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邹容是一位少年英雄，他在18岁时撰写了《革命军》一书，自称为“革命军中马前卒”，号召推翻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倡言建立“中华共和国”。此书振聋发聩，激励了一代中华儿女投入革命，强劲地推动了中国早期的民主革命进程。为此，清庭勾结帝国主义，将其投入上海租界监狱，直至瘐死狱中，以其20岁的青春年华离开人世。
1885年邹容出生于四川省巴县一位富商家庭。原名绍陶、桂文，字威丹。他自幼聪慧好学，从6岁起开始读书，到12岁便熟读了经史名篇。但他对“四书”“五经”却不怎么感兴趣，并蔑视封建仕途，抵制封建家教，而关注时事。
1898年，邹容在其父强迫下，到重庆经学院求学。戊戌维新时，他有机会读到《时务报》、《天演论》等宣传维新的书刊，思想上与维新派有着强烈的共鸣。这年9月，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遇难。消息传来，邹容悲愤万分，并愤然赋诗：“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从此，他对经学院的正统儒学教育更为反感。其时清廷规定。凡男子必须留长辫，邹容却毅然剪去自己的辩子后，还剪去一同窗辫子，由此被学校指为“离经叛道”，开除了学籍。
当时，出国留学、探求救国之道已蔚为风气。邹容也曾去成都应试，争取公费留学日本，结果一试便中，不料因有人向官府告发他在重庆经学院行为“不端谨”被取消留学资格。为此，他就说服从商的父亲让他自费留学日本。于是，他在16岁时（1901年）乘船沿长江而下，但到了上海后，又被怕他“不安分”的舅舅给挡住了，舅舅还用谭嗣同被杀事例来开导他，不料这反而更坚定了邹容东渡留学的决心。1902年秋，邹容终于实现留学日本的愿望。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已达500余人，在这一留学生群体中，民主革命的思潮高涨，邹容深受感染。每遇学生集会，他必发表演说。他慷慨激昂地宣扬反清革命之真谛，极能鼓舞人心。同时，经深思熟虑，他开始撰写《革命军》一书。
1903年3月底之某日，他听到清廷指派到日本管束留学生的学监姚文甫犯有腐化丑行，不禁义愤填膺，与张继、刘三等共5人闯入姚府煽其耳光，并剪掉他的长辫，悬于留学生会馆大梁，其旁大书七字：“禽兽姚文甫之辫。”事发后，清廷勾结日方要捉拿邹容等人。在友人的劝促下，邹容于1903年4月携《革命军》书稿与张继同时潜回上海。到上海后，他住进了蔡元培主办的“爱国学社”。这组织是当时反清革命的上海指导中心。在这里，他结识了年长他16岁的“爱国学社”主讲章炳麟（号太炎），他俩一见如故，志同道合，遂成忘年交。回国当月，邹容发愤著书，很快就完成了《革命军》全书的写作。他将书稿交给章太炎，请章润色。太炎读后，击节赞赏，一字未加更改，并立即为之写了《序言》，称赞这本书是震撼清朝统治的“雷霆之声”，是创导革命的“义师先声”。1903年5月，《革命军》经柳亚子、蔡元培、张继，以及黄宗仰等人筹资，由上海大同书局出版，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
《革命军》全书共两万多字，分七章，作者用浅白的笔调和明了通畅的说理，阐述了革命的主张。他说：“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这几个“不可不"，铿锵有力、气势磅礴地强调了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振兴中华的主旨，放眼于整整一个世纪的未来，寄意于后人，立意何等深远！
紧接着，《革命军》历数中国古今封建制度的弊害，呼吁“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要使“昨日之中国，譬犹昨日死；今日之中国，譬犹今日生。”他激励同胞：“天下事不兴则亡，不进则退，不自立则自杀，徘徊中立，万无能存于世界之理。”他强调中国人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邹容对革命后建立的“中华共和国”作了明晰的描绘，并为之拟定了25条纲领，其中主要的是：保证万世不复有专制之君主；人人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和法律；中华共和国在世界上与各国地位平等。
