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3年9月21日清晨，南京雨花台。我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者，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邓中夏，倒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口下，年仅39岁。
邓中夏是1933年5月15日晚上在上海环龙路底骏德里37号被法租界巡捕逮捕的。被捕后，他利用法国人尚未弄清自己真实身份的有利条件，据理力争，并请史良等著名律师辩护，租界法庭只判了他50天监禁。可是不久，与他同时被捕的互济会救援部部长林素琴叛变，供出了他的真实身份。蒋介石闻讯，大喜过望，即派人携一万大洋买通法租界有关人员，并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命令高三分院将邓中夏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随即押往南京宪兵司令部。对待中共要犯，蒋介石惯用的手段，是劝降之后为他所用。蒋介石委派余飞（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国际代表，后背叛革命）到“优待室”劝降邓中夏不成，又让一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去离间他与党的关系，也无功而返。劝降不成，邓中夏从“优待室”转入死囚牢，受尽酷刑，仍然坚贞不屈，并在狱中宣传共产主义。邓中夏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公开宣言:“就是把我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我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
邓中夏原名邓隆渤，字仲獬，1894年10月5日出生在湖南宜章县太平乡邓家湾村一个书香门第，自小聪颖好学，品学兼优。
1917年夏，他考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此时，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正蓬勃开展，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邓中夏很快从古书堆中钻了出来，与一些同学组织“哲学自学小组”，关心时事，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1918年5月，北大学生为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而罢课请愿，邓中夏是组织者之一。事后，他又参与组织了全国性的学生团体一学生救国会，被选为负责人之一。不久，学生救国会遭到北洋政府的高压而难于活动，使邓中夏与进步学生开始认识到救国光靠学生请愿和游行是不行的，得走向社会。在蔡元培校长和李大钊等教授的进步思想影响下，邓中夏和几位同学利用假期到唐山矿区了解工人生活状况，感到要救国，需提高“民德民智”，逐渐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思想。
他协助李大钊将学生救国会改组为国民社，并在1919年1月创刊《国民》杂志，其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邓中夏任编辑干事。在1月至4月的《国民》杂志上，邓中夏针对国内外政治的一些重大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揭露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和帝国主义的强盗罪行。同年3月22日，邓中夏被选为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总务干事。
1919年5月4日，在震撼中外的“五四”运动中，邓中夏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斗争。5月5日起，邓中夏率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北京街头连续讲演了十余天。5月下旬，邓中夏作为北京学联代表赴湖南，和毛泽东一道组织湖南学联，并发动湖南全省学生罢课，有力地支援了北京的学生运动。
自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领导下，邓中夏与高君宇等人发起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1日，我国工人阶级首次纪念自己的节日，邓中夏率平民教育讲演团赶到长辛店，向铁路工人讲演“五一”节的来历，并向听众散发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9月，在共产国际代表与李大钊的具体策划下，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中的先进分子为骨干，组成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李大钊为书记;邓中夏作为小组成员，积极协助李大钊工作。11月7日，苏俄十月革命三周年时，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邓中夏任责任编辑。12月，邓中夏率平民教育演讲团的部分成员到长辛店办工人夜校，开始了邓中夏作为中国工人运动先驱者的光辉历程。
三
1922年5月1日，邓中夏出席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向大会提出的《工会组织原则案》得到大会通过。从此，产业组合和地方组合相结合的组织原则，便成了中国工会的组织原则。邓中夏被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主任。
1922年夏，直奉战争结束。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宣布“重开国会，制订宪法”。邓中夏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领导各地工会开展立法运动。他主持制订了《劳动法案大纲》。大纲发布后，他即以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名义举行国会议员招待会，向在京的全国国会议员阐述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必须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劳资统一战线的观点，丰富了中共二大所提出的民主统一战线的思想。
1923年“二七”大罢工失败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被迫迁到上海。由于党的事业的需要，邓中夏离开北京大学也到了上海，开始了他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活动。同年4月，中共中央安排邓中夏任上海大学（这是一所由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当校长，实际上是与中共合办的学校）总务长，主持学校的行政工作，着手实现我党培养干部的计划。邓中夏在《上大的使命》一文中提出，上大的宗旨是:“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他聘请蔡和森、恽代英、瞿秋白、张太雷、任弼时、李达、沈雁冰、陈望道等来校任教。在邓中夏等共产党人的教育、引导下，上海大学的学生中，后来出现了刘华、何秉彝、郭伯和、王稼样、张琴秋、杨之华等优秀的中共高层领导干部。
