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阮学珂离开我们已经28年了。父亲生前长期从事党的医药事业，无论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设时期，他都兢兢业业地工作。在他的遗物当中，有1944年10月在延安边区文教大会上被授予“模范药剂师”、同年12月又被评为“模范工作者”的奖状和纪念章。每当看到这几件珍藏的证件时，我们都不禁陷人深切的怀念和回忆之中。
踏上抗战征程
父亲1913年9月初五出生在西南边陲的云南省弥渡（现名为祥云县）阮家营。早年毕业于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曾经做过教员和小学校长。1936年他为求学深造、寻求发展，取道越南，途经香港来到上海，在表兄办的药厂打工干活。1937年，他考人了上海中法大学药学专修科，开始了半工半读的学习生活。由于勤奋好学，他在校学习期间就担任了分析化学教授恽子强（恽代英烈士的胞弟、生前为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的助教，协助进行教学和科研工作。
1937年的上海已经不能放下平静的课桌了。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后，8月13日，“淞沪抗战”也爆发了。后来，上海租界成了“孤岛”，但我党的影响和工作已深人到社会各个阶层。父亲在校学习期间同样受到强烈震撼，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学协”（即上海学生抗日救亡协会的简称），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活动之中。另一方面他的老师恽子强教授也对他有重大影响。恽教授治学严谨、为人正直而且支持革命。父亲从他那里不仅学到了专业知识，更受他的影响，逐步明确了人生的奋斗目标。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迅速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重建后的新四军第一任卫生部长沈其震（全国解放后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全国政协常委）于1942年初秘密到上海开展工作。其中一项任务就是动员一批医药人员到新四军去工作。他找到恽教授，动员他们去根据地筹办药厂。父亲知道后，十分兴奋。他们冒着白色恐怖的危险，立即着手准备创办药厂的各项工作：收集资料、书籍，采购仪器设备等等。1942 年3月28日，父亲携带着这批抗日根据地急需的物品，只身过长江来到靖江我军的联络站。等恽教授一家人到来后，他们老少一行人，包括恽代英烈士的儿子恽希仲，于4月份进入江苏盐阜区新四军军部。
陈毅军长在繁忙的战事中亲切接见和宴请了他们一行人。通过陈军长的介绍，父亲对我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和新四军的艰难历程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席间，陈军长得知我父亲是云南人时，就叫夫人张茜拿出自制的泡菜，说：“吃点家乡的酸辣菜，四川、云南口味相近。”与新四军叱咤风云的最高将领的这次见面，使父亲感慨万分。多年后，他回忆往事，还说：“那坛子泡菜的味道真是不错！”
七千里路奔赴延安
1942年冬，日寇将“扫荡”重点从华北转向华中地区。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机关于1942年底开始向淮南盱眙县黄花塘地区转移。当时，父亲所在的华中制药厂地处淮南盱眙县大刘郢村，离日寇占领的城镇不远，所以在1943年初也暂时停止生产建设。组织上为了保存和发挥这批技术力量的作用，决定让我父亲随军卫生部长沈其震等去延安。与他们同行的先后共计15人。有他的老师恽子强教授及家人，还有孙方琪、左英、杨光等。
沈其震同志率领的这支“老少文弱”的特殊队伍于1943年1月从淮南出发，2月初，日伪军就出动约14000余人大举向我盐阜区进行了拉网式的大“扫荡”。这支队伍虽然脱离了虎口，但去延安的路上依然是困难重重。途中他们要经过江苏、山东、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六省，跨越陇海、津浦、平汉、同浦四条铁路，要穿越日、伪、顽的重重封锁线和许多交战区。
队伍开始出发时还有马骑，以后只留一二匹马驮行李。进入山东以后，许多路线必须经过敌占区，穿插行军，所以马匹都留下不能再用了。每人背个小包袱行走。每段路都有各根据地的武装部队护送。敌人在公路、铁路两旁都挖了深沟，并在要道上修筑了碉堡，日夜巡逻。过封锁线都是夜行军，到封锁沟边，先滑下去，到了沟底向上爬时，上面的人递下枪柄抓住向上拉到路面。一般过封锁线后还要走一二十里路才能到安全地带。因此有时一天要走十几个小时、一百多里路。在鲁南走过临城枣庄一段路后，还要通过微山湖边国民党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的防区，由于李仙洲秉承蒋介石的旨意，不打鬼子，专门与抗日武装搞摩擦，因此这段路既远又危险。护送任务是由富有传奇色彩的铁道游击队担任。带队的指挥员很年轻、英俊，腰挎两支驳壳枪，其他战士也长短两支枪，很是威武。在此之前他们护送过胡服同志（少奇同志化名）过路。
