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树春深更著花

邓颖超，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她还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伴侣与战友，在全国各族人民心中具有崇高威望。
　　邓颖超同志晚年担任全国政协主席。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关键时期，她充满激情、全力以赴投身于开创政协新局面的事业。她的胸怀、能力和忠诚给当代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值此纪念邓颖超同志诞辰120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表达对她的敬爱之情。

　　邓颖超1925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参加了中共六大，参与了隐蔽战线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在中央苏区，她担任过中央机要局局长，负责保护和传递党的机密信息。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她是中共七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一。邓颖超的参政经历为她提供了宝贵的政治经验和能力，也为她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发挥重要作用打下了基础。
　　邓颖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新中国成立后，她被任命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等。许多人都认为她完全可以进入党政界担任一些实职，如民主人士黄炎培就这样问周总理：“夫人能力出众，为什么没有在政府部门任职呢？”周恩来的答复简洁明了：“我本人已经是国务院总理，从避嫌的角度来看，只要我身在总理位子一天，邓颖超就不适合出任政府实权职务。”周总理还表示，这是他们夫妻二人的共识，邓颖超也是这么考虑的。邓大姐没有丝毫的怨言，甘愿做一朵被总理丈夫遮挡的“红花”。她对身边的人说：“我是新的‘夫唱妇随’，他说什么，我都照办。”
　　长年累月的高强度工作，使晚年的周恩来身体每况愈下。1972年，周恩来体检时查出了膀胱癌，仍然带病坚持工作。1975年，眼见周恩来总理身体愈发虚弱，在邓小平、叶剑英等人的提议下，一批新任国家领导干部的人选名单被提交给了毛主席，其中邓颖超的名字就在列。然而，毛主席虽然已经签字同意了，但周总理还是拒绝了这个提议，说：“这是我和颖超之间的革命原则，原则问题怎么能打破呢？”
　　周恩来总理逝世后，邓颖超不用再避嫌了。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颖超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书记，跻身中央政治局，协同陈云同志推进党纪党风整顿工作；不久又成为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设想而付出努力。1983年6月23日，邓颖超全票当选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主席，继毛主席、周恩来和邓小平之后，她成为第四位政协主席。刚刚卸任的邓小平说：“相信大姐一定能干得好！”恰好此时，邓颖超的健康状况也刚调整到一个还算良好的状态，基本可以满足繁重工作的需要。
　　邓颖超当选为政协主席，寄托着大家对她的信任，也寄托着大家对周总理和邓大姐的敬重和热爱。面对2000多名政协委员的殷切期望，邓颖超说：“我被推选为主席，对我来说，是责任加重了。我应该把政协工作做好。”
　　邓颖超其实很早就与统一战线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邓颖超身负中共两广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的重任，与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宋庆龄、何香凝精诚合作，领导妇女运动，大大支援了国共合作下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时期，她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将统一战线思想巧妙地融入国民党统治区的妇女运动和对敌斗争中。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邓颖超还曾作为国民参政会中共方面唯一的女参政员和唯一的女政协代表，出席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为坚持抗战，为争取国内团结、进步、和平付出努力。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邓颖超被选为全国政协筹备委员会委员，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起草小组的成员，为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挥了重要作用。她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亲赴上海，邀请宋庆龄到北京参与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1949年9月1日，新政协会议正式开幕，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此后，她作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致力于推进各项工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不久，邓颖超利用早年与国民党方面的接触和联系，以及她在统战工作中的人脉和声望，全面出掌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她具有从事统一战线工作的丰富经验，又长期在周恩来身边生活，无论何时何职，其思想与行为始终闪耀着统一战线的光辉。
　　上世纪50年代后期，人民政协工作受“左”的影响，出现过一些波折；“文革”期间，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政协被迫停止运行；“文革”结束后，人民政协工作虽然开始续写新的篇章，但只是刚刚朝好的方向起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怎样更好地开展政协工作，才能打开全国政协工作新局面呢？
　　“牵牛要牵牛鼻子。”邓颖超注意到“文革”期间酿成的许多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还没有得到彻底落实，于是她把落实政协委员的政策作为突破口。她深知，落实一个人的政策，就可以影响和团结一大片。
　　为了督促检查落实政协委员的政策，邓颖超先后发起组织30多批联合调查组，奔赴全国各地。她亲自到问题较多、影响较大的上海和天津等城市，有重点地进行检查、督促。她深入到查抄文物的仓库去查看退赔工作的开展，细致了解具体进度。她一再亲自过问重点问题，直到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为止。
　　至1987年10月，在要求落实政策的530名全国政协委员中，已解决问题的有522名，落实率达98.5%。在各地政协委员中，要求落实政策的有4000多人，绝大部分都解决了问题。落实政策工作极大地调动了政协委员的积极性，他们高兴地说：“共产党说话算数，错了就改。”很多委员在落实政策后，以实际行动作出了新的贡献。
　　新时期人民政协的工作除了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也将工作重心转移到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上来。