1923年6月，邓中夏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并任中共上海地方区委会委员长。同年8月，邓中夏出席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团中央组织部长。10月，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周刊）在上海创刊，邓中夏主管编务，刊名为他亲笔所题。1924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其中一个议题，是讨论工人运动的新任务。会后，邓中夏仍留在上海，负责领导工人运动。他将原由上海共青团市委办的小沙渡两个工人补习班合并为沪西工人补习学校，并在此基础上筹建了沪西工友俱乐部。他经常到那里给工人们讲课，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1925年1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邓中夏继续被选为中央委员。
四
1925年2月初，日本内外棉八厂的资本家无理开除了粗纱车间的50名工人，工人们决定罢工，派人到沪西工友俱乐部要求组织其他工厂支援，邓中夏、李立三受党中央的委托，因势利导，于2月中旬组织领导了有22家日本纱厂3.5万余人参加的大罢工。日方害怕此次罢工发展为排日运动，不得不作出让步。罢工取得了胜利。
1925年5月1日，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邓中夏被任命为大会秘书长。会上，决定成立全国总工会，并宣布加入“赤色职工国际”。邓中夏被选为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长，留守广州总部工作。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结束不久，上海发生了日本资本家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流血事件，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爆发。中华全国总工会当即决定，在毗邻革命中心广州的香港发动省港大罢工，并派邓中夏、杨殷、苏兆征、陈延年等人到香港发动和组织这次罢工。6月19日，香港电车工人、排字工人和海员首先举起了大罢工的旗帜。两天后，广州沙面租界工人也参加到大罢工的行列。这一历时十六个月的针对英帝国主义压迫中国劳工的大罢工，使香港变成了“死港”，香港政府不得不向工人作出让步。省港大罢工期间，邓中夏结识了亲密战友李启汉的妹妹李英，并于1926年与她结为革命伴侣。
1927年6月24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决定，调邓中夏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主持处理中央日常事务。
继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纠察队员遭枪杀。邓中夏于7月19日赴九江与叶挺、李立三、谭平山、聂荣臻等研究后，一致认为，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共产党人必须掌握枪杆。7月24日，中共中央根据邓中夏与李立三的多次电报和瞿秋白的口头汇报，决定以叶挺和贺龙的部队为骨干举行南昌暴动。
7月底，邓中夏回武汉筹备“八七”会议。会上，邓中夏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任江苏地下省委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编委。1928年2月，邓中夏赴香港，接替李立三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3月，他率领中国工会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被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委员，并留在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局总部工作，同时参与中共六大的筹备工作。7月17日，邓中夏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会后，他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员和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
从1929年开始，邓中夏撰写《中国职工运动史》。此书受到党中央的极高评价。1943年延安解放出版社重印此书时，在“再版声明”中指出:“本书不仅为职工运动中之宝贵文献，同时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的文献。
1929年下半年，王明等人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中国部负责人米夫的支持下，向中共中央诬告同在中山大学学习的老党员俞秀松、董亦湘组成反党派别集团“江浙同乡会”。根据中央指示，经邓中夏协助瞿秋白前往中山大学调查，并无此事。不久，王明、米夫等又将中国工人运动的老英雄李剑如、余笃山打成“工人反对派”反党集团，邓中夏等人坚持原则，保护了这两位老同志，并向中山大学提出抗议。从此，埋下了王明一伙忌恨邓中夏的种子。这年年底，王明一伙利用苏共中央清党的机会，决心“打垮代表团”。他们先将中山大学内部一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同学打成反党组织“第二条路线联盟”，继而将瞿秋白、邓中夏发表在刊物上的文章断章取义，以作为瞿、邓“反对国际路线”和“支持第二条路线联盟”的所谓证据，米夫则在共产国际领导层面施加压力，指责瞿秋白和邓中夏是“机会主义和异已分子的庇护者”。1930年7月19日，邓中夏奉调回到上海，担任全国总工会党团成员兼宣传部长。一个月后，邓中夏又奉调去湘鄂西苏区与贺龙、周逸群一起领导武装斗争，任湘鄂西苏区特委书记和红二军团政治委员。9月24日，邓中夏在湖北监利召开原特委与原前委联席会议，选出由21人组成的新的湘鄂西特委，他推荐周逸群为特委代理书记兼湘鄂西联县主席，集中力量抓地方工作。21名新特委委员中，有7名是红二军团的同志，经邓中夏提议并报中央批准，由这7位同志组成红二军团党的前委，前委书记由军团政委邓中夏兼任。由于邓中夏和新特委的同志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红二军团很快由一万多人发展到两万多人。
1931年1月，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开始在全党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对各苏区政府和部队的领导机关进行大改组，对一些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年夏天，邓中夏被撤掉全部职务。冬天，邓中夏被调回上海作“检查”。邓中夏一到上海，由于党内的打击和歧视，既不分配工作，也不给任何生活补贴，生活几乎陷入绝境。邓中夏的妻子李英当时在上海做情报工作，得到消息后，请求与丈夫生活在一起，竟遭到拒绝。由于李英再三要求，这一愿望后来虽然实现了，但她却被调出党的情报机关到日资纱厂当工人，每月挣的七元钱，除掉三元房租，剩下的四元钱很难维持生计，刚生下来的儿子只好忍痛送人。
1932年初，党组织终于给邓中夏分配了工作，叫他到中共沪东区委宣传部刻钢版，印传单，并编辑油印小报《前锋》。在上海党的地下组织中，许多人都知道沪东区委有一个“很会写文章”的人。这年“三八”节前夕，上海地下工会准备发动工人游行，起草了一份“三八节宣言”，组织上叫在中共沪西区委工作的帅孟奇，按联络暗号去找那位“很会写文章”的人修改。见面后，帅孟奇大吃一惊，她见到的竟是邓中夏这位著名的老共产党员。1932年秋，中共中央委派邓中夏担任党的外围组织中国赤色互济会主任兼党团书记。
1933年5月15日晚上，邓中夏去找互济会救援部部长林素琴时被捕。他忠贞不渝，至死不屈，不愧为真正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