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成份是积极抗日的工农基本群众和革命知识分子。为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斗争的需要，在新四军活动地区，还发展了一些有特殊身份、特殊背景、能起特殊作用的人，作为中共特别党员。所谓特别党员，就是党员身份不公开，不参加党的基层组织生活，而由党组织指派专人与之单线联系。特别党员是在特定历史政治背景下的产物，是党史中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但因其情况很少见之于公开的档案文献，这就增加了研究的困难。现就接触到的一些间接材料，罗列几个特别党员的片断情况，以冀引起知情者深入研究的兴趣。
身在敌营的特别党员颜秀五
颜秀五是苏北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手下的一个纵队司令。1939年夏陈毅到江北视察挺进纵队时，为争取“二李”共同抗日，曾通过惠浴宇约见颜秀五。经过陈毅一番坦诚交谈，颜秀五完全赞同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向陈毅提出要求加入共产党。陈毅从联合“二李”的大局着眼，对颜秀五说：“颜司令的要求，我们十分欢迎，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要权衡一下，加不加入哪方面的好处多。我看暂时不加入好处多。如果颜司令目前就加入共产党，对颜司令固然好，但从李总指挥方面来看，坏处就多了。他定会说我们共产党不够朋友，把你颜司令挖走了，以后决不再与新四军来往了。这样，我们就犯了因小失大的错误。因此，我看还是暂时不加入为好。你颜司令暂时在党外，可以更好地帮助党工作。我们决定把你当自己的党员看待，这样更方便。你现在就要做好团结李总指挥和其他纵队司令的工作，待将来机会成熟时，再公开加入共产党。你看好吗？”此后，中共苏北临时特委就派党员干部周文在、鲍志椿到颜部和原就在颜部的共产党员朱群一起，开展党的工作，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并掌握了一部分部队。
据后来跟颜秀五单线联系的惠浴宇说：“1939年底，颜秀五单人独骑从泰州来到吴家桥，在河边一座独立的房子里，陈老总和他密谈了很久，起初连我也不让进去。等陈老总叫我进去后，才知颜曾在上海参加过共产党并做过一些特殊的工作，他再要求陈老总恢复他的党籍。陈老总说“你公开参加共产党不利于统战工作，也容易暴露，考虑到你的要求，批准你作为特别党员吧！今后你就和惠浴宇同志单独联系。”
此后，通过颜秀五的疏通，陈毅到泰州会晤“二李”。颜秀五在新四军争取“二李”、郭村战斗、黄桥决战中，都起了积极作用。1941年初，在日伪拉拢下，李长江率部投敌当了伪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颜秀五事先未向党组织报告，也跟李长江去了，并当了伪第一集团军副司令。陈毅、粟裕发起“讨逆战役”狠狠救训了李长江之后，仍对李长江持争取方针。此时获悉颜秀五仍想跟新四军联络。惠浴宇就到了颜部，为了做颜秀五的工作，也为了利用颜的身份获取日伪情报，惠浴宇一般是天黑动身到颜部据点，凌晨返回根据地。在以后几次日军的“扫荡”、“清剿”中，新四军的兵工厂和医院都隐蔽在颜秀五的据点中，惠浴宇就坐在颜秀五的“副总司令部"电台边，抄收日军的行动电报，再派专人送往新四军。一次日军出动大“扫荡”，新四军作了反“扫荡”动员和准备。惠浴字到颜秀五司令部守了一天一夜，颜秀五终于得到消息，告诉惠浴宇：“放心吧！这回不是对付你们的，是去扫荡韩德勤的，你快去报告陈军长。”后来，颜秀五还引惠浴宇去见李长江。惠浴宇向李长江转达了陈毅的规劝和告诚，李长江深受感动。此后，李长江不再死心塌地跟日军干，而是跟日军明争暗斗，有时还给新四军提供一些日伪方面的情报。颜秀五在这方面起了特殊的作用。
关键时刻率部起义的特别党员陈玉生
