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秉秀弃医从军

田秉秀是新四军名将谭震林的夫人。对这个姓名，包括她在上海读书和参加革命活动的经历，人们知之甚少。1987年9、10月间，笔者在北京面访她，听她讲述了青年时代在上海弃医从军的故事，以及为什么改名“葛慧敏”的原因。为尊重历史，本文仍记为田秉秀。

立志学医  治病救人

田秉秀，1920年2月13日出生于安徽省蒙城县一个富裕家庭。她父亲田子贞在清末得过功名，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弃官从商，积累了一些财富。田秉秀自小聪明伶俐，受父亲影响，不愿坐享富贵生活，立志学医治病救人，在怀远县启慧女中初中毕业后，考入上海教会仁济高级专科学校（以下称“仁济医院护士学校”）。

仁济医院护士学校学制4年，充满了宗教色彩，学生入学都要由牧师或教徒做保人。由于医院病房里正式护士很少，护理工作大多由护士学校学生来承担，工作时间很长，日班是10小时，夜班是11个半小时。有些学生受不了这样的苦，中途离校，只有半数左右的人能坚持到毕业。

田秉秀虽然自小生活优渥，却是一个肯吃苦耐劳的女孩。她起早贪黑地攻读专业知识，学校的各种考试都得到了高分，因此深得老师的喜欢。轮到去医院做护理工作，无论日班或夜班，她都专心致志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对病人的护理，既热情又周到，病人常夸奖她是最称职的护士小姐。

但也有一件事让田秉秀很为难。因学校是教会办的，不管信不信教，都要按规定时间到医院礼堂做礼拜。田秉秀对此颇为反感，但又不能拒绝参加。她把心里的苦闷告诉了最要好的同学王美兰。王美兰是云南人，父亲是锡矿老板。因受表哥的影响，王美兰思想很进步，告诉田秉秀自己也不喜欢参加宗教活动，但为了学业，只能做些表面的敷衍。田秉秀点头称是。

有一天，仁济医院来了一个年轻的病人。他叫张怀仁，是复旦大学学生。凑巧田秉秀在医院值班，听口音十分熟悉，一问才知道他是安徽涡阳县人，与自己家乡蒙城县相邻。因为是家乡人，田秉秀把做礼拜的苦闷告诉了他。张怀仁笑笑说：“这个问题不是一二句话说得清楚的，我出院后再找你谈谈。”田秉秀很信任他，点头答应了。

参加革命  奔向光明

张怀仁出院后，就把田秉秀的事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原来，张怀仁是复旦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党组织要他物色进步青年，时机成熟后发展入党。张怀仁经常送些进步书籍给田秉秀阅读。田秉秀本来不满护士学校沉闷的宗教氛围，看到张怀仁送来的书籍，兴致勃勃地阅读起来。读完一批，她又提出新的阅读要求。慢慢地，她发现这个安徽同乡思想进步、胸有抱负，从他那里懂得了许多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革命道理。

有一天，张怀仁带了一个名叫赵伯华的年轻人来找田秉秀。张怀仁介绍说，赵伯华是湖南零陵县人，参加过北伐战争和广西百色起义。这让田秉秀心生敬佩，十分崇敬。她当时不知道赵伯华早在1927年9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更不知道赵伯华是奉党组织之命，前来考察并准备介绍她成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在张、赵两人的动员和鼓励下，田秉秀走上社会，为上海工人运动作出贡献。

几天以后，张怀仁和赵伯华领着田秉秀，在晚饭后坐汽车前往杨树浦临青小学。这时，学校教室里已经坐满了附近赶来学文化的青年男女工人。田秉秀先教唱歌曲，其中有《义勇军进行曲》 《劳动工人歌》等。田秉秀嗓音甜美，工人们都喜欢跟她学唱歌。几支歌后，转入教大家识字。田秉秀是安徽北部人，有很好的普通话基础，加上在上海数年，既会上海方言，又能说一口标准普通话。在她的教学下，工人们学文化进步很快。工人文化夜校每周开设三次，每逢上课。工人们都不愿缺课，大家对这位夜校老师的工作热情和教学水平都很满意。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消息传到上海，数以千计的学生和市民参加赴京请愿与示威游行，遭到英租界巡捕与国民党军警的拦截、驱赶与殴打。一部分受伤的人被送到仁济医院救治，田秉秀和护士学校的进步学生。积极地投入到救护工作中。听到受伤人员的诉说，田秉秀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与愤恨。她的思想与行动，张怀仁、赵伯华都很满意，在向党组织请示后，决定由赵伯华出面，找田秉秀进行入党谈话。

