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央政治局常委曾庆红为中组部党建出版社编辑的学习谷文昌——书作序说：“谷文昌的事迹虽然发生在几十年前，但他的精神却跨越时空，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高度契合，生动地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本质特征和先进性。”因此，在今天宣传谷文昌的事迹更具有现实意义。
日前在厦门，我见到谷文昌的大儿子谷裕闽。我问他，您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憨厚地笑了笑说：“中等个，黑黑瘦瘦，挺普通的。”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挺普通”的人，福建东山县的老百姓却念念不忘他几十年。尤其在当今，对比那些利用职权为所欲为、腐败透顶的国家蛀虫，老百姓更加怀念谷文昌这样的好干部。那么，谷文昌这个昔日的县委书记是以怎样的魅力赢得了千千万万百姓的心呢？
上小学时，我就被焦裕禄事迹感动过，当我了解了谷文昌的事迹后，我觉得他就是和焦裕禄一样的好书记和好干部。
立志治沙 百折不挠
每到一个新岗位，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疾苦，这是谷文昌历来的作风。
1953年的一天，刚到东山县任职的南下干部谷文昌带着通信员下乡，路上一连碰到好几个衣衫褴褛的群众。谷文昌见状便上前打听，问他们要上哪去。他们无可奈何地说：“风沙又起了，没收成，去要饭哪！”谷文昌听了，眉头紧蹙，心如刀绞。从此，一条百折不挠的信念在他的心里扎下了根：无论再苦再难，也要把风沙治理好，绝不能让东山的父老乡亲再出外乞讨。但是，治理风沙谈何容易！东山的风沙肆虐已非一日。据历史记载，东山一年要刮150多天的6级以上大风，风沙曾吞没了13个村庄、1000多座房屋、3万多亩耕地。岛上仅有林木174亩。海岛东南沿海地带只见大片茫茫沙滩，寸草不生，狂风一起，飞沙遮天蔽日。地处风口的山口村共900多人，出门乞讨的就有600多人。山口、湖塘两村的1600人中因风沙为害而患红眼病、烂眼病的达400多人，失明或半失明的有90多人……
谷文昌急百姓所急，他在县委会议上斩钉截铁地说：“群众希望共产党给他们带来幸福，如果我们不为民造福，要我们到这里来干什么？不解除群众疾苦，我们心里有愧啊！”为民造福首先要制伏风沙，这是东山人民祖辈受穷的根。统一了全体干部的思想后，谷文昌便领着全县人民向风沙宣战。
对于治理风沙，并没有成功的历史经验可资借鉴，因而谷文昌一连碰了好几次钉子。先是采用老办法搬沙，可几万人艰苦奋战两三年，风沙丝毫不见退缩。搬不走就挡。谷文昌决定筑堤坝。出动了几十万人（次），终于筑起2米高10米宽的拦沙堤39条，长达2万多米。没想到好景不长，刚一年过去，嚣张的风沙几个巴掌扇来，堤坝塌了。在总结了两次治沙失败的教训后，谷文昌想到了用植草种树的方法来挡风固沙。可种下的10多个树种、20万株苗木，几乎见不到能活下来的。
就在大家感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时，林业科的同志兴奋地向谷文昌报告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一位老农去年扫墓时在沙地里顺手插了几株木麻黄，竟然都活了，有几株还抽出了新叶！谷文昌立马赶到白埕村现场。在这几棵绿色的生命面前，谷文昌心潮澎湃。他深情地抚摸它们，像抚摸几个嗷嗷待哺的婴儿。他将参加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干部召到现场，大家见了新苗也感到非常惊喜。谷文昌亲切地对大家说：“没有失败就没有成功，失败了再干，这就是共产党人的气概和风格！大家看，不是活了9株吗？能活9株，就能活9000株、90000株，就能绿化全东山。”他还风趣地说：“等以后树长高了，我们昂起头来看它，还得当心帽子掉下来呢！”
失败是成功之母。谷文昌开始采取科学的方法来植树造林。一方面，他派出技术员前往广东电白县实地取经，并带回一部分木麻黄树苗搞实验田。另一方面，他要求有关人员总结出种植木麻黄的技术要点，摸清木麻黄的生长习性，定时观察气候、湿度、风向、风力对新种植木麻黄回青、成活的影响，并通过多种方式让广大干部群众掌握。待20亩丰产试验林成功后，县委决定：大面积引种木麻黄，由县长樊生林亲自指挥调种；全县派出230多人到厦门、永春、南靖等地采种。
1959年12月20日，东山县召开了全县军民植树造林誓师大会。谷文昌代表县委提出了绿化东山的目标：“举首不见石头山，下看不见飞沙滩，上路不被太阳晒，树林里面找村庄。”并号召全县每人种植50到100株木麻黄，把东山建设成美丽幸福富裕的海岛。
与此同时，县委为配合植树造林制定了新政策：国造国有，社造社有，房前屋后个人所有。集体种树实行包工、包产、包成本、包质量，同工同酬，一亩以上的育苗地抵销征购任务。经过3年的艰苦奋斗，2万多亩木麻黄成活了。几年下来，总长达194公里（每条宽50至100米）的林带共177条，遍布几百座山头和沙滩。远远望去，那一排排木麻黄郁郁葱葱，它们手挽手，肩并肩，呵护着农舍田园，呵护着东山人民的幸福生活。
