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东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考察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先后发动宁绍、浙赣等战役，浙东地区主要城镇先后沦陷。面对日、伪、顽交错的复杂形势，浙东区党委通过扎实灵活的群众工作，相继开辟三北（镇海、慈溪、余姚3县北部地区和上虞县东北部部分地区）、四明抗日根据地，以及三东（奉化、鄞县、镇海3县东部）抗日游击区，使武装人员从1942年开辟浙东初期的900余人，发展到1945年北撤之际的党政军1.5万余人。

本文通过对浙东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的考察，进一步丰富浙东抗战史研究。

发展历程

“隐蔽”探索阶段（1942年夏至1943年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主政多年，对浙江各地进行了有效的管辖，建立了层层保甲制度。因此，在浙东抗日根据地开辟初期，浙东区党委采取了“隐蔽斗争”的策略，秘密开展发动群众的工作。

1942年7月18日，中共浙东区委书记谭启龙在敌后第一次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发动并组织敌后广大民众，适当的为改善人民生活而斗争”，并将农民、盐民、渔民及知识青年作为主要发动对象。次年1月20日，浙东区党委强调，“一切群众工作，均应以国民党及友军在游击区各种政策所能允许的范围下进行”；2月，又进一步指示，“应该善于研究利用合法斗争与合法组织的形式”开展群众工作。这一阶段，浙东区党委面对根据地复杂的斗争形势，采取相对保守的策略，通过合法的方式发动群众，对开展群众工作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

曲折发展阶段（1943年夏至1944年春）。随着三北、四明抗日根据地的壮大及三东抗日游击区的开辟，国民党开始重视这股“新势力”的存在。1943年3月21日，蒋介石致电顾祝同，限其4月底“剿灭”浙东新四军。对此，浙东区党委加紧了对群众的动员工作。

9月13日，浙东区党委发布指示，指出要想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必须加强在群众中的动员工作，加强我党我军与群众的密切联系”。10月27日，指示各级党组织要利用冬闲时间，“广泛开展群众的冬学运动”，通过举办各类群众团体学习班，启发群众对敌伪、国民党顽固派的阶级仇恨，拥戴浙东党组织。次年1月15日，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颁布施政纲领，明确“实行春耕秋收的群众动员”，着力帮助群众解决农业生产的问题；“实行减租减息”，以改善农民生活；“实行抗战与民主的普及教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3月7日，四明地委指出，要对群众进行说服教育，将反“清剿”斗争转变为群众性斗争。

这一阶段，浙东区党委打出新四军的旗号开展群众工作，在战争中动员、组织群众，在根据地内帮助群众发展生产，使广大群众认清谁才是真正抗日、改善群众生活的队伍，从而获得了群众的认可。

快速发展阶段（1944年夏至1945年秋）。第二次反顽斗争结束后，浙东抗日根据地迎来大发展。1944年8月14日，谭启龙在三北地委会议上对群众工作作出进一步指示：要着力减轻人民负担，并且只有在对敌斗争中获得胜利，才能改善人民生活。关于群众斗争的方式上要利用、发展群众组织，在基本区、游击区、敌占区要采取不同的斗争方式；关于群众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基本区的农民身上，团结组织农民，其次是革命青年，最后则是个别的中上层人士；关于群众团体干部要积极进行培养教育，要确保从群众中产生。

接着，三北地委对秋收斗争作出指示：通过“二五减租”斗争与秋收斗争将广大群众团结起来，在群众获得经济利益后，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将减租、秋收斗争转变为真正的群众斗争。9月25日，浙东游击纵队第一届军政大会开幕，在对浙东一年来的军政工作总结的基础上指出：部队与地方武装在战争中获得发展，在群众中提高了政治威信与军事威信，“群众已彻底了解了，只有三五支队才能解放人民”。10月11日，第三届浙东文教会议指出：“今天社会教育的主要对象，是广大的农民群众，一切教育内容与方式方法，都要以切合农民要求为第一。”据此，各地广泛组建农村俱乐部，争取民间艺人；大力兴办社校，教育农民群众。浙东抗日根据地迎来稳定的外部环境后，在浙东党政军的领导之下，人民群众广泛地参与根据地建设，形成紧密相连的血肉关系。

主要内容

宣传教育群众。日军侵占浙东主要城镇后，采取“以华制华”的方式，收编流寇，建立伪军伪政府，以期实现伪化浙东。而汪伪政府对此积极配合，加之国民党顽固派将新四军武装宣传为“奸伪武装组织”，企图麻痹群众，对此，浙东区党委积极开展宣传教育，以唤醒群众，获取信任。

一是开展形式多样的文艺活动。1942年12月，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新四军1师等，派遣黄知真、谢飞、黄源、江岚等一批文化干部抵达浙东，成为浙东抗日根据地文艺宣传的骨干力量。翌年，浙东区党委根据中央“社会教育重于学校教育”的方针，加强利用民间艺术进行抗战宣传。7月，社会教育工作队成立，正式对浙东地区的“的笃戏”进行改造。伊冰创作的《血钟记》 《大义灭亲》 《桥头烽火》，以及陈山的《英烈缘》、郭静唐的《生死路》等一经上演，就受到群众的广泛欢迎，在潜移默化中宣传了党的政策，提高了群众觉悟，坚定了他们抗战的信心。

除此之外，浙东抗日根据地创作了大量抗战歌曲。如《梁弄战斗歌》 《马家桥战斗》 《钢铁的纵队》 《浙东人民的救星》 《海防大队之歌》等，反映出浙东抗日武装英勇作战的气概。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创作立足于抗战实际，采用群众喜闻乐见方式，达到了宣传教育群众的目的。