1936年春夏间，田秉秀由赵伯华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自此以后，田秉秀经常参加赵伯华、张怀仁等领导的地下活动。据田秉秀晚年回忆，为党组织递送情报是她承担得最多的工作。因为她是仁济医院护士学校学生，不易受到国民党军警的关注，每次都能圆满完成任务。进入1937年后，日军侵华气焰一天比一天嚣张，战争随时都会一触即发。党组织要求田秉秀发挥专长，在工人文化夜校讲授战场救护知识。她的好友王美兰已经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一起投入工作。

辗转千里  走上抗日一线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不久，上海爆发八一三事变，侵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对市区狂轰滥炸，造成大量市民伤亡。田秉秀一边投入救护，一边思考如何在抗战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时，护士学校唐淑萍等3名女生放弃毕业文凭，毅然报名参加中共江苏省委军事委员会动员组织的抗日武装。她向张怀仁和赵伯华请示，两人都建议她到延安去。

田秉秀就与王美兰商量，决定一起去延安。两人找到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的同志告诉她们，可以先去西安，再想办法去延安。但由于上海战火纷飞，已经没有开往西安的火车了，她俩只能绕道香港，再经广州、汉口、郑州等地去西安。

1937年9月下旬，淞沪战役还在激烈进行之中。许多人都准备离开战火纷飞的上海，因此，买一张从上海到香港的船票非常困难。田秉秀和王美兰天天往十六铺码头跑。月底，两人终于买到船票，登上了开往香港的海轮。为了安全，她俩烫了头发，穿上旗袍和半高跟皮鞋，装扮成阔小姐模样，以减少沿路的检查。到达香港，她们立即赶到火车站。但此时的火车站秩序已经非常混乱，乘客都在争先恐后地爬火车。田秉秀觉得很为难，自己一个17岁的大姑娘，穿戴得又光鲜亮丽，怎好意思去爬火车？王美兰说：“不爬火车，我们去不了西安！”田秉秀咬了咬牙，就和王美兰爬上了一列开往湖北汉口的火车。就这样，两人一路辗转到达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

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告诉她们，山西临汾八路军学兵队正在招生，让她们先去临汾，学习结束后再去延安。两人到临汾八路军学兵队报过名后，被编在了女生区队，区队长李伯钊。接着每人发到一套灰色军装，两人都剪了短发，脱下旗袍和高跟鞋，换上军装，扎上绑腿带。两人对视一笑，俨然英姿勃发的女军人。

接下来的学兵生活十分艰苦。女生区队以班为单位，住宿在刘村镇老百姓家里。当时正值冬天，地上铺上稻草，七八个姑娘挤在一起。吃的是小米粥饭，下饭菜基本上就是萝卜干。学兵队规定，早上起床哨后，要在5分钟内穿好衣服集合出操。田秉秀眼睛近视，在训练中摔破了两副眼镜。上课或在老百姓院子里，或在广场上，或在寺庙里。厕所都是学员们自己挖的土坑，再用玉米秸秆围起来。因为缺水，学员们每星期只洗一二次脸。

1938年2月，为期三个多月的学习训练结束后，田秉秀和王美兰被分配到南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不久被调到皖南泾县。次年春末夏初，田秉秀又被派到铜（陵）南（陵）繁（昌）地区工作，担任铜南繁三县妇女委员会宣传委员。当时，由谭震林担任副司令员的新四军第三支队驻地在繁昌，田秉秀又被任命为三支队司令部军代表，参加三县上层统战工作。她出色的工作能力引起了谭震林的注意，两人在工作中又加深了对彼此的了解，遂于当年6月上旬结为伉俪。1940年3月，谭震林奉命前往苏南东路创建抗日根据地。5月，田秉秀也去了东路。因为她在皖南与谭震林的夫妻关系几乎家喻户晓，为了保密，改名为“葛慧敏”。自此“葛慧敏”的名字伴随她终生。

在东路，她见到了在上海的入党介绍人赵伯华，才知道他在淞沪战役期间，奉命前去青浦组织地方抗日武装，1938年5月又调到东路工作。赵伯华告诉田秉秀，张怀仁不幸于1937年11月被日军追击，在泅水过苏州河时呛坏了肺，后在安徽涡阳老家吐血而亡。让田秉秀没有想到的是，时任新四军6师18旅51团参谋长的赵伯华，1941年7月15日在无锡县玉祁镇反顽战斗中英勇牺牲。两位革命领路人和入党介绍人，先后为民族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鲜血，让田秉秀心里不胜难过，一辈子记着两人的名字。