《革命军》出版后，由章太炎任主笔的《苏报》率先登文推介，先后发表了《介绍〈革命军〉〈革命军〉序》、《读〈革命军〉》等文。文章本来就写得好，加上名人作序、舆论盛赞，于是很快就风行海内外，各地不断翻印出版，总印数在百万册以上。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一见此书，极为兴奋，立即携书到檀香山开展革命活动，并在致友人信中评论此书称：“其功真不可胜量。近者求索纷纷，而行箧已馨，欢迎如此，旅檀之人心可知。”第二年，孙中山到美国的旧金山，又刊印了此书11000册，分寄美洲、南洋等地。8年以后，辛亥革命胜利，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大总统时，犹念“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能著书立说，激发人心”，而追赠邹容为“大将军”、“赐恤崇祀”。鲁迅先生对《革命军》也曾有评价：“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我党的老前辈吴玉章同志也评说过《革命军》：“这书的出版，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并为之赋诗：“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革命军》问世，清廷大震，两江总督魏光焘致函上海道袁树勋以“《苏报》刊布谬说，而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为理由，命令一并“查禁密拿”。同年6月30日（农历闰五月初六）章炳麟在爱国学社被捕。时邹容与张继同住虹口，听到章炳麟被捕，表示不愿置身事外，要与章生死相共，遂于次日自动赴捕房投案。嗣后，清政府千方百计地要求“引渡”，妄图将章、邹押往南京杀害，遭到社会舆论的普遍抨击。在敌人的法庭中，邹容慷慨陈词痛斥清廷卖国投降和迫害进步人士的反动罪行。次年5月21日，章、邹分别被判处监禁3年和2年，罚作苦工。在狱中，他俩英雄气概不减，以诗相和。1903年7月太炎作《狱中赠邹容》诗，赞邹容为“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邹容在和诗中依然慷慨激昂地表示：“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气。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邹容身陷囹圆，愤怨难平，加之敌人折磨和饮食极差，于1905年4月3日病死狱中，年仅20岁。死后被葬于虹口监狱（今提篮桥监狱）附近的“罪犯”墓地，只有小石碑一方，上书“周镕”二字。邹容在日本时结交了一位在东京学骑兵的反清革命志士刘三，此人比邹容年长7岁，他俩曾相约为生死不渝的盟友。得知邹容瘐死狱中，刘三誓为盟友报仇雪恨。1906年回国后，他冒险寻找邹容遗骸，终于买通狱卒寻得。在邹容逝世周年前的一天4月2日夜，他率四乡亲将邹容棺柩和石碑偷偷挖出，扛抬到码头，用小船运到当时的上海县华泾镇家中，在宅边购得墓地三亩，安葬了邹容，为防清廷问罪，一直严守秘密。16年之后（1922），章太炎才访得邹容安葬之处。1924年清明，刘三在自己的藏书楼黄叶楼设宴接待了章太炎、于右任、张继、章士钊、李印泉等20余人。章太炎为邹容墓作“墓志铭”及“墓表”刻于石碑，且吟诗一首：
落魄江湖久不归，故人生死总相违。至今重过威丹墓，尚伴刘三醉一回。
刘三的和诗是：
杂花生树乱莺飞，又是江南春暮时。生死不渝盟誓在，几人寻家哭要离。
如今，邹容烈士墓已移至华泾路北侧路旁。1981年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时，汪道涵市长率中共上海市领导等200余人前往扫墓，并发表讲话，意在纪念先烈，勉励同胞为统一祖国大业、振兴中华而共同奋斗。
1981年，邹容家乡重庆在市中区南区公园，建造“邹容烈士纪念碑”及章太炎撰写的墓表。碑周围有1100平方米绿化地带，绿树成荫。
如今，上海邹容墓地已由原来的700平方米扩展至6000平方米，命名为“邹容公园”。公园左有市文明小区华泾路1000弄，右有上海市名校位育中学。在这里，各类汽车珠串般飞驶于外环线，由此可通向徐浦拉索桥直至上海国际机场。
中华已崛起，先烈应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