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将挚爱向光明

扬州市党史办几年前曾约过我一次稿，他们要收集、出版从扬州走出去的新四军和八路军女战士的纪念文章，我的母亲也是其中一位。我觉得母亲就是位普通的老兵，没什么显赫的战功和傲人的事迹，不写也罢。但母亲那代人，生在民族危亡的战争年代，只要不甘沉沦，她们的青春和生命注定都会有一段传奇的。

前几日我翻看家中的老照片，看到了1937年母亲的一张头像。小时候看像册时，记得是穿着国民革命军军服的，军衔为中尉；“文革”初，父亲怕惹事把它剪得只剩下头部了。

在父母去世多年后，我发现了家里还留有一张母亲穿国民党军军装照片的翻拍版，面部左侧稍有些模糊，于是请好友将这两张照片拼接起来了，很高兴又看到了那张老照片的大致面貌。

母亲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军衔升至解放军中校。当年军中的女校官可是不多的，而从国军中尉到解放军中校，这个概率恐怕就更小了。

母亲原名熊夙珍，年轻时因景仰民主革命烈士鉴湖女侠秋瑾，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熊瑾。我的外公熊梦如，曾是北伐国民革命军第26军的医佐，1927年北伐军攻打军阀孙传芳时，染伤寒病去世了。失去外公的外婆没有文化，只能靠做佣工为生。母亲小时聪慧，很想上学，但囿于家境，只得去蚕桑厂打工贴补家用。上世纪三十年代，外公在北伐军的同袍梁翰嵩，升任国民革命军的卫生部长，来扬州看望战友熊梦如的遗孀遗孤，听闻母亲上大学的愿望，立即拿出三百块银元支持。梁走后，我外婆对母亲说，咱们是孤儿寡母，别上大学了，留着这些钱过日子吧。母亲很懂事，自己报考了不收学费的护士专科学校。大约在1936年，梁翰嵩来信问起母亲上大学情况，母亲直言相告。梁说，既然这样，就别学护士了，到军队里安排个差事，于是把母亲安置到江西一个驻军医院当了少尉医官，次年晋升为中尉。

在这里，母亲遇见了她的教官孙逸致，孙是正规医学院毕业的女生，当时参加了共产党外围组织“读书会”，思想进步。母亲深受孙的影响，孙告诉母亲，国民党没有希望，应该去延安投奔共产党。特别让母亲动心的是孙说去延安可以免费上大学。于是，孙逸致和母亲给时任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主任、当时在进步青年中颇具有名气的徐特立写信，说明她们向往延安，希望去那里参加革命和抗战。很快得到徐的回信，欢迎她们去延安，说只要持他的信，到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报到即可。就这样，母亲舍弃了国民党军中尉月薪30块银元的优厚待遇，来到延安参加了每月只发一块钱生活费的八路军。

1938年5月，母亲与孙逸致到了延安后，先上了一期抗日军政大学，因为她们有从医的经历，之后又安排去延安医科大学15期学习，学制四年。母亲特别怀念在延安的日子，她说，那里虽然清苦，常年吃小米和盐水熬萝卜，偶然有豆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逢年过节才有肉吃。但是在八路军这里，青年军人都朝气蓬勃，有理想、有追求。军队中官兵一致，民主、平等。路过首长或教官窑洞，进去有什么好吃的，可以毫不拘束地放开吃。母亲说，当年请毛主席来校做报告，说来就来了。毛主席给学员讲话时说，现在是抗日战争，让你们安心在这里学习，为什么？因为我们党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你们是党的宝贝，是建国干部。这些话我听父母亲反复说过。母亲如饥似渴地学习，在该期学员中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还有一件我记忆深刻的事，1969年春夏之交，父亲被隔离审查和劳动改造一年多后，回到家里等待审查结论。一次，父亲与我聊起了母亲。父亲说，在延安时，有文艺演出或放电影，就相当是盛大的节日，他们要走很远的路去看节目。有一次看演出，母亲因个子比较小，挤到第一排，坐到长板凳上，演出快开始时，她掏军棉衣外兜里的眼镜，竟不小心把手伸到了旁边时任中办主任李富春的兜里。后来我很好奇地找母亲印证这件事，母亲说这事当时闹得动静挺大。

因为母亲是旧军人出身，审干时审查了她很长时间，直到延安整风结束后她才入了党。她争取加入党组织的路走得比别人艰难，因此更加珍惜共产党员的称号和荣誉，党性原则和组织观念都很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通州参加整修凉水河的工程任务，一个多月不在家，住在工地的帐篷里面。母亲意外摔伤，股骨颈骨折，我爱人急忙把她送去住院手术。母亲反复交待我爱人，不要把她受伤的事告诉我，免得我工作分心，而且还反复强调，别忘了把她这个月的党费交上去。

抗美援朝时，我父母都参加了志愿军。我两三岁时对父母都没什么印象，他们很忙，也不怎么回家。我只记得外婆，是外婆带着我住在后方的五龙背和宽甸，母亲入朝忙于伤病员的救治和前接后送，1952年因表现突出，荣立三等功。

母亲一生对知识的渴求给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记忆中，家中的物件一半是书，直到晚年她每天还都坚持阅读书籍和报刊。母亲因为渴求知识、追求真理而改变了人生，她们那一代人也通过集体的奋斗，创造了历史，改变了国家的未来。母亲虽然离开我们多年了，但我对她的思念越来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