由于敌情严重，因此那天的行程特别长。大家分秒必争，脚不停步，自带的干粮也是边走边吃，从头天黄昏一直走到次晨东方露白，一夜赶路一百六七十里。他们依次走过了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一二O师的驻地，经过山东、冀鲁豫、晋冀豫、晋西北等数个根据地。所到之地，部队的领导和同志们都热情地接待这批来自新四军的客人。由于战事紧张，主力部队和指挥机关也经常游动不定。在路过晋冀豫根据地麻田八路军总部时，时任一二九师的刘伯承师长还风趣地对他们说：“现在这儿形势紧张，你们要快走，犯不着苍蝇撵着蚊子飞呀。”
当时，各个根据地都是刚刚经历过日寇的“大扫荡”，军民生活异常艰苦。在鲁南山区一带的老百姓和部队都断了粮，只能吃糠咽菜和吃树叶充饥。为了招待新四军的客人，当地尽了最大努力，才搞来一些榨过油的花生饼，放进锅里煮成花生渣的稀糊糊。
沈其震同志边喝边幽默地说：“我们在喝可可牛奶哩。你们看，不是有红又有白？营养丰富，喝了走路才有劲呢。”逗得大家都笑了。在山西境内的晋西北根据地，部队能供应给他们的最好的食物也只能是喂牲口的黑豆，他们自己推碾子压碎后再煮着吃。这样，他们这支队伍历时8个多月，行程七千余里，终于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次不平凡的长途跋涉，使父亲得到极大的锻炼。领导的榜样，同志们的团结互助都使他的思想境界进一步升华。 行军途中他忙前跑后，主动照顾老同志、小孩和女同志。宿营以后，他挑水做饭，和护路的战士及当地的老乡一起忙活。大家赞扬他说：“真看不出阿珂是从上海来的大学生。沈其震在行军途中曾作《满江红》词一首，其中有“谋国宁辞汤与釜，匡时应呕心和血”，表达了他们对党的一片赤诚和为革命事业赴汤蹈火、呕心沥血的决心。
在中央医院的日子里1943年10月，父亲被分配到直属中央总卫生处的延安中央医院工作，担任药房主任。中央医院位于一个名叫李家洼的山边，医院就建在从山下到山上的一排排窑洞里。他们在窑洞里安顿下来，立刻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转眼到了第二年春节，父亲与左英、杨光等人去枣园探望带队来延安的老领导沈其震同志。当时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也住在枣园。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那天当地的老乡组织了腰鼓队、秧歌队，唱唱跳跳地来给中央首长拜年，场面非常欢快和热闹。父亲他们都被深深地吸引了。不知什么时候，在他们不远处站着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衣着朴素，正抽着烟，也在兴致勃勃地看表演。大家看原来是毛主席！他们立刻喊了起来： 毛主席，您好！毛主席笑嘻嘻地走过来，与他们一一握手，并亲切地闲聊起来。问他们在哪个单位工作？什么地方人？年纪多大了？等等。刚开始他们就像小学生见到了老师，个个都很拘谨，问一句答一句，但在几句问话以后，大家的心情变得亲切和兴奋起来，争先恐后地回答主席的问话……那一天他们真是高兴极了，回到驻地后，兴奋地围坐在一起，热烈地回忆着刚刚发生的一切，说着笑着，一直到很晚。这以后他们有更多的机会目睹革命领袖们的风采。
在延安，由于国民党的长期封锁，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但精神文化生活却很充实。每逢节假日，中直机关常常举办舞会，中央领导同志也常去参加，与群众同乐。父亲原本不喜欢跳舞，这时也起劲地学会了扭秧歌和跳交谊舞。这一切使他感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和活力。
在延安这个生气勃勃的环境中，父亲心情十分愉快，工作更加勤奋。医院的用药和一些器材要到蓝家坪中央总卫生处去领取，父亲深知这些药品器材来之不易。它们有的是从国民党统治的地区千辛万苦搞到的，有的是海外爱国华侨捐赠并越过重重封锁线运来的。每次到蓝家坪领药，父亲都亲自前往，认真清点，小心搬运。蓝家坪和李家洼之间是一段不近的路，东西多的时候可以有毛驴驮，但经常是父亲自己挑回来。在医院工作的两年间，挑运药品是他一直坚持做的事情。为了节约药房的开支和解决医疗需要，他还动手就地取材制药。比如：自制蒸馏水，用于配制葡萄糖盐水；用辣椒制成防冻药；上山采集中草药，制成口服液及制剂，等等。对于医药最新知识的学父亲也不放过。当时在中央医院工作的苏联专家阿洛夫，就是他经常请教的对象。阿洛夫带来了当时最新的抗生素盘尼西林（青霉素）的菌种，父亲认真地学习和了解这种新药的知识以及生产过程，并细心地将菌种保存起来。因为这种新药仅在英美和苏联刚刚生产，中国包括上海在内尚无一家药厂可以制作，当然延安更没有科研和生产条件。但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可以做出中国的青霉素。这个愿望的实现是在上海解放不久，在陈毅市长的支持和童村等专家的努力下，由父亲等人具体组织试制和生产。1951年，国产结晶青霉素终于在上海研制成功，并批量生产，在当年国庆节前夕就在上海市场销售，实现了他的夙愿。
1945年6月，父亲光荣地加人了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