　　邓颖超极为重视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她担任政协主席的5年期间，领导全国政协共举行了5次会议、17次常务委员会议和5次主席会议，对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方针政策、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国家财政预决算等有关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政治协商。各有关工作组还举行各种活动904（项）次，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专题报告77件，专题建议80件，综合材料95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与经济建设有关的。在这一时期的委员提案中，大量是关于经济建设的政策性内容，如经济体制改革、建设三峡工程等重大事项。很多提案被采纳并付诸实践，为促进我国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邓颖超还身体力行到各地调查研究，经常深入基层了解实情，积极为中央各项决策建言献策。
　　人民政协是中国各族人民爱国统一战线的组织，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邓颖超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对政协制度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点这一点，有着深刻认识。她经常告诫政协工作人员，一定要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嘱咐政协机关干部特别是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要放下架子，一定要发扬合作共事、广交朋友和自我教育的好传统好作风。为此，她对政协工作在组织上、制度上、作风上都进行了大力建设。
　　每逢国家有重大政策出台，为了做好民主党派的工作，邓颖超都及时向政协委员们通报，解除他们的疑虑，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批评，开展并接受民主监督。她一再鼓励大家要敢于提意见、敢于自我批评和接受别人的批评。她说，让大家讲话，天不会塌下来。
　　为了让政协内部充分发扬民主，邓颖超还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委员有针对性地视察和调查研究。她认为，只有让委员多了解实际情况，才能更好地履行职责，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为进一步发挥专门委员会的作用，她还就一些关心的问题组织委员进行专题检查。她要求在处理委员们的提案时，没有时间和人数的限制，可以随时就有关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不受任何约束。她重视委员们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把小组会办成委员们交流意见和讨论问题的平台，责成相关部门认真整理委员们的批评和建议，并将其分送有关部门参考处理。她还要求政协委员除了定期举行小组会议外，还需要在大会上发言。她主张给予每位委员更多的机会来表达个人意见和见解，以充分发扬民主精神。
　　在邓颖超提议下，为了更广泛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六届全国政协在组织上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政协的参加单位扩大到包括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界代表人士、少数民族人士、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归国侨胞、特邀人士等31个方面，增加了政协的代表性和包容性。她还常常告诫政协工作人员，要广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更不可人走茶凉。人民政协不怕“大”，不怕“杂”。
　　由于邓颖超重视充分发扬民主，在组织上、制度上、作风上实行了多项创新举措，六届政协期间，委员们建言献策非常踊跃，提出了许多高质量的提案建议，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
　　人们不会忘记，1959年4月9日，周恩来当选为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主席时，曾对政协委员们说过一段话：“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周恩来的指引下，文史专员们以独特视角和深厚的专业知识，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文史资料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他们此举不仅仅是在收集和整理史料，更是在为国家、为历史构建一个全面翔实的记忆库。
　　继承周恩来的遗志，邓颖超将文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当成一项重要工作。她非常重视历史资料的真实性。当她听一些老同志反映说有些搞史料征集工作的同志，为了从老同志手中征到史料，说什么“记忆不清写点印象也可以”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感到问题严重。她反复在常委会议上、主席会议上提到这个问题。她说：“文史资料不但要讲求数量，尤其要注重质量。文史资料是历史的真实记载，凭印象写是不行的。要把征集来的资料，经过整理、分析和研究，去掉其中不真实的东西，把符合历史真实的东西留下来，这样发表出来的东西才能发挥较大的作用。”这就为文史资料工作的正确开展指明了方向。为了鼓励青年在学习历史中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邓颖超常常亲自为一些书籍作序。
　　邓颖超在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主席期间，顺应时势、巩固并发展了邓小平在职期间政协工作的积极态势和良好局面，全面推动解决迫切问题，为新时期政协工作的开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对此，江泽民同志曾经代表党中央，对邓颖超同志在政协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不仅将邓颖超同志与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并列，还赞誉她是人民政协事业“伟大的开拓者和卓越领导人”。
　　邓颖超担任政协主席之时，已届79岁高龄。然而，她不仅承担政协主席重任，还身兼数职。即便在如此繁忙的情况下，她仍然能够凭借卓越的政治领导才能，丰富的统战工作经验，以及亲切和蔼、平易近人的品格，成功团结各方同仁。凡是接触过邓颖超的人，都对她有这样的印象：讲起话来言轻意重，做起事来举重若轻，部署工作既有宏观原则又有具体要求，而且无论在发扬民主，还是广交朋友方面，都能够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正是这种很强的亲和力，使邓颖超在同志们心中拥有崇高的威望，以至于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邓大姐”。
　　1988年，为了使政协组织能够继续保持旺盛的活力、为了使统战和政协工作都能够不断发展，邓颖超决定从政协主席的职务上退休，以便让比较年轻的同志来接替工作。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后，与会者用热烈的掌声欢送邓颖超。当大家请她先退席时，她站在会场门口，一个一个和常委们握手告别。她是那么谦恭真挚，潇洒豁达，把最真挚的祝愿、最殷切的期望都通过这最后的握手送给了比她年轻的同志。她的谦虚精神更使她最后退出领导工作时，划了一个令人难忘的出色的句号。
　　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在宁静中走完了她那充实且光辉的人生旅程。她的杰出贡献使她成为新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