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1945年春天，我所在的部队新四军一师驻扎在江苏宝应县，由于日本鬼子的疯狂“扫荡”，部队的生活很困难，不仅要打仗，还要开展生产自救。有一天我正带领战士们赤着脚在田里帮助老乡灭蝗，这时师部通信员小李找到我说：“教导员，首长要你去一下。”我随即问道：“有任务？”小李说：“不，有一妇女来部队找她的儿子‘钱文祥’，我们这儿没有此人，但她说她是特地从上海来的，首长说你姓钱，也是从上海来部队的，让你看看是否认识。”我听了心里一惊，我在白区用的名字就是钱文祥，莫非是母亲从上海赶来？但转念一想，这不大可能，母亲不识字，她也不知道我在这里。我离家参加新四军已经五年多了，从未给家里写过信啊！
　　在去师部的路上，我想到了年迈的祖母和重病在床的父亲以及年幼的妹妹，这几年他们是怎样熬过来的？全家的担子都压在了母亲的肩上啊！我的愧疚之情油然而生。我中学毕业后，就到《大美晚报》当排字工人，已能帮助父母分挑一部分生活的担子了。然而1940年临近除夕时，上海《大美晚报》的地下党员和进步工人为大新公司进步职工秘密排印了《告社会人士书》，我参加排字，被报馆老板发现，把我开除了。我曾向母亲谈起要去安徽做生意，而母亲却说：“戇小囡，上海介大，哪里不好做生意？跑到老远去做啥？”其实此时组织上已决定送我去参加新四军，我是想给母亲透点风，而母亲的这番话，使我到嘴边的话又缩回去了，心想：反正我去意已定，“自古忠孝难两全”。不久，我就不辞而别了。
　　我跟着小李进了师部办公室的门。只见背对门坐着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我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因为我与母亲分别时，她还没有这么老，至少还未见白发。我大步流星地径直走到老人面前，瞬时我愣住了，“啊”了一声却再也说不出话来。原来这位白发老人就是我的母亲！她一见我即刻惊喜万分地叫道：“文祥！”泪水顺着她的面颊刷刷流了下来。
　　她几次要站起来，却又踉踉跄跄地坐回到椅子上。我忙上前搀扶她，问道：“姆妈，你的脚怎么了？”她哽咽着说：“走了交关路，脚上起的水泡都破了。我想如果碰不到侬，叫我哪能办呢？”母亲擦了擦眼泪后轻声问我：“那个带口信的小伙计讲，侬现在生意做得老大啦！”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1944年夏天，我奉命为部队去上海采购无线电器材时，那家商店的小伙计煞是热心，大概希望我这个大主顾能成为他店里的固定客户吧。当时，看他这么热心，我灵机一动，就让他带一口信给我的父母。没想到他还这么守信！
　　当天晚上，师首长叶飞、吉洛设便宴招待母亲。席间叶飞问起家里还有什么人时，母亲的泪水像开了闸的河，止不住地往下流。她告诉首长说：“文祥走后，我到所有的亲戚朋友处都找过。他离家五年来，他奶奶和阿爸因无钱看病，相继故世。他阿爸临死前一再要我把儿子找回来，介大的上海到哪里去寻啊！我实在没处可找，只好到一家家难民营去看。”叶飞又问起家里靠什么生活？母亲摇了摇头，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本来在厂里做，后来工厂关门了，也没生活做了，现在靠文祥的舅舅分一点活给我做做，帮人封牛痘疫苗的玻璃管。文祥的妹妹帮犹太人在编织的手套上绣花。”师首长要母亲在这里多住几天，等脚底的水泡好了再走。
　　母亲住了十来天。临走时，她问我：“你在这里当兵苦不苦？我头一天看见你，还赤着脚，现在清明节气还没到，要冻出毛病来的。”我说：“我们这么年轻，也不觉得冷，大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苦算啥？”母亲赞许地点点头，但又说：“你们的武器太差。” 我说：“武器我们可以从鬼子手里夺，也可以自己造，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是不会回家的！ ”母亲低头沉思了片刻，从包袱里拿出一枚金戒指递给我，说：“你爸爸已死，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原指望你为我养老送终，如今你决心打鬼子，有志气！这枚金戒指是我做工半辈子的一点积蓄，你留着，做个纪念。我们母子俩也不知啥辰光才能见面呢！”我接过戒指，眼泪也不禁流了下来，依依不舍地送别了母亲。
　　解放后，我奉调到上海《解放日报》工作，尽管是供给制，但组织上每个月发给我母亲几十元生活补贴，使她晚年的生活很安定、幸福。有一次，她很认真地对我说：“新四军、共产党是真正为国为民的。侬路子走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