如今的东山，全县林地面积已达1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36%，绿化率达96%。据省林业部门测定，岛上风力减弱了41%-61%，冬温提高了1.5摄氏度，蒸发量减少22%，相对湿度提高10%-25%。过去颗粒无收的沙地，现在不仅可以种植粮食作物，还成了高产的芦笋出口基地，甚至连优质高效的荔枝、龙眼、芒果也已在此安家。荒沙村、乞丐村不见了，人们的幸福生活在绿荫中延……
当官为民 鞠躬尽瘁
谷文昌当过农民，也当过石匠。他脚穿黑布鞋，身着灰色中山装，古铜色的脸上神情温和。他卷起裤脚能犁田，抡起钢锤能打石。多少年来，他走遍了东山的每一个角落。在田头，他与农民一起席地而坐谈生产；在农家，他与农民一道卷着土烟拉家常。他与群众融为一体。
1970年7月，谷文昌被任命为建设宁化县隆陂水库的总指挥。他拐着左脚（“文革”时落下的病痛）和民工一起打石、挖土。没人知道他是省林业厅副厅长，后来知道了都很感动。山区比较闭塞，老百姓连县干部都难见到，可眼前这位厅长却如此和蔼可亲，还能使各式各样的农具，大家从心里敬佩这样的好干部！
解放前夕，东山有部分青壮年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到了台湾，这就在东山产生一个非常特殊的“壮丁”家属问题，当时讲究阶级斗争，他们全被称为“敌伪家属”。谷文昌不这么看，他说：壮丁是被抓走的，他们的家属是受害者、受灾者，共产党应该救灾。于是，“敌伪家属”成了“兵灾家属”，从此不再受歧视，在经济上或是救助政策上都一视同仁。结果，在1953年东山保卫战中，这些“兵灾家属”坚定不移地站在共产党一边，有的在敌人眼皮底下藏伤员，有的面对带血的刺刀也不泄密。他们说：“国民党抓走了我们的亲人，共产党却给我们土地，谁是谁非，一清二楚。哪怕死了做鬼，我们也甘愿为共产党效力。”
谷文昌与群众的血肉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他一心想着人民，人民也热爱他。“文革”下放期间，谷文昌蹲“牛棚”，坐“喷气式”，身心遭到严重摧残。一次，有个不懂事的小孩喊了句：“打倒谷文昌！”旁边一个农民即刻一巴掌扇过去：“你这没教养的孩子！没有谷文昌，你烧什么？吃什么？”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谷文昌还天天惦记着林子，惦记着生产。他拐着脚和妻子一道为集体捡了上万斤肥料。所在大队的社员受其影响，生产越干越红火，这年水稻亩产居然上了千斤，于是他又得了个“谷满仓”的称号。
廉洁奉公 死而后已
谷豫闽说：父亲最讨厌占公家的便宜。在这方面，不仅对我们子女，对我母亲也一样严格。母亲和父亲一样也是南下干部，虽然她有一只手是残疾，但早在1952年她当区长时，工资级别就已经18级了，此后30多年一直未调过。有好几次调级，同事们都提到母亲，但都遭到父亲反对。他对母亲说：“你的工资已经18级了，现在名额有限，还是把名额让给工资比你低、工作做出成绩的人。”
谷豫闽模样像谷文昌，比他父亲略胖，质朴、谦逊，在他身上找不到一点干部子弟的影子。他说：父亲很爱孩子，但对孩子要求很严。有一年，学校可以申请奖学金，谷豫闽写了一份申请，学校同意了（那时的奖学金每月1元钱）。但还没拿到钱就被父亲知道了。父亲强令取消，坚决地说：“不行！奖学金是奖给困难群众的孩子，干部子弟的条件无论如何要比群众好得多。”
谷文昌有一辆自行车，那是他下乡的交通工具。有一次，谷豫闽偷骑父亲的自行车出去玩，回来遭到一顿批评：“这车是公家发给我用的，你们无权使用！”
1962年东山县的高考落榜生，绝大多数安排了工作。谷文昌的大女儿哲惠也未考上大学，却被安排为临时工。谷文昌开导女儿说：“总不能自己安排自己吧！
年轻人应该多锻炼锻炼。”1964年当谷文昌调任福建省林业厅副厅长时，有关部门提出给哲惠转成正式职工，一起调到福州。谷文昌说：“省里调的是我，没有调女儿，给她转什么正？”于是，哲惠就一人留在东山，直到1979年才转为正式工。小女儿哲英，1974年高中刚毕业，谷文昌就让她到农村插队锻炼。谷文昌的二女儿结婚，想让他批点木材做家具，他严辞拒绝：“我管林业，如果我做一张桌子，下面就会做几十张、几百张。我犯小错误，下面就会犯大错误。当领导的要先把自己的手洗净，把自己的腰杆挺直！”
谷文昌就是这样一个高尚的共产党人，他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人民，而偏偏忽略了自己。谷豫闽回忆道：父亲平时不注意身体，小病根本不放在眼里，一病就是大病，躺下去七八天起不来。1965年他患了急性肝炎。1976年脖子上长了个瘤，当时有个医生就说是恶性的。果然到1979年他患了食道癌。
1981年1月31日，为人民做了一辈子好事的谷文昌离世。噩耗传到东山，东山人民泣不成声：“谷书记，没有你哪有我们今天。”
政声人去后，丰碑在人间。1986年，东山县委为了弘扬谷文昌精神，满足广大群众心愿，决定将谷文昌的骨灰安葬在当年他亲手建起的东山林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