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萍将军永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在周恩来纪念馆工作的10年中，曾“四求张老，四事如意”。
思往事，倍加敬仰将军。一求张老：确定一件国家一级文物那还是1992年初，我们淮安周恩来纪念馆刚刚建成开放。一天，我在成堆的信件中，发现一封寄自江西吉安市工商行大桥工商所的信，就打开看了看，得知写信者是大桥工商所的干部戴仁和。
他说他是一位钱币收藏爱好者，在一次收购古钱币时收购到与周恩来有关的一份1934年的文告，询问“贵馆是否需要”？对照来信，我立即翻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等书籍资料，但这两本权威书上均没有关于这份文告的任何记载。究竟是真、是伪？应该马上征集来研究。这样，我在当天就用“快件”给戴仁和同志复信。
戴仁和同志很快寄来了这份文告的复印件。从复印件内容看，我就基本上确定它是一件十分珍贵的革命文物，于是便以我们周恩来纪念馆的名义正式向他征集。不久，我馆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份珍贵的文献资料。
这份文献的全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为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文末所署时间为1934年5月17日。由于在民间流传时间较长，纸身已经收缩，且有多处破损，背面还被人用毛笔粗粗地写上了“卜词”、“豆腐账”之类的文字。所幸的是，这份用繁体字印刷的文献全文和标点都能一个不漏地辨认清楚。
这份文献征集到馆后，《中国文化报》等媒体先后发表了消息，一些党史部门或研究人员纷纷来电来函询问原件内容。我见文末是周恩来和张爱萍两人署名，就设法通过曾任周恩来军事秘书、时任国防大学纪委书记的周家鼎中将打听与张爱萍将军的联系办法。周家鼎同志告诉我：可以和他的秘书贺茂之同志联系。
张老将军接到我的求教信后，嘱秘书给我写了两封信，转告他回忆的情况。
第一封信是1993年3月11日写的。张老讲，“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部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动员少先队员们参加红军，当时就有少年先锋队是红军的预备军’之说。开始是经过动员一个个或一批几个地送往红军，后来就整班、整排、整连、整营地送往红军。”
“从此影印件的时间看，正是党中央受左倾路线影响，提出在整个五次反‘围剿’中扩大红军一百万的时候。少先队中央总部动员队员们参军。此件就是为落实这一任务由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年先锋队总队长的张爱萍执笔撰写，党代表周恩来同意，作为少先队中央总部文件，像传单一样广泛下发或散发的，1也不排除有的单位张贴宣传。”由于年深日久，张老手头也没有存下此件，要我们将其拍照或影印寄他作为资料。收到张老嘱秘书写的回信后，我又写信去询问有关此件的更细一点的问题。张爱萍将军很快又让秘书写来第二封信。信中他告知我：“1、当时住在江西瑞金；2、这份文献产生前没有和谁商量或修改的事。至于哪家印刷厂承印及厂址，已经记不清了。
就这样，张老终于帮我们弄清了这份诞生于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的珍贵文献的来龙去脉。1995年国家革命文物鉴定小组来到南京，经过笔者的具体汇报，这件文物被一致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二求张老：为周恩来纪念馆题词首次求张老就获得了满意的结果，我便“乘胜前进" ：请求张老为我们周恩来纪念馆题个词。贺秘书根据张老的授意回信说，“周恩来逝世时，张老曾写了一首词寄托哀思，《人民日报》、《解放军报》都曾发表。在贵馆初建时，曾将此词书写赠与贵馆，想来早已收到吧？因此，暫难满足贵馆关于题字的要求了，请谅！”