陈玉生是江苏泰兴县人，青年时在上海当工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因被怀疑是共产党员而被捕人狱，后被押回泰兴。经组织狱中斗争，于1937年10月获释。回到家乡便向国民党乡公所和地主“借枪”抗日，组织游击队。不久游击队被国民党南通保安司令部诱骗缴械，陈玉生只身潜回泰兴，重新组织游击武装，后挂名在李明扬、李长江属下的第三纵队第八支队。共产党派了金求真等人到该部开展工作，与黄云祥、谢克西等成立了党支部。1939年2月，由中共苏北特委书记惠浴宇、特委委员金求真介绍，陈玉生在吴家桥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惠浴宇对他说：“关于你加入了组织，对外要保密，保密到连你老婆跟前也不能说，这是为了更有利于你开展工作。”陈玉生以后说：“我入党以后，组织上考虑到我和张任公、李明扬的关系，他们过组织生活从不找我，我成了个别联系的特别党员。”当年秋，李明扬派陈玉生到江南三战区仓库领取弹药，当返回扬中时，他便向当时正在扬中的陈毅提出：“我不想回去了，让我和我的部队都留在新四军里！”陈毅考虑到联李抗日的大局，便耐心地说服陈玉生：新四军要在苏北立足，无论如何要争取李明扬，只能和他把关系搞好，不能和他把关系搞坏！你要是不回去，叫我怎么向李明扬交待？李明扬手下有十来个纵队，为什么叫你陈玉生来跟新四军打交道？就是他知道你是共产党员，同新四军有关系。你运子弹任务完成了，说明你陈玉生表现不错嘛！陈玉生听了陈毅这番话，高高兴兴回苏北泰州去了。
1940年6月底，李长江受韩德勤挑唆，指挥13个团进攻驻郭村的新四军挺进纵队，当时挺进纵队只有两个多团的兵力，形势严峻。在这关键时刻，陈玉生奉命率部起义，参加新四军的郭村保卫战，从此陈玉生这个特别党员也就成了公开的共产党员了，担任了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第三纵队副司令员。
由辛亥耆宿到中共特别党员的朱履先
朱履先是江苏泰兴人，早年曾留学日本，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率清军于秣陵关起义，参加了光复南京之役。1912年被孙中山委为陆军第二师中将师长南京城防司令。后因对国民党腐败不满，辞官回乡，隐居黄桥。苏北沦陷后，汪精卫想请他出任伪“苏北委员长”一职，他严辞拒绝：“炎黄子孙，岂可认贼作父！”
1940年夏，陈毅率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进驻黄桥地区后，首先登门拜访了朱履先。当朱履先得知新四军部队不为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容，粮饷无着落时，他亲自在绅商中募集捐款数万元，以解新四军之急难，并向陈毅建议在当地开征救国公粮，他带头缴纳田赋。在黄桥决战前，他两次促成了“停止苏北内战，团结抗日协商会议”的召开，并与苏北知名人士及各界代表联名发表“停战息争，一致抗日”的呼吁。黄桥决战期间，朱履先在黄桥镇挨家挨户动员各烧饼店日夜赶做烧饼，送往新四军阵地。1940年11月15日，朱履先当选为苏北参议会副议长。据管文蔚说：“朱履先的态度鲜明，对韩紫石、李明扬等产生影响，而且对泰兴、泰州、靖江等地的一大批新旧知识分子也有很大影响。这些人亦以朱的马首是瞻，跟着倾向我们。如泰兴的刘伯厚、靖江的祝维干等都先后和我们站到了一起，对抗战起了很好的作用。”“以后，朱履先经过党的教育，一天天进步，愿为党工作终生。1943年经朱克靖、叶飞的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作为特别党员。"在朱履先的影响和鼓励下，他的儿女也都投身革命工作。建国后，朱履先以高龄出任苏北行署副主任、苏北抗美援朝分会主席。
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盛仁东也成了中共特别党员
盛仁东是苏北靖江人，地主家庭出身。九·一八事变后在上海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国民党派组织。担任过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四旅何克谦部参谋，在李明扬、李长江部下当过支队长。新四军苏北指挥部进驻黄桥时，盛仁东任国民党靖江县书记长，但他爱国，主张抗日。经陈毅教育争取，他积极靠拢共产党。陈毅对陈丕显说：“我争取了一位国民党书记长，他的名字叫盛仁东。有人说，我对小小的国民党书记长也那么看重，这话不对。他们职务不高，但与基层国民党员有广泛联系，争取他们是有意义的。盛仁东拥护我党的抗日方针，还积极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他的工作和入党问题，你们可以考虑。”
1940年11月15日，盛仁东作为国民党代表参加了在海安召开的苏北临时参议会，并上了主席台。1941年春，由陈丕显、俞铭璜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特别党员。后来盛仁东奉命进入日伪区，曾任伪靖江县警察局第三课长，为争取伪警察起义、和平解放靖江城起了重要作用。