二是开展冬学运动，发展社会教育。1943年2月，姚南县率先开展冬学运动，创办冬学30所，培养文教干部36人，影响群众1259人。10月，浙东区党委对广泛开展群众性的冬学运动作出了进一步的指示。次年，随着外部环境缓和，冬学运动在根据地广泛开展起来。12月，四明地区发布开展冬学运动的办法，明确对于群众的教育，秉承政治教育先于识字教育、群众干部教育先于普通群众的方针。办法中还对如何设立冬学作了详细规定，包括办学数量、办学经费、教材问题等。

经过不懈的宣传与动员，浙东根据地的冬学运动取得明显成效，仅余上一区推动3个乡镇，建立冬学6所，吸收群众200余人。群众干部通过漫谈、讨论、讲故事等形式开展教学，调动群众参与热情，掀起学习热潮。松厦区某地在敌伪“扫荡”后的第三天就举办夜校，参加群众50余人。

组织动员群众。在浙东根据地开辟之初，浙东区党委就重视对群众的组织动员。谭启龙在第一次敌后干部会议讲话时就提出了“发动并组织敌后广大民众”的观点。

一是在群众中培养干部。群众干部是浙东区党委开展群众工作的主心骨，在群众工作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起初，浙东群众受国民党政府及汪伪政府的反动宣传，对浙东党组织及其武装并不十分信任。为扩大影响，浙东区各级党组织注重在群众运动及群众斗争中吸纳优秀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入党，为群众工作的开展提供便利。除此之外，还将热心于群众运动的积极分子发展为群众干部，并对部分脱产的群众干部给予生活补贴，提高他们工作热情。

浙东区党委还通过短训班的方式培养群众干部。1942年8月，三北总办事处与江北办事处合办了一期民运训练班，培训学员50人。曾任四明地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罗白桦回忆道：民运工作人员翻山涉水，深入群众之中，同群众打成一片；他们从姚南到慈南再到鄞西宣传抗日救国，组织发动群众，与群众建立起深厚情感。1944年冬，姚南县利用农闲举办群众干部训练班，原计划培训150人，由于群众踊跃参加，大大超出原定名额。这些群众干部在自卫战争及秋收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浙东的群众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浙东敌后民主政权建设储备了干部。

二是发展群众组织。浙东区党委把发展群众组织、配合减租减息斗争，作为群众工作的首要任务。1942年秋，慈镇县推广减租减息，选择太平闸村为重点，动员农民成立农会同地主斗争并取得胜利，农会队伍也因此迅速发展。1943年初，姚山区、浒山区以保为单位建立基层农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乡农会。农民借助农会与地主进行斗争，确定佃租，也明白了联合斗争才能获取利益的道理。到1945年浙东党政军北撤前夕，三北、四明地区已建立县级农会4个，区级农会16个。

为保卫减租减息斗争的胜利果实，农民主动要求建立群众性的抗日自卫队，进一步发展壮大民兵组织。自卫队忙时为农，闲时为兵，既发展了武装，又实现了生产。1944年8月，为配合反“清乡”斗争，三北民兵出动上千人，割收电话线1500余斤，破坏电线杆1000余根、桥梁33座，有力地配合了正规部队的作战。除此之外，随着根据地民主政权的建立，工会也逐步建立起来。1944年10月，鄞奉县成立总工会筹委会；11月由6个手工行业成立同行工会；12月，姚南一地成立手艺人联合会。次年5月，浙东公营工厂总工会成立，标志着根据地工人组织发展进入新阶段。

改善群众生活。浙东虽为富庶之地，但宁绍战役后，日军侵占浙东主要城镇，如宁波、余姚、绍兴等，驻守浙东的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流窜至四明山区残害百姓，以致浙东民生凋敝。浙东党组织在开辟浙东之初就施行“改善人民生活”的政策，保障了根据地内部的稳定发展。

一是推行减租减息，减轻农民负担。1943年8月，三北地委作出实行“二五减租”的决定，对于租额、佃权及相关特殊问题作了详细规定。在此基础上，1944年7月，临时行委会出台《处理三北地区二五减租及其他佃业关系暂行办法》，进一步协调了佃业关系。同时，浙东根据地在减租减息中既照顾地主的利益，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节制地主对农民在经济上的剥削，减轻了农民负担。

二是通过发展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浙东开辟之初，浙东党组织就提出“注意游击区的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生产热忱，帮助人民解决各种困难（如犁牛、种子等）”的政策，尤其要利用军队帮助农民发展生产。1943年10月，浙东区党委在冬季工作指示中提出：推行合作运动进行劳动互助，帮助群众解决资金、农具问题，开建水利工程，实行冬季开荒；随后在施政纲领中再次强调“协助解决贫苦农民农具肥料种子的困难”及“协助山民解除兽患、开展水利、消灭荒灾”，开辟荒地发展生产。1944年春，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主席连柏生领导机关工作人员，仅在半日之内就开辟荒田1亩。鄞西某地因“清剿”致农村劳动力短缺，为响应春耕运动，政府工作人员帮助农民耕作，群众见状若遇亲人，纷纷诉说苦衷，同时表达对新政府的信任。除此之外，根据地还开展了打猎、灭虫、互助合作等运动，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进一步巩固了根据地。

1945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华中局指示，浙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撤离浙东大地。今天重新考察浙东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更加体会到浙东抗战的艰辛，更加理解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对于我们今天的群众工作仍具有重要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