结果却都是徒劳。我干了半辈子军人，这回总算明白了，他蒋介石要能讲仁义道德，就不会将汉卿拘禁起来了，他要能主动抗日，就没有‘九·一八’的事情，也就不需要西安事变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一条，无论是营救张副司令也好，个人求生也好，除参加革命外，别无他途。只有在革命力量大于反革命的力量时，我们才有说话的权利。今天，我们不赶快从中汲取教训寻求更生的道路，还待何时？”
　　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使不少在场的人深受震动。
　　参加此次聚会的有一个曾被黄显声骂过“人格低下”的张碧天，此人西安事变后，钻营到康泽门下当上了机要秘书。他回去就把黄显声的话添枝加叶地给康泽打了个小报告。康泽据此呈报蒋介石，蒋介石亲批了“拘审”两字。
　　1937年12月27日，东北救亡总会负责人王化一与周恩来，在黄显声的寓所会谈，三人由晚上八点谈至深夜。周恩来对上海、太原、南京失陷以后的形势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同时批判了汉奸、投降派的卖国行为和蒋介石片面抗战，阐述了共产党全面抗战主张，指明了西安事变后东北军及东北爱国人士的现实情况和出路。他们本来还要继续研究营教张学良将军的问题，因时间过晚，另约时间再谈。他们分别时已繁星满天，夜静人稀，王化一与黄显声分散步行，一前一后护送周恩来回到寓所后才各自回去。1938年1月12日午后3时，周恩来又一次来到黄显声的寓所与几个东北籍人士会谈，主要谈了有关营救张学良的问题。周恩来的谈话和他的为人给黄显声极大的鼓舞和启示。
　　1938年1月末，黄显声接到周恩来“迅速转移、停止公开活动"的通知。黄显声开始积极准备离开武汉，并拟于2月6日动身去延安。他认为自己从来光明磊落，错误地认为在一片抗战的声浪中，蒋介石不敢将自己怎么样。因此，没有对自己的安全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2月2日晚上，有两个人进了黄显声的屋子，他们自我介绍说是延安方面来的人，请黄将军到外面有要事相商。黄显声未加考虑，就跟着他们出了门，几名国民党特务随即一拥而上，将他架上汽车急驶而去。一代抗日精英就这样于1938年2月2日在武汉的太平洋饭店被秘密被捕。（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