我没有灰心，再一次去信求索。张老又于1994年6月20日嘱秘书回信说：……张老又回忆了一下，着有关同志又查阅了过去的登记，确实为贵馆写过。内容是张老写的那首词《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不知此题词是寄错了还是投递错了。方便的话，请到周恩来故居查问一下，有了结果，我们再视情况争取一下，力争满足你们的愿望。认真细致是张老的一贯作风，没有结果，是不好再次提出的，相信您会谅解的。”康遵照来信要求，我专门去了一趟周恩来故居，又查阅了淮安市政协1988年3月以前为纪念周恩来诞辰90周年征集的全部书画目录，都没有发现张老的墨宝，只好再次据实向张老汇报。
1996年1月10日，周恩来逝世20周年之际，我们终于收到了86岁高龄的张爱萍重书的这份珍贵墨宝：
满江红·痛悼周恩来总理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张爱萍愁雾弥天，江海水、怒号翻滚。举世恸、追思勋业，马列开逡。为国为民孺子牛，任劳任怨绝代尹。艰难际、大任系安危，何驾云！
惊雷震，天地忿；朔风烈，泪雨淋。四十六年前，重军路引。难忘少年谆教诲，常忆征途亲指领。提劲旅、打破核垄断，攀万仞。
为了怕邮寄丢失，张老这次是派专人直接送到淮安；同时还带来了老红军李永悌将军另。幅怀念周恩来总理的百米长卷书法作品。现在这两件作品都已成了周恩来纪念馆珍贵的馆藏。
三求张老：为周恩来纪念馆馆刊题写刊名我在两求张老两如意后，便想再请张爱萍将军为我们纪念馆馆刊《丰碑》题写个刊名。
这回张老收到我的信后(也可能是他的秘书贺茂之同志转告他的，因为多次交往后，我求张老的事都是直接向贺茂之写信或打电话)，很爽快地写好刊名，由贺秘书用挂号信寄给了我。我正好在1996年的清明节，也就是4月5日收到了张爱萍将军挥毫题写的“丰碑”二字手稿。
这米刊名至今仍在周恩来纪念馆不定期出版发行的《丰碑》杂志的封面上使用着。每当新一期“丰碑”问世时，我都要对着“丰碑”二字凝视许久，以至不忍释手，因为它总勾起我对张老的许多敬仰和怀念。
四求张老：为一幅照片澄清史实
199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我们经与馆领导商定，举办“周恩来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大型图片展。这次展出由我拟出四个专题：同仇敌忾，抗击外侮；折冲樽俎，团结救国；出谋划策，捷报频传；分清敌我，共纾国难。
在选用展出照片时，为其中一幅选自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辑出版的《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大型图片集》上的“镇淮楼”照片发生了疑问。因为原图片集上只说是1945年淮安解放后的镇淮楼而没署摄影者，看上去又不像镇淮楼。在试展时，我们请来一部分人先看，征求意见。时任《淮安日报》总编辑的李凤翔先生说，淮安城第一次解放时，我们淮安籍车桥镇人潘际炯先生曾进城采访过粟裕同志，当时潘任《大公报》记者，这张照片可能是他当年拍下的，问问他就知道拍的是淮安什么地方了。我设法与他联系，但没有成功。我就再与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保管部刘桂香主任联系。她告知我，这张照片好像是张爱萍拍的，没听说是潘际炯。
我给贺秘书写了信，还随信寄去了这张照片的翻拍件，请张老鉴定是不是他拍摄的。
这一回我没有收到回信，也没有接到电话。展览结束后，我仍为没能弄清那张照片的问题而遗憾。
过了两年之后，我又一次向张老写了信，并再次寄去了那张照片翻拍件，请教是否是张老所拍，问他如果是他所拍，拍的是淮安什么地方。
1998年10月13日中午，我接到了贺茂之同志打来的电话：
“张老看了你写给他的信，也仔细看了寄去的照片，他进行了认真的回忆，认为这张照片是他拍的。因为张老清楚地记得照片上的楼上有当时随新四军攻城部队一起进城的新安旅行团用石灰水刷下的‘ 新民主主义中国万岁！’
的大字标语。他对这点印象很深。张老说，他当时虽从三师调任四师师长，但淮安当时是我们华中解放区的首府，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就设在淮安，他经常到淮安参加会议，或请示汇报工作，所以也拍了不少淮安的照片。至于拍的什么地方，因为时间过去50多年，他已记不清了。但是，你们是淮安人，找几个老年人对照照片回忆一下，不就清楚了吗？”果然，经我自己对旧时淮安城的回忆和访问几位“老淮安”，大家一致确认这张照片是当时淮安城的南门迎薰门的城门楼。至此，这张有争议的照片的拍摄者及来龙去脉均已得到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