毁家纾难的中共特别党员陶一球
陶一球是苏南昆山夏驾桥人，出身于地主家庭，颇富田地房产。曾任夏驾桥镇镇长和自卫团团长。上海沦陷时，在逃难中目睹日军的野蛮暴行、国民党前线的溃退和后方的腐败，在共产党人的启发下，激发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心，便返回家乡，筹建抗日武装。1939年7月，“江抗”副司令员何克希率部东进途经昆山时，鼓励陶一球组建抗日武装。创建了一支小型武装，当地人民称之为“陶一球部队”。不久，该部扩建为昆山第二、第三区联合抗日大队（简称“联抗”），陶一球任大队长。上海党动员工人、学生、店员参加陶部，并派来干部帮助陶指挥部队。部队发展了，经费全由陶一球提供。陶变卖大部田产，筹资以解决部队给养和购买枪支弹药。1940年2月，新“江抗”派军政干部，在陶部建立了秘密党支部。1940年5月底，陶部编入新“江抗”为第三支队，陶一球任副支队长。7月，新“江抗”东路指挥部在常熟横泾开会期间，陶一球在中共昆嘉县委书记刘开基（石伟）陪同下见到了谭震林，向谭提出入党申请。经刘开基介绍，谭震林代表党组织批准陶一球为中共特别党员。在中共东路特委委员李建模主持下，进行了入党宣誓，确定由中共昆嘉青中心县委书记顾德欢和委员吕炳奎与陶进行单线联系。8月，中共东路特委任命陶一球为昆山县行政委员会主任，行使县长职权，不久，陶任昆山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皖南事变后，苏南东路地区形势紧张，加上当地一些党的领导人没能正确执行统战政策，一时造成昆山人心动荡。1941年4月陶一球离夏驾桥避居上海。组织上正准备送陶一球去苏北抗日根据地时，因有人告密，陶一球于1942年9月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在狱中，受尽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电刑等酷刑摧残折磨，陶一球巧为周旋，宁死不屈。后经党组织和家属多方营救，陶一球于1943年五六月份出狱。陶出狱不久，就将儿子陶元良托组织上送苏北参加革命。后来，陶一球虽然跟共产党组织有联系，并向党组织提供情报、掩护过共产党干部、率地方自卫队策应解放上海的战争等，但因单线联系人的变动，一直未能恢复党的组织关系。直到陶一球含冤去世七年后，上级党组织才正式恢复陶一球的党籍。
中共特别党员，据一些材料说，还有苏南句容县的樊玉琳。他曾任国民党的区长，后任镇句金丹四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主任，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专员和行政区保安司令。苏南句容县的许维新，曾因愤世不平而置身“绿林”，投入抗战后，当过新四军的营长、抗日民主政府的区长、县长等。苏中东台县的孙二虎，曾是海匪头目，被陶勇收编改造后，任苏中海防纵队团长等等。这些特别党员，或出身于剥削阶级，或有复杂的社会经历，或有敌对的政治背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中共特别党员，是因为他们都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本人积极要求加入共产党，积极献身抗日斗争，并有突出表现。之所以称之为特别党员，有的是为便于打入敌人内部进行特殊斗争，有的是为了便于开展统战工作，以非共产党员身份出现，有利于团结更多的中间人士加入抗战队伍。这些特别党员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的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如许维新、孙二虎等；在以后的解放战争和建国后的建设事业中，也发挥了他们应有的作用，如朱履先、樊玉琳等；也有一些特别党员，因社会关系复杂、经历曲折，有些活动不为一般人了解，在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中，受到不应有的审查和错误的处理，伤害了这些革命功臣，如陈玉生、陶一球等的遭遇就是如此，直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回归以后，他们的问题才得以解决，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